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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5）
然而，胡适即便如鲁迅一样对国民党政权满怀痛恨和敌视，他也不会如鲁迅一样盼望这个政权尽快“灭亡”，更不会认同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它。这里就显出“政治怀疑主义”与“政治工具主义”的区别。在胡适看来，国民党政权虽是一件并不理想的“工具”，但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若以暴力的手段摧毁这件“工具”，取而代之的“工具”未必就更理想，而国家民族却要付出血流成河的惨重代价。在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上，胡适是不相信有什么一蹴而就的方法的，他只相信“一点一滴的改良”，而不相信任何人能有一夜之间真正扭转乾坤的神力。所以对于以暴力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他倒是有着深深的怀疑：“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11）。
既然以暴力的方式摧毁这件“工具”并不可取，那怎么办呢？胡适的回答是：一点一滴地改造它。胡适在强调暴力革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强调：“我们应该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变迁。”（12）这也清楚地表明，胡适认为，唯一可行的 ，是以渐进的方式，一尺一寸地把“秘密结社”和江湖帮会式的国民党改造成现代民主政党，把中国改良成现代民主国家。这种观念，也就决定了胡适与国民党政权之间必然是那种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改造的前提是保存。如果这个“工具”从根本上被摧毁了，所谓“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也就无所附丽。所以，在国民党政权面临生死存亡时，胡适会从“道义”上支持它。改造还意味着要接近它、接触它、与它保持必要的“合作”，若是一味地疏离、回避、对抗，所谓“改造”也就无从谈起。当然，改造更意味着批判指责，意味着从正面提出要求，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一种经常性的对抗。“合作”是手段，“改造”是目的，而没有“对抗”也就无所谓“改造”。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62年胡适与世长辞，胡适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都可用“合作与对抗”来概括。
我们知道，鲁迅是怀着“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的心态与国民党“战斗”的，而胡适则是怀着“补偏救弊”的目的对国民党进行批判、指责的。在“人权运动”爆发后的1929年7月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驱使鲁、胡二人批判国民党的不同心态，也决定着他们必然采取不同的批判方式。
“最好闭嘴”与“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
鲁、胡二人对国民党的批判，在方式上表现出鲜明的差异。
鲁迅惯用杂文这种文体进行批判，通常都很短小、凝炼。而胡适则通常是用长篇论说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这种不同文体的选择，除了其他一些主客观原因外，恐怕也因为二人在政治学的理论修养上相差很大。鲁迅那些针砭现实政治的文章，之所以都写得短小精悍，也因为他其实不可能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地谈论政治问题。说得直白些，鲁迅缺乏对政治问题进行刨根究底、瞻前顾后地分析、评说的理论修养（当然，他也不屑于具备这种修养）。而胡适几乎从不纯感性、纯直观地谈论政治问题，他总要依据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主义”、自己的政治理论修养，并且还依据自己在美国对民主政治的目睹和参与，来对中国的政治问题展开论述，来表达自己的褒贬臧否。在这个意义上，胡适那些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是标准的“政论”，而鲁迅那些谈论政治问题的杂文，则不宜称作“政论”（当然，他也不屑于这种称呼）。
对于现实政治问题，鲁迅总是从反面出击，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要害，一针见血。而且总是以嘲讽为基调的。鲁迅止于对现状的冷嘲热讽，却并不对应该如何发表正面的看法。当年，在与自由主义者的争论中，梁实秋曾写了《“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13）一文，其中说：“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实’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实’的药方。”梁实秋要求知识精英不要止于对现实的“冷讥热嘲”，而要正面地发表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这种要求首先是针对鲁迅的杂感而发的。鲁迅对此的回答是：“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14）。说没有正面的意见要表达，就不能对现状表示不满，这固然荒谬。但时刻对现状感到不满的鲁迅本没有多少正面的意见要表达，却也是真的。鲁迅之所以在谈论政治现状时总是从反面出击，也因为他无法从正面发表政治意见（当然，他也不屑于正面地发表政治意见）。鲁迅没有政治上的“信念”要坚守，没有政治上的“主义”要宣传，所以，从反面谈论政治问题，也是极自然的选择。而从反面谈论问题，言必嘲讽也是难以避免的。鲁迅也曾有这样的夫子自道：“我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15）好用反语，固然有性情、气质方面的原因，但本就没有坚定而系统的正面意见要表达，恐也是原因之一种吧。而胡适则不同。胡适对中国的政治，有一整套现实的设计，甚至有短期、中期和长期等不同时段的目标规划。这也使得胡适有可能总是从正面对国民党的政治提出批评；总是不但指出国民党做得不对，还指出为何做得不对，更详细地指出怎样做才对。正面的建设性的批评再尖锐，给听者的感觉也与反面的嘲讽是大不一样的。
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6）
鲁、胡二人的批判还有一点不同，也许也值得一说。这就是，鲁迅是不断地变换笔名发表自己的文章，而胡适则始终坚持用真名实姓。鲁迅频繁地变更文章的署名，自有不得已的理由，这里也并无说鲁迅不该如此之意。但这在客观上也毕竟与胡适形成一种对照。胡适是把是否以真姓名发表言论视作一个原则问题的。在1931年1月15日致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信中，胡适这样评说《新月》的“人权运动”：“《新月》在今日舆论界所贡献者，唯在以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此例自我提倡出来，我们自信无犯罪之理。所谓‘负责任’者，我们对于发表言论，完全负法律上的责任此类负责任的言论，无论在任何文明国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发表，不可加以压迫。若政府不许人民用真姓名负责发表言论，则人民必走向匿名攻讦或阴谋叛逆之路上去。”到了1959年，胡适还对台湾的《自由中国》杂志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必须用真姓名、真地址，否则一概不予登载。”（16）鲁迅不断地更换笔名自有他的苦衷，而胡适坚持用真姓名也自有他的理由。这里不对二者做出孰是孰非的评说，只指出：一篇用笔名写的批判文章，与一篇用真姓名写的批判文章，给人的感觉也是两样的。
在文章的整体风格上，鲁迅以尖锐、泼辣著称。他对杂文的要求是应该如匕首和投枪，应该能“一击致敌于死命”。他自己的杂文当然是这方面的典范。郁达夫曾说鲁迅的文章“简炼得象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17）这说出的是鲁迅读者的普遍感受，当然也是国民党当局对鲁迅文章的感受。而胡适作文追求的是平易畅达，怎样才能最清楚明白地表达他的见解、宣传他的“主义”，他就怎样写。即便同样是对国民党的严厉批评，如果说鲁迅给人的感觉是总如“寸铁杀人”的匕首，那最严厉时的胡适，也只是像手术刀。同是利器，匕首和手术刀也让人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再锈钝的匕首，也是杀人的“凶器”，因而也让人感到一种寒冽、一份恐惧；而再锋利的手术刀，也是救人的工具，因而也总让人感到一种慈爱、一份温情。鲁、胡二人批评现实的文章，的确有“杀人”与“救人”、“放火”与“灭火”之别。在《花边文学》的“前记”里，针对《申报·自由谈》“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鲁迅写道：“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而“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鲁迅的意思是，像他这样谈惯了“风云”的人，即便只能谈“风月”，也照样可以谈出刀光剑影，照样可以谈得烈焰灼人。有趣的是，在“人权运动”遭到打压后，胡适也用一则古典表明过心迹。1929年12月，胡适将“人权运动”中的文章集为《人权论集》出版，并在序言中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又写道：“周栎园《书影》里有一则很有意味的故事：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