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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前是两大排知青宿舍，那一刻，宿舍所有的窗户里都探出了脑袋，露出了一双双惊愕的眼睛，望着我们，仿佛要演什么精彩的大戏。我的心里都有些发毛，觉得芒刺在身，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就那样向我走了过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直走到我的面前，向我笑了笑，我才注意到她的脸上绽开了一对漂亮的酒涡。
那时候，我知道，工作组找她谈过话，让她交代出我对她讲过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她没有说什么。工作组请来了场部保卫股的人，腰里别着手枪，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她找到队部的办公室里，突然把手枪拍在桌子上，拍着桌子让她交代问题，非要她说出我和她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问题。她还是没有说什么。她觉得她没有什么问题，她也觉得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她不想平白无故地落井下石。他们拿她没有办法。我记住了这些人的卑鄙，也记住了她的勇敢和可爱。
那时候，她才仅仅17岁啊！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她的手里拿着一个铝制的长方形的饭盒，但我记不得她都对我讲了些什么，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在想她的胆子也太大了，这种时候还和一头早晚要杀的过年的猪那么亲热地讲话，就不怕沾包儿吗？
什么叫旁若无人？那一刻，我记住了这句成语，也记住了她和那个北大荒落日的黄昏，并且记住了那个在晚霞映照下像是着了火一样的豆秸垛。
土豆花
在2队，我对那片开着淡蓝色的土豆地，充满别样的感情。
我们这次来的正是时候，土豆花开得正旺，但是，土豆花不大，也不显眼，要说好看，还赶不上扁豆花和倭瓜花。扁豆花，比土豆花鲜艳，紫莹莹的颜色，而且是一串一串的，梦一般串起小星星，紫嘟嘟的，随风摇曳，很优雅的样子，不那么大众化，好像自以为是的假贵族似的。倭瓜花，黄黄的颜色，本身就跳，格外打眼，花盘又大，远远的就能够看见，而且常常会有蜜蜂在它们上面飞，嗡嗡的，好像它们自己很得意的在唱歌。土豆花和它们一比，就比了下去，一下子就站在下风头。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也忘不了2队的土豆花。在别处许多地方，我见过无数次扁豆花和倭瓜花，乃至其他菜的品种的花，离开2队这么多年以来，我还就是一次也没有再见过土豆花。
来北大荒插队之前在北京，我常常吃土豆，从来没有看过土豆花。到北大荒第一年的夏天，也是现在的季节，队上的朋友们不知从哪儿借来一台照相机，拉着一起照相，照遍了队上的角角落落，把自认为好景色的地方，都当成背景照上了。最后，来到队里最西头，是菜园子的地边上了，这里长着一片绿色的叶子中间，开着星星点点的淡蓝色的小花。那时，我还不知道它们就是土豆花，只是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拉上李龙云和老朱，蹲在地头上照了一张相。然后问别人，才知道这是一片土豆地，也才认识了土豆花。
那时候，我们2队有女知青暗暗地看上了老朱，老朱人长得帅，又是好脾气，自然有好人缘。看上老朱的肯定不少，只是能够敢于表露的，当时只有这么一位，是从印尼归国的华侨。那是我们来2队的第三年，土豆花开的时候，这位女华侨听说老朱病了，特意在食堂做了一碗病号饭，其实就是一碗热汤面，端着碗到处找老朱，老朱先躲到老农家里，又躲到更远的土豆地里，不敢露面，一时传为笑谈。
前两年，老朱出国到法国，回来路过香港，老朱这个人念旧，知道这个女华侨现在定居在香港，心想买卖不成情意在，毕竟在2队曾经一起待过，好不容易路过香港一次，应该去看看她，并还特意买了一套景德镇的瓷器，从北京带到巴黎，又从巴黎带到香港，准备送给她作为阔别重逢的小小的礼物。到了香港，老朱给她打通了电话，说是到她家拜访，她连连说她家远，你人生路不熟的，还是我来看你。老朱觉得她说得也对，想得也周到，便牺牲了和同事一起到女人街买东西的时间，开始等她。却是左等右等，一直等到了星星出来了，一直等到月落西天了，人家也没有来。
这一路上，我没少拿这件事和老朱开玩笑，我说他：我一直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不买别的，偏买怕磕怕碰的景德镇瓷器。你买这玩意儿，就预示着不吉利，没见成人家是必然的了。佩莉就会在一旁呼应我，指着老朱的鼻子说：是，他一厢情愿。得，让人家给来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儿！
这次回到2队，我以为菜园子还在最西边的地头，土豆地也应该在那里，便老马识途似的一直往西边走。谁想到，现在土地都承包给个人了，也就没有必要整个队上种一个大菜园子了，像当年一样专门还得由老李头一个人负责侍弄，现在都是各家自己房前屋后种的小菜园子了。没有走到西边的地头，早早就看见了一块地里种的是土豆，看那叶子，我是看不出来，但那淡蓝色的土豆花，立刻泄露出它们的秘密。我忙叫来了老朱和李龙云，赶紧站进土豆地里，让别人给我们哥仨照张相。
照完后，我问起30多年前，我们哥仨在土豆地照的那张相片，当时那张底片一式三份洗印了3张，我、李龙云和老朱，一人一张。一问，他们还都保存着呢，这让我们都很开心。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叠印在我们共同的岁月里，默契一般，获得了某种特许权似的，破例允许进入我们相同的记忆里。
泥草房子
在2队，我对那些拉禾辫的，充满特殊的感情。
我以为年头过去这样久了，我们都离开2队30来年了，这样的房子该不会剩下多少了。没有想到在2队我看见那么多的拉禾辫的房子，还顽强地站立在那里，我们走之前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当年我教过书的小学校，还在那里，被一家从富锦来的麦客住着，似乎30来年的日子像数码照相机里照过的相片，可倒片回放一样。
在北大荒，那些拉禾辫房子的房檐，一般都会留得比较大，因为每年开春冰雪融化的时候，房顶上的积雪和房头的冰凌，化开之后，都得从房檐流下来。房檐留的窄，冰水滴答下来，就打在自己的门前和窗户上了，出门不小心会滴答到自己的头上，也会把门前弄得很脏。冰水流得离门和窗都远一点，好清扫，也显得干净一些，毕竟开春的北大荒化雪的时候是埋汰的季节。
我们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宽绰一点的房檐，有一天对我们竟派上用场，而且让我们是那样的难忘。
那一年，也就是工作组整完我们“九大员”之后，他们撤兵了，我们“九大员”被分到了六个地方，打得七零八落，如星云散去，省得我们聚在一起惹事。那时，李龙云和同一台康拜因的一个北京女知青有那么一点意思，临别的时候，对那个女知青说：我走以后希望你能够给我写信。那个女知青连想都没想，几乎是本能反应一般脱口而出，回答的实在有些拙劣：你要给我写信我就给你写。这样的回答，很让李龙云心里搓火。什么事呀，本来挨整让人家给棒打分散心情就不好，还是鼓足了勇气才对你说的这番话，你倒好，拿着豆包不当干粮，还说什么我给你写信你就给我写信！
李龙云到了59队后，没有和她再联系，彼此的自尊，都像是一把钝锯拉扯着时间和距离，时间一长，只好大家帮忙，从中做一番穿针引线的工作。那时，李龙云已经从59队调到了建三江的宣传队，我和老朱自告奋勇，过七星河去找李龙云，当一回蒋干过江的说客。李龙云心里并不情愿，看着我和老朱大老远的来了，没有驳我们两人的面子，只好跟着我们回到了2队。
秋子当时在25队，晚上，就把我们3人和那位女知青一起拉到25队，把李龙云和那位女知青放在他们队部办公室里，让他们两人交谈，我们其他人都跑到外面边聊天边等。正是夏天，我们在野地喂蚊子还好说，那天晚上，偏巧突然下起的暴雨劈头盖脑地向我们浇来，25队是刚刚建起来的新开荒点，周围连一棵树都没有，躲都没处去躲，一下子非常的狼狈。四周寻摸了一番，惟一可以躲雨的地方，就是拉禾辫盖成的办公室的那个比较宽敞一些的房檐下了。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都觉得人家正在里面进行重要的会谈，躲到那里去，是有些不大合适，但是，面对越下越大的暴雨，而且看来一时半会儿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最后，我们不得不跑到那房檐下躲雨了。
其实，那一夜莽撞如牛的暴雨，已经把我们淋得浑身连裤衩都湿透了，再躲在房檐下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毕竟那房檐下有灯光从屋里透过来，给了我们一点温暖，远处传来的隆隆的雷声显得不那么可怕。暴雨如注，敲打在荒原和房顶上那激越如鼓的声音，也显得温柔了许多。
从在北京出发的列车上，一直到在2队，我们和李龙云多次说起这段往事，开玩笑地说他那时候雨下得多大呀，你们两人在里面愣是不知道外面下雨，把我们淋得跟落汤鸡似的。而别人则替李龙云说：你们躲在房檐下是想偷听吧？欢笑和玩笑，掩盖了当时我们多少的尴尬和无奈。
许多往事都只是如烟过去而没有踪影，许多事情都只是无花果而没有结局。我们的青春的初恋，大部分发生在北大荒，无论什么样的结局，那时的感情真的是格外清纯。在那个并不清纯的革命年代里，许多毫无人道与人性的残酷事情，在我们的眼前频频发生着，我们的爱情却是那样对比鲜明的清纯，像是惟一可以安慰我们自己那开放在污浊中洁白的睡莲。那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并追求那种清纯，清纯中含有的天真，单纯与清白，可能使我们的青春显得有些质地单薄和色彩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