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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作用。”翻阅这些史料，仍然感到被一种强烈的救国热浪所淹没。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形色色的宣言、此起彼伏的游行示威、接二连三的请愿、罢工、罢课，告诉我们在当时的上海，救国运动是怎样如火如荼的展开。根据性别、职业等，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等多个组织，在这些组织之上，则有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负统一协调指挥之责。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在上海成立。“救国会”热潮，虽然表面上是一种民间行为，但其核心却是中共地下组织。从上海各界救国会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公开的领导人是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李公朴这些人，但实际领导着“救国运动”的则是冯雪峰、邓洁、王尧山、胡乔木、胡愈之、潘汉年、林枫、钱俊瑞、沙文汉、周扬、徐雪寒等中共党员。在各个分支救国会里，起实际作用的，也是中共地下组织，例如，顾准就是职业界救国会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徐雪寒回忆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救国会诸领袖与共产党员是紧密配合、亲密无间的。他们对党的意图是积极贯彻执行的，据我了解，潘汉年、冯雪峰有时直接和他们见面。李公朴同艾思奇、柳湜等党内同志有很密切的关系。据我所知，1936年全市性重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内部有一个极其秘密的行动指挥部，参加者有胡乔木、徐雪寒、王纪华、沙文汉四人。这个指挥部是钱俊瑞通知我去参加的。指挥部内，着重研究每一次行动的具体部署，开完会就分头贯彻。”（2）吴大琨则回忆说：“党对救国会的领导是不具形式的，在‘全救’是通过钱俊瑞贯彻党的意图的。据我所知：冯雪峰和沈钧儒，潘汉年和章乃器有些问题是直接见面的。”（3）其时的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救国运动”是十分重视的。亲历者王翰回忆说：“据说刘少奇是‘一二·九’运动以后到北方局工作的。一九三六年初，他派人（传说是黄敬）来上海联系工作。刘少奇认为上海便于联系华中、华南，上海地方大，便于掩护。他主张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学联设在上海，并提出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打出去。后来救国会就是用这个口号发动群众，在全国影响很大。以后，张申府教授等和北平、天津的学生代表就来上海联系了。刘少奇在一次闲谈中提到：他在北方局，还管着上海呢。”（4）“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那时的确是耀眼的旗帜和响亮的口号。
这期间便鲁迅的心态和行为如何呢？“九·一八”之后，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鲁迅也是不能理解的，并屡屡予以抨击。但对民众的爱国豪情和救国豪举，鲁迅却并不无条件地认同和赞美。例如，当马占山在东北对日军奋起抵抗时，上海青年组织了一个“青年援马团”，声称要赶赴东北援助马占山。鲁迅针对此事写了《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5），其中说：“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这就不仅嘲讽了“青年援马团”，也嘲讽了以“欢呼”送迎他们的民众。“青年援马团”曾抬棺游行，并有人断指写血书，鲁迅在文章中又说：“不错，中外古今的小说太多了，里面有‘舆榇’，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对天立誓’。耳濡目染，诚然也不免来抬棺材，砍指头，哭孙陵，宣誓出发的。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之博士讲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要‘不用古典’，现在行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鲁迅曾一再说中国人惯于“做戏”，在他看来，“青年援马团”之类的言行，也不过是“做戏”吧。对其时的“爱国学生运动”，鲁迅也颇有保留。在1935年12月19日致曹靖华信中，鲁迅说：“青年之遭惨遇，我已目睹数次，真是无话可说，那结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面又向外夸称‘民气’。高教此后当到处扫地，上海早不成样子。我们只好混几天再看。”这几句话显然是针对眼前的“一二·九”而说，其中的意思是颇堪寻味的。写此信两天后的12月21日，《申报》刊出上海学生为声援北平学生游行而跪在市府前请愿的照片，当天，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说：“北平学生游行，所遭与前数次无异，闻之惨然，此照例之饰终大典耳。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认为学生的跪于市府，比亡国还可羞耻，——这话份量是很重的。1933年初，有人在刊物著文，指责北平的大学生因日军侵占榆关而要求提前放假，并且宣称“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鲁迅马上写了《论“赴难”和“逃难”》（6）一文，针锋相对地主张“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并且说：“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左联”自行解散后，周扬们为“扩大统一战线”而成立新的组织，但鲁迅宁可被戴上“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也决不加入。1936年2月29日致曹靖华信中，鲁迅说：“文人学士之种种会我不加入任何一种，似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1936年4月23日致曹靖华信中，说：“这里在弄作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我鉴于往日之给我的伤，拟不加入，但此必将又成一大罪状，听之而已。”1936年5月23日致曹靖华信中，说：“作家协会已改名为文艺家协会，其中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有些却是借此自利，或害人。”这段时间里，鲁迅频频在与人通信中对文艺界新的组织冷嘲热讽。可以说，对于这期间上海急风暴雨般的“救国运动”，鲁迅基本上是冷眼旁观，并且偶尔还要泼点冷水的。
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3）
“要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1936年10月19日晨五时许，鲁迅病逝。关于鲁迅丧事，有许许多多的介绍。这里，我们选取冯雪峰、宋庆龄、夏衍和胡子婴的回忆。
1936年4月，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的“钦差大臣”身份，从陕北来到上海，领导上海的地下党工作。一到上海，冯雪峰就与鲁迅密切接触。冯雪峰回忆说，鲁迅逝世后30分钟，他就赶到了，“不久宋（庆龄）先生就到了，当即商量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也是列在治丧委员会里面的，此外是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茅盾等先生，还有其他几个人；但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当时除了一个报纸曾披露过一次以外，其他报纸都不敢披露；后来，我看见别人记录鲁迅先生丧事的文章，也没有把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列入，这是因为当时上海是在反动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的缘故。第二天，我党中央的吊唁的电报就到上海了我是遵奉我党的指派去参与丧事的处理的，但我只能藏在周建人先生的家里同沈钧儒先生以及许广平先生、周建人先生等商量问题，连出殡我都不可能参加。”（7）宋庆龄则这样回忆：“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在鲁迅家我曾见过冯一面。当我这次去鲁迅家里，冯同我走进卧房，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他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我立即到沈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8）夏衍其时是中共在文化界的领导者之一，他这样回忆：“不幸的事终于到来了。两天之后，我正在吃早饭，章汉夫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我，说鲁迅先生在这天清晨去世了，要我立即到周扬家去。当天晚上，我和汉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丧事已由宋庆龄和沈钧儒在主持，并说冯雪峰已向党中央发了电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也已由雪峰和许广平商定，还决定停灵在万国殡仪馆，定于十月二十三日出殡（按：实为22日）。”“在宋庆龄帮助下，商定了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在商定名单时，冯雪峰提了毛泽东的名字，宋庆龄也表示同意，但当时一般报纸都不敢刊登，只有日文的《上海日日新闻》在这一报导的副题中特地标明毛泽东也是治丧委员会委员。”（9）胡子婴是当时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理事会总干事和妇女救国会的领导者之一，她回忆说：“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逝世，上海各界联合会决定为鲁迅先生举行葬礼。当天，我们妇女救国会正在史良家开会，我接到宋庆龄的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并说鲁迅先生的遗体将送到万国殡仪馆，要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10）综合这几人的回忆，可推断出鲁迅丧事的“决策”过程，也可看出其中的疑问：一、冯雪峰来到鲁迅家中，见鲁迅已逝世，他来不及悲伤，立刻思量丧事该如何办的问题。而他立即打电话通知宋庆龄，说明他此刻头脑是很清醒的，的确具备地下党高层领导的素质。他与其说是通知宋庆龄来吊唁，毋宁说是要宋庆龄尽快赶来商量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