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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较之鲁迅要复杂得多。国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不同观念的矛盾和较量，有不同派系的明争或暗斗。而胡适们之所以能尖锐激烈地批评国民党，甚至“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也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了国民党内部的思想和权力纷争，正如沈卫威先生所说，“是钻当局的空隙，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23）沈卫威的书中，对“《新月》背后的政治关系”有精彩的分析，在此就不赘述。
我知道，我并没有把鲁迅的不“敢”和胡适的“敢”说清楚。好在我真正关心的，也不是这个很具体的问题，而是鲁、胡两个同时代有巨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不同的现实姿态和政治取向。——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就更不容易了。
2003年2月15日
注释：
（1）见胡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7页。
（2）（7）收入《伪自由书》。
（3）（4）见《人权论集》。
（5）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05页。
（6）《自选集·自序》。
（8）“鸟政府”亦为胡适用语，见胡适诗《双十节的鬼歌》。
（9）收入《胡适文存二集》。
（10）见增田涉《鲁迅传》。
（11）（12）见《这一周》。
（13）载《新月》第2卷第8期。
（14）见《“好政府主义”》，收入《二心集》。
（15）《两地书·十二》。
（16）见胡明《胡适传论》第1032页。
（17）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18）见内山完造《鲁迅先生》。
（19）见《鲁迅评传》第161页。
（20）见《鲁迅评传》第101页。
（21）见《胡适研究》第二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版。
（22）见沈寂《论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
（23）见《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1）
——从一个角度看毛泽东文化观念和精神气质的形成对毛泽东这个人物，可以，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研究。最近十几年来，因了所谓“毛泽东热”的关系，关于毛泽东的书出了不少，但我觉得，真正当得起“研究”二字者，则颇难寻觅。在中国大陆，对毛泽东的学术研究，可以说尚未真正展开。但我想，总有一天，毛泽东会成为很重要的学术研究的对象，甚至最终会有一门“毛学”出现也未可知。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当是毛泽东研究的一个方面。说到毛泽东与中国古代文学，人们首先会想到毛泽东与中国古代诗词之间异常密切的关系。比较起来，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之间的关系似乎要稀疏和淡薄些。但深究起来，给予了毛泽东更深刻影响的，恐怕是中国古代的小说而不是诗词。《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等，这些小说，在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谋略”这种技术层面上，也体现在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精神层面上。
一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同学和友人萧三，上个世纪30年代在苏联写下了被认为是第一篇关于毛泽东的传记《毛泽东》，其中在谈及与毛泽东的同学生活时写道：“我们常在一起交谈读书心得。毛泽东同我们大家一样，不喜欢孔夫子。他背着父亲和教师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像《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岳传》、《说唐》等。他给我讲这些书的内容。我也知道一些毛泽东没有读过的小说。我同样乐于把它们讲给自己的新朋友听。毛泽东听完后对我说：‘这些书都不错，可是我还是最喜欢读那些描写起义、造反的书’。”（1）自萧三的这篇《毛泽东》始，后来的种种关于毛泽东的传记和其读书生活的著作，几乎都要说到他从少年时代即开始的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嗜好。有的著作还写得分外具体和绘声绘色。例如，美国人特里尔所著的《毛泽东传》写到传主16岁离开韶山赴东山高小求学时有这样的文字：“天刚亮他就出了韶山，这是一个凉爽的金秋的早晨。肩上还是那根用惯了的扁担，但是两头担的不是粪筐。一头是一只装着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蚊帐的包袱，另一头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小筐。”而在东山小学堂，“同学们都很敬佩毛对《三国演义》等小说的记忆力，他们喜欢听他复述其中的精彩片断。但是毛认为小说描绘的都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这使得每个人都感到震惊。关于这一点，他还和历史教师发生过争论。对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泽东都对其大加指责，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毛不愿接受批评，正像他后来在回顾这段学习生活时所承认的那样。”并且，“关于小说的争论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三国时期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进退两难的同学签名。”（2）当然，毛泽东自己也曾亲口对斯诺说过自己少年时期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迷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此的记述也广被引用。毛泽东在对斯诺说自己当年喜读中国古代小说的同时，还说了这样一番也常被引用的话：“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觉它们全部都颂扬武人，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这是斯诺根据毛泽东谈话的大意所做的文字表述，在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毛泽东自传》中，具体用语和句式又有所不同。事实上，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后，并不只对斯诺一个人说过少年时读旧小说过程中的这种困惑和“醒悟”。据他的卫士长回忆，1947年6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中央纵队转战陕北途中在田次湾宿营。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坐在火堆前烤火，毛泽东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周恩来小声问道：“主席又在想什么？”毛泽东抬起了头，谈起了他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时心里的一个疑问，“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演义》，读起来就放不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书里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3）毛泽东在险象环生的转战途中还在想着小时读小说过程中的这种发现，可见这种发现对他思想和情感和刺激之强烈。事实上，少年时读小说过程中的这种发现，后来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的文化观念和他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设的方略，当然，也深刻地影响了无数知识分子的命运。早在写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到“农会”的“文化运动”时，毛泽东就写道：“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这里关于“文化”的看法，不能不说与他小时候读小说过程中的困惑和“醒悟”一脉相承。做于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体现毛泽东文艺和文化观念的经典文本之一，从中，也能看出小时读小说过程中的困惑和“醒悟”对他的影响。例如，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曾这样现身说法：“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过去的文艺作品中之所以没有“劳动人民”做主角，那是因为这些作品都不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要让“劳动人民”真正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成为文艺作品所颂扬的对象，就必须首先让“劳动人民”成为文艺作品的创造者。然而，让那些“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人创作出诗歌、小说、戏剧，又决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劳动人民”出身的文艺创作者队伍成长起来之前，还得依赖现有的文艺创作者。然而，现有的文艺创作者都无一例外地是非“劳动人民”出身，他们出身于地主家庭、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受的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教育，要让他们在作品中将“劳动人民”作为主人公来描写和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