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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的短篇小说，则阐明或印证、揭示、象征了在生活中也大量存在着的不合逻辑的一面。
在泰戈尔的不少短篇佳作中，故事的注意中心，随着情节的开展发生着惊人的变化，并在深化主题和揭示主题方面，发挥着不可轻估的作用。他的许多篇小说中的情节及其发展的每一进程，常常使人感到意外、偶然、奇特。然而细思之下，又符合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令人感到真实可信。
在《吉祥的梦幻》中，坎蒂齐德拉被一个好像是叫“萨德哈”这个名字的美丽姑娘迷住了。于是，他就向自以为是那姑娘的父母的房东提亲，那房东确实有个名叫萨德哈的女儿。齐德拉没有弄清实情就冒冒失失地举行了婚礼。当他发觉新娘并不是他所迷恋的姑娘时，不由得大吃一惊，痛悔不已。但更大的惊奇在等待着他。因为他后来发现那个自己倾心迷恋的美貌姑娘，原来是个又聋又哑的白痴，她当初并没有对萨德哈这个名字应声，由于听力有限，神志不清，只是在别人呼唤这个名字时，偶然点了点头。一个惊奇引出另一个惊奇，原来的诅咒变成了祝福，原来的懊悔又成为庆幸。
在另一篇小说《河边的台阶》中，女主人公苦森“才不过八岁，就已经做了寡妇”。这即使是在盛行童婚的印度，也会使人感到偶然和惊奇。但是，“十年一晃过去了”，苦森已经长大成人，却又遇见了自己的丈夫，不过他已成为苦行者。这使人感到意外和惊奇。随后的情节令人更加惊诧：当苦行者知道苦森像尊敬天神一样地热爱着他时，他再一次地毁灭了苦森爱情和幸福的愿望。他对苦森说：“你知道我是一个苦行者，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务必要把我忘掉”这个意外的回答，逼迫苦森投河自尽了。这些偶然事件增强了情节在发展中的冲突，给人带来意外，产生了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同时，也揭露了维护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苦行主义，使苦森八岁就成了“寡妇”，糟踏了她的美丽、青春和应得的幸福，最后又残酷地吞噬了她的生命。
《摩诃摩耶》被公认为是泰戈尔短篇中的杰作，具有感人肺腑的艺术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巧妙运用。它们不是违反现实的巧合，也不是主观想象的离奇，而是符合生活真实的艺术处理，是适应现实矛盾的必然表现。摩诃摩耶和罗耆波在破庙里幽会，意外地被她哥哥发现，摩诃摩耶本不想答应罗耆波的求婚。但是，当哥哥走到他们面前时，她却泰然自若说：“好吧，罗耆彼，我会到你家去的，你等着我吧。”这一坚定的回答，无论是对罗耆波，还是对她哥哥，都是一个意外。然而，新的更加意外的决定却给她以严酷的打击。她哥哥当晚决定，把她嫁给在火葬场小屋里等死的一个老头。第二天，她就变成了寡妇。“她并不过于悲伤。罗耆波也是这样……他反而有点高兴”；然而，第二个可怕的打击又突如其来，“摩诃摩耶要和丈夫的尸体一起火葬”。她“被绑住手脚搁在火葬堆上……点上火”，人们简直不怀疑火焰马上就要结束她的生命。但是，这时正好来了狂风暴雨，顷刻之间大雨把烈火扑灭了，摩诃摩耶才能又一次走到罗耆波面前……这些接连不断的偶然事件，孤立地看，也许并不典型，甚至使人难以置信。但是我们把它放在盛行“寡妇殉葬”习俗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它就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这正是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在偶然中使人看到了必然。泰戈尔正是善于运用这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偶然事件，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的。当然他的小说中的戏剧性，也使人们的阅读兴趣更加浓郁。
善于根据不同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趋向安排偶然性情节，在读者心中激起意想不到的感情波澜，这是泰戈尔的创作专长。在《信托之产》中号称“吸血鬼”的加干纳特·肯杜，视财如命，他的吝啬和贪婪巳经达到残酷待人的程度。他发誓不给儿子一个铜板，也不出钱给儿媳治病，终于使她死去。但是，为什么赶跑自己的亲生儿孙，却收留一个非亲无故的孩子？而且，“把这孩子保护得如同自己的肋骨一般”；为什么他竟能对孩子说：“我要把我的钱币全部交给你。”比这些偶然性情节更为离奇偶然的是：当他知道了闷死在地窖里的正是自己的亲孙子时，为什么不告诉自己的儿子、不把孙子救出来？而尼代·巴尔这个具有“坚强的个性”的孩子，又为什么居然接受了老吝啬鬼的摆布，愿意到地窖里去？爷爷闷死亲孙这一令人百思不解的偶然情节，正是祖孙二个性格发展必然结果，是在两个性格发展的必然趋向相碰撞之后构成了偶然情节。老“吸血鬼”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贪婪，今生想要占有他的财产，梦想来世继续占有他的一切财富。因而，他要找一个孩子到地窖里做他的“看财鬼”。他的迷信观念认为这会使他那一罐罐的卢比和金币，在来世还是属于他的。尼代·巴尔的想法很简单：逃学。这是他的许多言行的根本出发点。他的性格就是只要有利于逃学就干。因而，逃避父亲寻找，不去上学，是孩子性格发展的逻辑。这正是泰戈尔在偶然性情节处理上匠心独到之处。可以说，这种在情节处理上以偶然事件吸引读者，以偶然事件反映生活真实的高度技巧，正是泰戈尔短篇小说的一种主要艺术特色，也是泰戈尔的艺术匠心所在。
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往往运用真实的细节描写，充实故事情节的血肉，增强人物形象的个性光彩，给人留下经久不忘的深刻印象，这是泰戈尔短篇小说的另一优势。同时，他的小说在选取和提炼细节上有许多惊人之笔，显示了作家卓越的艺术才华。为了把人物写活，他总是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从社会生活中选取提炼发人深省的细节。这样的细节描写往往对突出人物的个性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喀布尔人》中，这个“从喀布尔来的人”的姓名不详。他是个体格强壮的帕坦人，穿一身宽松而肮脏的衣服。他曾因斗殴被捕入狱，监禁使他更加狂暴，用他自己的说法，进监狱是到了“老丈人家”里。这人行为粗野，没有教养，但与外号“小话匣子”的五岁小女孩敏妮的友谊却让人感动。喀布尔人常给这个加尔各答一个作家的小女儿带去一些杏仁、葡萄干和葡萄；但却从不要钱。这使孩子的母亲对喀布尔人产生了种种疑虑和担心：恐怕这个大汉会把女儿抱走，或者把女儿装到背着的大口袋里拐跑。多年以后，刚刚出狱的喀布尔人又给已经长大了的，快要出嫁的作家女儿带去一些干果。当作家接过来东西要给他钱时，他却抓住作家的手说：“不要给我钱！——您有一个小姑娘，在我家里我也有一个象她那么大的小姑娘。我想到她，就带点果子给您的孩子——不是要赚钱的。”这时，“他伸手到宽大的长袍里，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手印，不是相片，也不是一幅画像……当他每年到加尔各答街上卖货的时候，他自己的小女儿的印迹总在他心上。”这一细节使人们终于认识了喀布尔人，任何疑虑和担心都会云消雾散，而且会对喀布尔人肃然起敬。泰戈尔对“小小的手印”这一细节的渲染，使喀布尔小贩这一形象更加血肉丰满，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生动逼真的印象使人终生难忘。仿佛一提到父爱，便会使我们想起这个喀布尔人，想起这一细节——它对喀布尔人爱子之心的展示，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更具文学史的典型意义。
小说《法官》中，卡希洛达囚拘狱中，头发里藏着一个戒指，被看守拿走了。她大吵大闹，让看守还给她。法官在一旁暗笑：“只不过再有一天，她就要被绞死，可是她还舍不得这个戒指——珠宝真是女人的性命”。法官拿着看守交出的戒指，“反复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象碰着烧红的炭”，因为戒指上镌刻着一个名字：比诺德·钱德拉。法官“不再看戒指了，他全神贯注地望着卡希洛达的脸。二十四年前另一张脸出现在他眼前：一张娇羞畏怯的、柔情脉脉眼泪汪汪的脸。毫无疑问，两张脸是同一个人。”戒指这个细节，像镜子一样反映了卡希洛达和法官的个性特征。卡希洛达，临死前还把戒指看得比性命还重要。这表明：她“为了糊口的一把米”，是找过无数的男人，但是，她始终怀念的、钟情的男人依然是比诺德·钱德拉。在这里，闪烁着这个不幸女人的善良、纯洁和美丽的个性光辉。法官，二十四年前，他用比诺德·钱德拉的假名，把她引诱出来，过了几天就把她遗弃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使她不得不堕入风尘。二十四年后，他又判处她死刑。这个小小的戒指照出了法官肮脏和卑鄙的灵魂，使人看到法官就是罪犯，是个地道的衣冠禽兽。同时，这一细节在深化主题和揭示主题方面，也发挥了有力的作用，深刻地揭露了殖民主义法官利用欧洲资本主义法律和印度封建主义宗教迫害人民的罪恶。因此，这篇小说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创作还有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在运用素材刻化主要人物形象时，严格根据主题的需要，注意撷取最生动、最典型的生活片断突出人物形象的特征，努力避免有闻必录、平铺直叙。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由于篇幅限制，不能象长篇小说那样全面、细致地展开描绘和介绍，常常只能是加以概括、集中地叙述和说明。《河边的台阶》中的苦森，从八岁成为寡妇，直到十八岁，有十年的成长和变化的过程。对此，作者并没有进行全面精细的描写刻划。而是着重渲染苦森的“美和青春”：“雨季一来，恒河的水很快就涨得满满的。象河水一样，苦森的美和青春也就一天一天地成熟了。她那深色的长衣，带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