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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的，的确具备地下党高层领导的素质。他与其说是通知宋庆龄来吊唁，毋宁说是要宋庆龄尽快赶来商量丧事，或者说，是要宋庆龄赶来“接受任务”。冯希望宋庆龄等人出面主持丧事，宋答应了，并“立即”赴沈钧儒律师办事处，请沈代购墓地。
二、在宋庆龄离开鲁迅寓所去托沈购买墓地时，冯雪峰也应该离开了鲁迅寓所，去向其时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鲁迅逝世并请示如何应对，而中共中央也立即回电，对丧事做了指示。这里的疑问是，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商定是在中共中央的指示到来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宋庆龄并未谈及商定名单事，只说在冯雪峰希望由她出面主持丧事后，她“立即”去找沈钧儒，似乎名单的商定是稍后的事。而冯雪峰则回忆说在宋庆龄闻讯赶来后，“当即”商定了治丧委员会名单。如果名单商定是在中共中央指示到来之前，那就意味着冯雪峰提议毛泽东列名治丧委员会是自作主张；如果是在指示到来之后，那冯雪峰很可能就只是奉命行事。不过，不管是冯雪峰自作主张还是奉命行事，提议将毛泽东列名鲁迅治丧委员会，都是十分高明的一步棋。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各种各样的“救国运动”，意在“逼蒋抗日”。而“逼蒋抗日”的真正目的是“逼蒋联（容）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对共产党的围剿，并承认共产党及其武装存在的合法性。尽管面临很大的压力，蒋介石在此时仍然不肯让步，仍然视共产党及其武装为“匪”并视毛泽东为“匪首”，仍然想着要“灭此朝食”。此时让毛泽东以鲁迅治丧委员的名义出现在各种报纸上，就会给国民党出一个大大的难题。如果不予理睬，就等于承认毛泽东和共产党存在的合法化。但鲁迅丧事，就其本义来说，与政治无关，“治丧”本身也不是一种政治行为，即便毛泽东在国民党眼里是“匪首”，他也有哀悼鲁迅和为鲁迅治丧的权利，国民党如果对刊有毛泽东名字的报纸严加追究，又有些师出无名，并且很失人心。令冯雪峰们遗憾的是，各种报纸都感到了兹事体大，以致于此招未能成功。从此事也可看出，在鲁迅丧事上，冯雪峰们是很善于算政治账的。
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4）
三、宋庆龄要求各分支救国会“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这应该不是她的“创意”，而是来自冯雪峰的要求或请求；而冯雪峰则应该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去要求或请求宋庆龄、沈钧儒等救国会头面人物的。冯雪峰说自己“是遵奉我党的指派去参与丧事的处理的”。“我党”既“指派”冯雪峰参与处理丧事，那也一定对丧事应如何办以及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有明确要求，而“要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应该就是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鲁迅丧事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十里洋场上举办，但某种意义上，却是远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在遥控。
“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对于中国共产党，鲁迅的逝世是一个表达和宣传自己的机会。保安方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出了三分电报。一分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转许广平女士”，这应该是向作为鲁迅亲属的许广平致唁，但标题却是《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一分是直接面对“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一分则是《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南京政府电》。在后二分电报中，保安方面一方面宣告和承诺了“为追悼和纪念鲁迅”，自己这一面要做的事，另一方面，则对国民党提出了要求。
保安方面这样宣告和承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起见，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致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收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保安方面对南京方面则有这样的“话语”：“贵党与贵政府为中国最大部分领土的统治者，敝党敝政府敬向贵党贵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京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资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贵党贵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敝党敝政府的要求，想必能获贵党贵政府的同意，特此电达。”（11）电报当然不过是一纸空文，绍兴仍然叫绍兴，北大也并未成为鲁大。对此，曹聚仁有如此评说：“关于纪念鲁迅的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极有趣的画面。当时，有人建议国民政府把绍兴改为鲁迅县，国民党的政权，本来十分颟顸的，也许是可能的，终于不可能，否则对于鲁迅自己也是一个讽刺。为了鲁迅县的搁浅，连改绩溪为胡适县，也作罢论。留下来的倒是那位官方发言人王平陵，在他的溧阳县，首先有了平陵路了。这也是一种讽刺。为了纪念鲁迅，中共就在延安来了纪念，设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在那儿，训练了抗战时期的革命青年。中共是懂得政治宣传的。中共的首脑中，值得纪念的，非无其人，而独纪念了鲁迅，这是他们的聪明手法，显得蒋介石政权的愚蠢。”（12）电报虽然是一纸空文，但“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则切切实实在进行着。“救国会”内的各级中共地下党组织都行动起来了：“当时，（救国会）干事会还决定做四项工作：第一，组织发动群众到万国殡仪馆去吊唁。第二，发动各界救国会和群众送挽联、花圈。第三，发动群众送葬”（13）“通过‘文委’所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连夜组织了一支以‘文委’所属各联为主的送殡队伍。包括了学生、店员、女工、家庭妇女，这支队伍粗粗估计大约会有五、六千人。他们随着灵车行进，各行各业，每一集团，都安排一个有经验的‘队长’，以便前后呼应，传递消息。群众沿途高呼口号，在口号中还加入了不少爱国救亡口号。这是一次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追悼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成了一次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示威”；“由于事前考虑得比较周到，所以鲁迅出殡在几百万上海人中成了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14）“十月二十二日的下午二时，他的遗体，送到万国公墓去进埋掉了！从一点钟起，万国殡仪馆门前，已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青年男女学生、工人、作家，都四人一排地列成钢铁般的队伍。送葬的行列，终于在二点启程了！队伍最前面的是一幅‘鲁迅先生殡仪’的白布横额，跟着便是挽联队，花圈队，军乐队，挽歌队，巨幅遗像，灵车，家属，执绋者，徒步送殡者，最后送殡的汽车。这队伍足足拖长有两里多，由作家田（萧）军任总指挥，巴金等分任纠察，所以沿途秩序很整肃，有一种无比的壮烈的力量，感召着路上的行人和居民！路线是胶州路、爱文义路、静安寺路、大西路、中山路，折入虹桥路。一路上，大家循着军乐队的声音，唱着悲壮的挽歌。大队到达万国公墓时，已经五点，太阳也西堕了。丧仪，便在礼厅的石阶前举行。”（15）
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5）
“为了悼念这位伟大的先驱，经过顾准在内的救国会党内外领导人一致策划，精心组织，10月22日下午，上海数万名爱国青年和各界人士，聚集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门口，手挽手排成长龙一般的队伍，高喊进步口号，高唱抗日歌曲，为鲁迅送葬。”（16）“打回老家去”鲁迅本非政治人物。在上海期间，甚至连“社会公职”也没有。他的死，应该说与“政治”没什么必然联系。他也并非死于抗日战场，甚至对正热火朝天的“救国会运动”也作壁上观，把鲁迅的遗体变成“逼蒋抗日”的道具，也实在有些牵强。一般人的丧事，也就只是亲友的事。鲁迅的丧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性的事件，因为他是大文学家。在为他治丧时，人们应该缅怀和称颂他的文学成就。然而，在为鲁迅送葬时，“文学”已经不在场，人们高呼的是这样的口号：“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纪念鲁迅先生，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纪念鲁迅先生，努力为民族解放斗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17）——倘若真有外星人，一定会以为灵柩里躺着的是一位阵亡将士。从那些亲历者的回忆看，这万人的送葬队伍，一方面是咆哮着的、怒吼着的，一方面却是秩序井然的，这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群众的卓越能力。
“救国会”特意为鲁迅出殡制作了挽歌。挽歌借用《打回老家去》的曲谱。《打回老家去》是其时流行的“救亡歌曲”之一，由任光作词谱曲。这里的“老家”自然指其时已沦亡的东北。鲁迅挽歌填上了这样的新词：“你的笔尖是枪尖，剌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发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战斗里，你从不曾退却，擎着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国的前头，啊，导师，啊，同志，你死了，在艰苦的战地，你没有死去，你活在我们的心里！你没有死去，你活在我们的心里！你安息吧！啊，同志，我们踏着你的路前进，那一天就在到来，我们站在你的墓前，报告你，我们完成了你的志愿。愿你安息，安息，愿你安息，安息在土地里。愿你安息，愿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