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馐冻顺烁烧饣钜膊换岣杀鸬摹Ｈ缓螅阍谀掣鲈绯浚蚰掣鱿挛纾ü灰胝咦ⅲ┮痪跣牙矗河欣玻。╝nd there’s the answer。） 对于那些个不能投入到当前的事情上的人来说，他们的潜意识此时不知在哪儿磨蹭呢，凭何指望有什么好结果？所以，做事情的法子就是：如果你找到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你就不要让任何别的事情成为你注意力的中心—…你思你所思（you keep your thoughts on the problem）。保持你饥饿的潜意识使它想你所想，然后你就可以安心地睡觉，静等天明，答案便不取自来。
现在聊聊Alan Chynoweth（演讲当天的主持人，好像是光纤通信大牛，译者注）提到我老是和搞物理的那帮人一起吃饭。我在此之前是和搞数学的人一块吃饭的，但我发现我已经了解了不少数学的东西，所以，事实上我所学甚少。物理学的饭桌那边，如他所说，的确是有点让人兴奋。但我认为他对我的贡献有点夸大其词了。听Shockley （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Brattain （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Bardeen （1965、1972年两度物理学奖获得者）、J。B。Johnson （物理学家，噪声方面专家，发现热燥声，Johnson noice）、Ken Mckay （没找到背景的反正均为大牛科学家。译者注）还有其他人聊，我兴趣盎然，收获颇丰。但是可惜的是，诺贝尔奖、提升接踵而至，剩下我们这些“沉渣”而已。没人想要这些残渣剩饭，因此，和他们吃饭何益？
挨着物理学的饭桌的是化学那帮人的饭桌。我曾和其中一个家伙一起干过，Dave McCall （多牛？译者注），那时他正和我们的秘书眉来眼去的呢。我走过去对他说：“我能加入你们吗？”他们还能说不吗。所以我就和他们那帮人吃了一阵子饭。我开始发问了：“什么是你们哪个领域的重要的事呢？” 一个多星期以后，另一个问题：“你们正在搞什么重要的课题呢？” 有过了一段时间后：“如果你们干的事情不那么重要，如果你们不认为那将导致重大的结果，那你们还在贝尔实验室搞它干嘛呢？”我于是从此不再受欢迎。我得再找别的人去吃饭了了！那还是在春天。
到了秋天，Dave McCall在饭厅堵住我对我说：“Hamming，你的话一直让我记着。我想了一个夏天，比如，什么是我的领域里重要的问题。我并没有改变我的研究，但是，这思考是值得的。” 我然后说：“谢谢你，Dave。”转身走了。我注意到几个月以后他成了他们部门的头，我注意到有一天他成了国家工程院的院士（member）。我注意到他成功了。我可没听说过他们那个饭桌上的还有其他人在科学和圈子里被提起过。他们没能问自己：什么是我这个领域里的重要问题？
如果你不去搞那些重大的问题，你就没法干那些重要的活。十分显而易见，大科学家细细地从头到尾考虑过在他们那个领域里的诸多重要难题，并且随时留神考虑如何攻克那些难题。我得提醒你，说“重要/大问题”得留神。在一定的意义上，当我在贝尔尔实验室的时候，那三个在物理方面的突出难题，从未被好好研究过。所说重要，是指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以及你能谈及的任何金钱的程度。我们未曾搞过（1）时间旅行；（2）遥距传递（teleportation）；（3）反引力（antigravity）。我们不去攻克他们就不显重要。不是结果导致一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你找到合理的攻克手段（使它重要）（It’s not the consequence that makes a problem important； it is that you have reasonable attack）。当我说多数科学家没有做那些重要的工作，我是指这个意思。
我前面说到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planting acorns so that oaks will grow）”之类。又不可能总能清楚结果在哪，但你却能在那些可能“有戏”的地方充满活力。甚至即使你相信大的科学就是一些运气什么的，你仍要站到电闪雷鸣的山顶； 而不必藏在你感觉安全的峡谷。话虽如此，众多科学工作者毕生仍只例行公事般地从事“安全”的工作，所以他/她“产出”有限。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要干大事，你必须毫不迟疑地（clearly）去干重大难题，而且你得有个想法。
顺着John Tukey和其他人主张的思路，我最终采用了我称作“重大思考时间”“制度”。当我周五去吃午饭，我此后只会讨论重大思考。所谓重大思考，我是指那些诸如“计算机对整个AT&T会成为什么角色”，“计算机怎样改变科学界”的问题。举个例子，我那时注意到十分之九的实验是在实验室做的，但只有十分之一是在计算机上做的。我有次专门跟一个副总裁谈了我的看法：事情得反过来。比如十分之九的的试验应该在计算机上做，剩下十分之一留给实验室。他们早知道我是数学狂缺乏现实观。我知道他们错了，并且随着越来越证明我对，他们自然就越来越错了。他们在不需要的时候建起了各种实验室。我发现计算机正改变着自然科学，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问自己：“计算机会给科学什么影响，我能怎样改变（影响）？”我再问：“这如何影响贝尔实验室呢？”我有一次发表高见，用同样的方式，指出一半以上的贝尔试验的人在我离开之前将会离不开计算机或相关。现在你们已经看到结局了。我发奋思考：我的领域向何处去，机会在哪里，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值得做。让我继续下去，就会有机会做点大事。
多数大科学家牢记很多重大问题。他们约有一二十个大问题想方设法去攻克。每当他们发现一个新想法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他们说：“唔，这个与该问题有关。”他们于是抛开其他一切，全攻此问题。现在我要说一个可怕的故事，我听来的，不担保其真实性。我当时坐在机场候机厅正和一个在Los Alamos的朋友谈论关于在欧洲发生的裂变实验在当时多幸运，因为这使得我们在美国这儿能搞原子弹。他说：“不。在伯克利（Berkeley）我们已经收集的不少的数据。我们之所以没能推导出来，是因为我们正在建造更多的机器设备，如果我们推导出来那些数据的话，我们就能发现裂变。”他们让到手的鸭子飞了。机会稍纵即逝！
伟大的科学家们，一旦机会来临，他们便紧追其后并且决不言弃。他们放下其他一切。他们摆脱掉其他事情，紧追一个想法不放手，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通盘的考虑。他们的思想是时刻准备着的，看见机会就紧跟其后。当然，很多时候也不能奏效，但是你并不需要如此“鞍打”多次就能做一些大的科学。就这么简单。一个主要的诀窍就是活得长一点。
另一个性格特点，我一开始并没注意到。我注意到以下这些事实：有人“闭门造车”，有人“开门迎客” （people who work with the door open or the door close）。我观察到，如果你把办公室的门关起来，你今儿或明儿就能多干点，你也会比别人多出不少的活。但是，10年以后就未必了。你不知道干了点什么值得干的事儿。那些把门敞开的人的确是受了很多的打扰，但他也不时地获得些线索，了解这世界是什么或什么更重要。好了，我是无法证明何为因何为果，因为你会说：“关门造车”意味着“封闭心灵。”我可不知道。只是我可以说，那些敞开了门干活的人和最终成就了大事的人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你关上门多使劲地干也无济于事。反而，他们看起来干得有点不对劲——也不是太不对劲，但足以不成气候。
我想谈谈另一个话题，那是从大家都知道的歌词里来：“你做什么无关紧要，你怎样做才紧要。”我从自己的一个例子说起。当年正值关注二进制的日子里，我着迷似的搞着数字电脑（digital puter），其中一个问题最好的模拟运算装置（analog puter）也无能为力。（天哪，我头一回才听说电脑分数字的和模拟的，我犯错了吗？我以小人之见斗胆将“analog puter翻成“模拟运算装置”。大家瞧着办。五、六十年代的“大家伙”到底都什么样呢？译者注）。后来我得到了一个结果。我仔细考量了之后对自己说：“嗨，Hamming，你知道你得就这个军事方面的活向上打个报告。你花了那么多的钱可得能说明问题在哪啊，每一个模拟装置都等着看你的报告以便确实找不到毛病了。” 老实说，我是用对付一个相当简单的（crummy）的方法去做这要求的大集成的，但我居然也得到了答案。我终于明白了事实上这问题不在于就是找到了答案，关键在于首先证明了它，在此之上，我能用一个数字电脑战胜“模拟电脑”（又来啦，analog puter，就是它啦。译者注），而且在它自己的“地盘”（哪个地盘？明白的就明白了，糊涂就糊涂吧。反正咱也不可能搞懂所有的事儿。译者注）。我然后修改了那个解决方案的法子，创立了一个相当一流的理论。那个公布出来的报告就有一个后来好多年以后公认的“Hamming’s method Integrating Differential Equiations（“哈明XXXX法”， 哈哈，谁愿意怎么翻就怎么翻吧。译者注） 这个现在说起来可能有点陈康烂谷子了，但是当时可火了一阵子。就是稍微改变了问题本身，我把无关紧要的活干成了一个大活。
同理，当早年在顶楼用机器（再次提及的“机器”均指计算机。那个年代，计算机不是我们看到的样子。译者注）的时候，我在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成功的居多失败的少。周五弄完了一个问题回到家里，却奇怪我并不快活——我很沮丧。我看到生活就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又接着另一个问题。想了相当长一阵子后，我决定：不，我得对各种“产品”进行“批量生产”，我得考虑所有“下一步的问题”， 而不是仅仅眼前的问题。通过改变提问，我仍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