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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嫁在2队，她一生最宝贵的青春都在2队里度过了，在这40多年里，有十来年，她是和我们知青在一起的，那是她最快乐的时候，也是她最难忘的时候。因为她家里的孩子多，她又是家里的老大，很小就开始干农活，帮助她爸爸妈妈来操持这个家。那时，她和我们在一个农工班里，她没有上过学，不识一个字，是大家帮助她认字，还教她唱歌，向她讲述外面的世界。她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她都叫上我们去她家里打牙祭。在她家里，她就坐在一边，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说，只听我们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说。她什么话也不说，我也知道她的心里在想着什么。我们知青像炒熟的豆子一样，一个个蹦出了锅沿，离开了这里走了，回北京了，她的心里像是走空了。她和以前的姐妹们一样，也嫁给当地人，生养孩子，花自开放花自飘零一辈子。
大家提议，要到2队的各处看看，便拥挤着走出队部。纷乱的人流中，忽然见不到她了，我心里有些发慌，总觉得还有好多的话没有来得及问她。我张望着，在人群中找到了她的影子，走到她的身边，想说什么，却又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忽然有些心酸，我禁不住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搂住她的肩膀，看到她的那双大眼睛正在望着我，一下子，我的眼泪快要流了出来了。我赶紧扭过头去。
我想起前年的夏天，也是这个时候，一个女知青从北京回到2队，那时候，张玉钦还在，已经是癌症在身，只是家里人谁也没有告诉他，桂英心里很难受，悄悄地告诉了这个知青她爸爸得了食道癌〖HT〗。那一次，听说这个知青是自己花钱买的车票专门回2队看看的，老张突然火气来了，一下子暴躁得莫名其妙，他冲着老伴儿和桂英大声地嚷嚷：她是来看咱们的，咱们不能让她自己花钱，你们知道不知道？于是，桂英和妈妈娘俩赶紧跑去联络了各家，凑足了400多元的路费。这个知青哪儿能够要啊？娘俩又到各家去说，人家不要咱们的钱，咱们就送她点东西吧，让她带回北京，也是咱们的一点心意。每家凑了两个鹅蛋，一堆鹅蛋，亮晶晶的，却是怕磕怕碰，她怎么拿呀？只好谢谢大家的好意，连连推辞。没有办法了，她们娘俩想不出什么好的主意，各家也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可是，一番心意，总是要表达的，却又找不到一点能够表达的法子来，真是烧香找不着庙门，急死人了。
这时候，就看老张一言不发，坐在那里闷头抽烟，谁也不敢和他说话。突然，他像笼中的狮子发怒一样站了起来，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弄了出来，扔得炕上地上乱糟糟的到处都是。桂英和妈妈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谁也不敢问，不敢劝。自从他患上癌症之后，脾气更是暴躁，常常没有来由地发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全家人都只能看着他，不去管他，由着他的性子来。桂英和妈妈以为他急得又是病在发作呢，因为她们娘俩知道，他这时已经病入膏肓。
谁想到，他从箱子底翻出了一个小包裹来，那个小包裹包着一层层的旧布，他打开那一层层像是卷心菜一样包裹着的旧布，桂英和妈妈看见最里面的一层包着的是一枚纪念章，她们仔细看了看，是一枚志愿军的纪念章。别说桂英从来没有见过，就是老伴儿和他结婚了这么多年，也一直不知道他还藏着这么一个宝贝。她们娘俩惊讶地望着老张，明白了他的心意。
这是他那年志愿军复员转业的时候得到的一枚纪念章，快50年了，他把它带到北大荒，悄悄地珍藏着，一直没有舍得给任何人，也一直没有给任何人看过。一辈子没有过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是惟一值得纪念的东西了，那上面有他的青春的纪念，也有他最光荣的一段历史的纪念。他对桂英他们娘俩说：真的没有什么再好送的了，只有把它送给她吧！
这枚纪念章沉甸甸的压手呀！这个女知青从2队回到北京，给我给好多人打电话，告诉我们这枚纪念章的事情。她说：我可不敢自己一个人收着，太沉，我觉得这是张玉钦送给咱们大家的，先放我这里保管着。
想起这枚纪念章，我的心里非常地感动。他把这枚纪念章送给我们之后的一个多月之后，就去世了。我无法诉说我内心的悲痛，面对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我们以往动荡的政治生活中和传统文化里，从来都只是被轻视的，不是为我所用的把他们膨胀成最大的公分母，就是把他们简约成最小的公分母。当他们无辜受到伤害的时候，其他的人，不是选择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沉默而心安理得，就是选择站出身来为表白自己参与其中的伤害而不知羞愧。可悲的是，那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后者。但是，对于我们曾经给予他的伤害，他从来都是那样的宽容，他从来都没有认为那是我们的责任，他到死对我们都是那样的有情有意，把哪怕是最后的一点关爱也给予了我们。
有时，我会想起我们曾经从小就景仰的共产党员，一般都是那些英雄烈士或做出过丰功伟绩的人物。张玉钦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把自己的一生一半献给了朝鲜战场、一半献给了北大荒的共产党员，一个最后只剩下了一枚志愿军纪念章的共产党员。他并不比那些英雄烈士差，他一样也应该是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我同时也想起曹永本，一个1946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一个身上留有国民党的枪击后的伤疤、脖子上留有我们2队链轨板挂上后的印痕的老党员，一个复员后在县委当了干部却辞去工职不干跑到北大荒来开荒种地的老党员，一个在最后平反党委派人找到他，要他填写任何一个数字都给予他经济赔偿，他却一分钱也不要的老党员，我真的确实无比的感动。我怎么也忘记不了，为了补写这一段的结尾，我终于辗转找到了他，他亲口对我说的话，他说：当时我问他们要补偿给我的这钱叫做什么钱？他们告诉我说是“血钱”，因为我毕竟为此流过了血，应该得到补偿。我说我不要，我说孟良崮战役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战友身上流的血洇红了一片地，战友的尸体把战壕都填平了，身上的血得是流干净了最后才死的吧，他们要一分钱了吗？我不要，我怎么能要呢？
我能够不感动吗？除了感动之外，就是惭愧。我见过许多党员，有些才真正是假党员，而曹永本和张玉钦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虽然他们不为人们所知，但在我的心里，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一个标尺。
他们以自己看似微弱而渺小的善良与宽容，战胜了曾经貌似强悍的丑恶和残暴乃至恐怖；他们以自己坚毅的性格和正直的人品，教会了我们那种来自民间最底层的质朴情感和坚定立场，以及向命运绝不服输的精神，像是播撒在我们心里的种子，萌发在知青的岁月里，成长在如今的日子里。
如今，看到曹永本，我想起当年他和他的战友攻打孟良崮时候的情景。那时，他才刚满20岁，他是多么的年轻。
如今，在张玉钦的家里，我们只能够看到他当铁道兵时候的照片。那时，他还不满20岁，他是那么的英俊。
年轻的时候，竟是这样快就风流云散了。
云层依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云层的后面依然会有星星。我们往往只看见了云层，而张玉钦和曹永本他们往往在看见了云层的同时，也看见了云层后面星星的光亮。也许，这就是我们和他们的差别。
你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
豆秸垛
在2队，我对那些堆放在房前屋后的，充满着格外的感情。
现在的2队，这样的豆秸垛似乎少了许多，我看见的零星几个，被扒拉得到处散花，像是披头散发的埋汰女人，少了些清爽的生气。我们在的时候，每家的房前屋后最起码都要堆上这样一个豆秸垛的，我们知青的食堂前面，左右要对称地堆上两个豆秸垛，高高的，高过房子了，高得快赶上白杨树了。圆圆的顶，结实的底座，像是金字塔，在阳光照射下，如一个高个子又挺拔的女人似的，丰乳肥臀，那么给你提气。用豆秸，其实也是有讲究的，会用的和不会用的，差别大多了。会用的，一般都是用三股叉从豆秸垛底下扒，扒下一层，上面的豆秸会自动地落下来，填补到下面，绝对不会自己从上面塌下来，坍塌得一塌糊涂。就是一冬一春快烧完了，豆秸垛还会保持着原来那圆圆的顶子，就像冰雕融化的时候那样，即使有些悲壮，也有些悲壮的样子，一点一点地融化，最后将自己的形象湿润而温暖地融化在空气中。因此，垛豆秸垛，在北大荒是一门本事，不亚于砌房子，一层一层的砖往上垒的劲头和意思，和一层一层豆秸往上垛，是一个样的，得要手艺。一般我们知青能够跟着车到收割完的豆子地里去拉豆秸回来，但垛豆秸垛这活儿，都得等老农来干。在我看来，能够会垛它的，会使用它的，都是富有艺术感的人。在质朴的艺术感方面，老农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我对北大荒的豆秸垛，始终充满格外的感情。
那一年，就是工作组整我，说我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的时候，一时，我成了不可救药的坏蛋，2队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再理我，躲我惟恐避之不及。
就在那一年开春时节的一天黄昏，我独自一人拿着饭盒垂着头往队上的知青食堂走，忽然觉得四周有许多双眼睛聚光灯似的都落在我的身上，那种感觉很奇怪，其实我并没有抬头看什么，但那种感觉像是毛毛虫似的，一下子爬满我的全身。抬头一看，一个娇小玲珑的姑娘站在我前面不远的食堂的豆秸垛的围栏旁等着我。是的，就在那个豆秸垛前等我。那个褐色有些像是经冬后发旧的鹿皮的豆秸垛前，被晚霞照得格外灿烂，晚霞无遮无拦地从西边的天际挥洒在豆秸垛上，映照得像着了火一样的红。
食堂前是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