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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年读了毛泽东诗词后，曾做了这样一个评语：有“山大王”气概。鲁迅据以评价的，当是毛泽东率部“上山”后的《西江月·井冈山》一类作品，其时毛泽东已成了“山大王”，且也以“山大王”自称，诗作中有“山大王气”毫不奇怪。事实上，远在成为名副其实的“山大王”之前，毛泽东诗作中就开始喷发出强烈的“山大王气”了。1988年4月10的《中国青年报》星期刊曾披露过毛泽东的一首题为《咏蛙》的少作：“独坐池塘如虎距（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首诗作于1910年，其时毛泽东才十六七岁，而这首借蛙言志的诗，已完全是一副“山大王”的声口了。也就在这一年，毛泽东离开了闭塞的韶山冲，赴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山小学堂求学。可以说，毛泽东是怀着一腔“山大王”式的“雄心壮志”，离开韶山冲，走向外面的世界的。我们还记得，毛泽东离开韶山时的挑子里，一头就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小筐。而毛泽东此时对“我不先开口，哪个敢作声”这种“山大王境界”的向往，也与《水浒传》、《三国演义》这类旧小说有密切的关系。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说，在韶山时期，《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书比任何东西都更影响了毛泽东的心灵世界”（第六页）。某种意义上，正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这类小说，在少年毛泽东心中培育起了这腔“山大王”式的豪情，这股“山大王”式的气势，这份“山大王”式的志向。
1927年10月，毛泽东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攻打大城市的命令，率部上了井冈山。对毛泽东的成为“山大王”，其时的中共核心层深感不安和恐惧。他的部下中也有人对这种梁山泊造以式的“革命”大为疑虑。一位叫余洒度的师长就曾站出来反对道：退到那里不是想当“山大王”吗？毛泽东则干脆地回答道：当“山大王”就当“山大王”，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6）仅仅把毛泽东的“上山称王”理解成是对当时客观形势冷静分析后的“正确决策”，肯定是不够的。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在叙及毛泽东小时读书生活时，这样写道：“《水浒》里汇聚在梁山泊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7）可以说，早在韶山冲当“伢子”时，毛泽东心中就有着一个“井冈山”。这样一个故事也见于许多关于毛泽东的著述中——1917年的中秋节，毛泽东和一群学生聚集在湖南第一师范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别人提出的“道”都为毛泽东所反对，别人问他有何良策时，他脱口答道：“学梁山泊好汉！”。整整十年后的1927年，毛泽东终于率部上井冈山安营扎寨，正式学起了“梁山泊好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决定着毛泽东顶着上层的压力、冒着被开除党籍的危险上了井冈山的，与其说是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正确判断”，毋宁说是心中早已躁动着的“学梁山泊好汉”的理想和渴望。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4）
《水浒传》这类书，是游民造反的“宝典”。而怀着“《水浒》情结”上了井冈山的毛泽东，自然也会将大量的游民招到自己麾下。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叙及井冈山时期时，说：“中共的合法‘妻子’无产阶级远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土匪就成了毛的政治‘情妇’。他把许多游民和懒汉都补充到他的队伍里。两年中，红军扩充的大多数都是一些游民。而这些人是工人和农民所鄙视的。毛并不把游民看成是社会渣滓。‘他们也都是人，’他谈及游民时曾说，‘他们也有五官和四肢。’游民也属无产阶者，是受压迫阶层，毛坚信自己可以改造他们。”（第110——111）。美国人施拉姆所著的《毛泽东》中也说：“在1929年12月第四军党的古田会议上，毛公开承认，红军中的大部分士兵是游民。他认为这是部队中产生‘流寇思想’的原因。”（8）“毛的部队中有经过教育而得到一定改造的非无产阶级分子，这不仅反映了他难以招到阶级出身好的官兵（毛自然是这样向上级党报告的），但这也与他自己气质和理想的基本倾向相一致。他自幼就崇拜中国通俗小说中的草莽英雄，虽然他的世界观并不仅仅处在农民起义的水平，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没有否定他少年时代的热情。他在1926年写的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文章就是明证。他在文章中对五种游民——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妓女——都有生动的描述，并称赞他们有资格成为革命战士。在此文中并没有现在官方版本里加进去的批评的语言。他在谈到在‘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的秘密组织时也是充满同情的。无疑，他在井冈山时期肯定一直是持这种态度的。对土匪和其他社会渣滓，他不是勉强而是很愿意收容的。”（第116页）。
从小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旧小说中汲取的“游民意识”，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和革命方式。这在毛泽东毕生的“革命实践”中有多种多样的表现。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又说；“游民对于社会动乱是采取欢迎态度的，这与‘四民’求稳怕乱，‘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大不一样。《水浒传》和《三国志平话》在开篇都带点幸灾乐祸的心态来写社会动乱的‘必然性’。当然，作者对天下大乱原因的解释是错误的，但是在其叙说与描写中处处点明这种动乱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作者心中钟爱的英雄人物都在这个动乱的世界里一展其长才，在动乱中获得了好处，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处境。”（第233——234页）。喜乱，也是毛泽东的一种精神特性。有的论者也把毛泽东的喜乱与爱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联系起来：“他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最后一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从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出发，赞扬书中‘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这种观点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吾人览史之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若至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由此可见，毛泽东早年甚爱读《三国》，显然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他最初也是从《三国》获得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方面的知识的。”（9）毛泽东把“乱”说成是“人性之所喜”，显然有违广大“良民”的人性之实。至少在中国，广大“良民”是求稳怕乱的，是渴望“做稳奴隶”的，是“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喜乱、乐乱、“唯恐天下不乱”者，是那种本就“浪迹江湖”的游民，或者是那种渴望趁乱称王的“枭雄”一般人物。不堪社会安定而喜好社会动乱，是一种典型的游民性格。而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了这种性格，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三国》、《水浒》这类小说的熏陶。这种不堪安定而喜好动乱的心态，后来也明显影响了他的政治性格和执政风格。1949后，作为统治一个大国的执政党的领袖，本应把社会安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本应有十分强烈的“执政意识”而不应有那么强烈的“运动意识”。可毛泽东却“稳定意识”极为淡薄而“革命意识”异常强烈，他几乎不能容忍社会有较长时间的安定，他相信“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于是，他发动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让社会不断地处于“运动”之中。当社会在正常的轨道上“安定”着时，他的心灵似乎就空虚难耐，就很躁动不安；相反，当社会脱离常规地“运动”着时，他的心灵似乎就很充实愉快，就很熨贴舒坦。
其实，说毛泽东心中有着“《水浒》情结”，还不如干脆说毛泽东心中有着“梁山泊情结”。在青少年时期就有着的“梁山泊情结”，使他在1927年率部上了井冈山。但井冈山并不是“梁山泊情结”结出的最终的果实。或者说，对于毛泽东来说，“梁山泊情结”不只是意味着一种“打江山”的方式，还意味着一种社会理想。梁山泊本身也是一个社会，这个社会的组成方式，这个社会中人与人的相处方式，都令毛泽东欣赏和着迷。近人黄人在发表于1907年的《小说小话》中曾对《水浒传》有这样的政治性评价：“《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谓至矣。自有历史以来，未有以百余人组织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资格而不失其秩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