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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认为，他假如不离开中国有可能成为那里的“君主”、“国王”。他对此并没有足够的铺垫与解释，连编译者大卫都认为他是在吹牛，说他是个过于自负的人。按照逻辑看，尽管雅各言过其实，或许他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第一，南宋正在面临倾覆，实际上整个国家已经没有真正的统治者，谁都有可能在混乱中称雄；第二，我们以今天的状态去推测昨天的泉州是不正确的；今人无法想象一个外国人在泉州能够当上市长，但在宋元交替之际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外来的“色目人”（即眼睛有颜色的人）很快就成为中国元朝的贵族，作为犹太人的雅各是有这个优势的；第三，他特别富有，这给他建立了一定的信誉与社会地位基础，他的学识尽管遭到一派的反对，但他已经是泉州有影响力的学者；第四，当时泉州似乎已经处于失控状态，他在一个两派参与的政治会议中倡议选举出三两个德高望重的人作为城市的领袖，而他说的“君主”很可能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城市“领袖”。只是他夸大其词，把一个城市形容为一个“国家”，所以才会夸口说他本来是可以成为“中国的国王”。当时的意大利充斥着一些小型的城邦国家，假如他把泉州类比于意大利的格局，他确实可以说他是有希望当上“中国的国王”的。雅各后来为失掉这个机会惋惜不已。
假如这本书叙述的是历史事实，并且一个犹太人可能成为中国某个城市或区域的领袖，作为人类学的借鉴也是有价值的。我们也不难发现，同样条件下，夏、商、周时期由个别外来贸易者充当首领建立小型王朝也就顺理成章起来。而我的猜想主题又恰好是推论过夏、商、周三代的首领都与亚伯拉罕的后人有关，所以发现这个案例的惊喜可想而知。
唯一让我从直觉上起疑的是书后部充斥的大量辩论，他们既不太像今天中国人能够想象的传统思维方式，同时南宋时期的中国人思想开放程度也让人难以置信；他们甚至已经有“自由主义”的思想萌芽，在那些人当中“正义”、“公平”、“自由的权利”等概念似乎已经深入人心。马上又打消了我的疑问的是，那一切发生在700年前的国际港口城市泉州，那是中国沿海位居第一的国际性大港。泉州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特例。尤其是宋元交替时期的泉州，它应该远远超出中国人的想象之外，应该与意大利欧洲思想接近才应该。假如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是伪造，就要给予它特殊的理解，直到这个文本被证实或证伪的那一天。
《罗马有多远》 第二部分读《利玛窦中国札记》（1）
读《利玛窦中国札记》①
我看到一个考古专业的人在他的私人博客里批评我说：“苏三主要采用的是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视角来探索中国文明源，看来苏三对于考古或者中国文献并无很深的修养。”我得说他的判断很准确，而且很客观。他也提出了一个我的一个特色，阅读类似《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样的文献就更显示出我的“社会学”用意。我认为中国考古界在以往太少使用社会学方法来推测史前，所以我大量使用类似文献，不但有矫枉过正的嫌疑，而且对于并不习惯这一方法的人来说更多是一种“牵强附会”。或许双方都有改变思维方式的必要？
神甫来到中国的旅行道路
利玛窦（Mathew Rcicci； 1552…1610）为意大利人，是个耶稣会士。耶稣会属于基督教在16世纪新起的一个支派，与今天的天主教比较接近。
利玛窦札记主要由他自己书写，但是也有其他教士的添补。把这个手稿整理后传播到全世界的是一位名叫金尼阁的神父，时间是1615年。其全部故事围绕利玛窦在中国肇庆（当时广东的首府）、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这几个地区展开。
我查找这本书得益于一个从意大利回国的老朋友提醒，她问为什么不去看看《利玛窦中国札记》，或许其中的一些旅行道路什么的会有参考价值。书中有关从国外到中国来的道路情况提供的并不很多，另外这方面的资料其他历史文献可以很容易找到。不过还是有教士提到利玛窦开辟了5条进入中国的道路。
利玛窦起航的地点是葡萄牙。他乘坐一艘名为Saint Louis的船于1578年到达印度的果阿（Goa），四年后来到中国。他所经历的时代是中国的万历年间。当利玛窦在北京期间，万历似乎正在经历他那著名而奇特的消极怠工。
或许为了给以后的教士提供详尽的参考路线，札记中的某些描写十分具体：“这次旅行沿途经过的主要地点是：南京省的扬州，纬度32°；淮安，约34°；徐州，经充分测定为34。5°；山东省的济宁35。67°；临清37。67°；北京省的天津39。5°；北京整整40°。这就纠正了那些只凭想象认为北京位于纬度50的人的错误。”
另外，一个神甫如此精确地计算纬度也让我十分惊讶。当中国人谴责神甫阻挠科学的时候我只能说那是一个被过度夸张的宣传结果，利玛窦作为一个神职人员就不仅是宣传宗教的人，他实际上同时也是一个称职的学者。他通晓数学、几何学、天文学以及物理学，另外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学家，因为他在中国已经学会书写汉文，并且开始用汉语编书。他制作的地图在中国广为流传，甚至皇帝也下令绣织他描绘的地图，并且他可能还知道一些机械常识，皇宫中他贡献的自鸣钟尽管有专人看守护理，一旦出现问题还是会把他叫去修理。他们还利用“视距尺”测量了从广东到北京的距离。假如没有科学的思维，绝对不会想到测量纬度并把他们详细记录下来。
当神甫们从南方辗转经海路向北时，他们之所以更倾向于采用海路，札记说那样更安全，更少受到陆地的各种骚扰。他提到海洋上有荷兰的海盗。那些海盗甚至想霸占一些沿海陆地，承诺了许多沿海人条件，不过他们最后没有得逞。由于中国当时的首都已经在北方的北京，所以中国南方显示出一贯天高皇帝远的特色。荷兰海盗频繁骚扰明朝的南海疆土，北京不是视若无睹，而是烦不胜烦，最终在1624年就把荒岛台湾送与荷兰人，之前西班牙人已在台湾盘踞16年。16世纪开始葡萄牙人与日本人也频繁进犯中国沿海。在人类具有了初步的航海能力之后，假如他们有远途的企图时他们或许也更倾向于航海，而不是采用陆路。为什么如此？因为陆地最优良的地区已经被“土著”牢固占据，所以后来者肯定首先是在薄弱的沿海登陆。从这个角度出来，我们其实很容易就假设出那些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古人更多为一些“外来者”或“后来者”，比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还有在武夷山登陆的悬棺文化。起码这是一条可能的信息。
从中国回到欧洲的道路，金尼阁提供了他自己的一条线路：“渡海到波斯湾，然后却走了陆路，穿越波斯、阿拉伯沙漠和土耳其一部分，最后到达赫里奥波里斯①。从这里，度过地中海，抵达塞浦路斯、克里特、赞特（Jacynthe ；Zante），最后在上帝的指引下到了奥特朗多（Hydrumtum ；Otranto②）。”在我追寻这些线路的时候想到的是当初腓尼基人的航行与商业道路，3000年内人类的地理基本上稳定，所以航道方面应该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这样的类比就是一种社会学视角，以往的考古中很少这样思考问题，使用这样的方法逻辑推论尽管很虚，但对于史前史却很可能有极大的帮助。
英国和荷兰海盗当时在印度洋上活动猖獗，海洋道路与陆路有很大的不同。很难想象一群遥远荷兰或英国的人们会在亚洲集结犯罪，但他们确实长期在印度洋甚至中国疯狂作案，条件却只是因为他们具有独特的一技之长：航海。而当地陆地上的政府之所以不能控制他们也仅只是因为他们有这一技之长。
这些人类的海洋活动特点都是考察史前沿海文化所必须考虑的，否则的话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腓尼基人或者埃及人可以到达中国的山东以及沿海地区。假如这是事实，他们还是很相像的，先是以商业为目的的经商，部分人成为海盗进行抢劫，最后上岸盘踞一地成为殖民者（如荷兰侵占台湾）。唯一不同的是，明朝已经不是史前地广人稀的时期，国家与民族林立，远途的外来者进入内地变得异常困难。
这些海盗当然不仅仅是看上了中国。“海盗甚至被自己的成功冲昏了头脑，竟决定要侵占马六甲和莫三鼻给的葡萄牙殖民地。……他们入侵中国的努力，虽然并不成功，但多少与本文有关。他们明显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弱点或者是在他们当中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即拿得太多就难以保命。他们试图在福建这个东南沿海省份登陆，对那里的人民许下诺言，那就是他们会让他们做生意发财，他们会把日本人和葡萄牙人赶出澳门以及把西班牙人赶出菲律宾，就好像中华帝国的威力还需要荷兰人和他们的船队来帮忙似的。当他们看到中国人对于他们的许诺置之不理时他们就改为威胁，放了几炮想要吓唬他们……但是他们的威胁并不比他们的承诺更有效果。他们这才明白他们的虚声恫吓是无望得到什么的，于是他们放弃了武装远征并征服中国的想法，转道马六甲到了巴他拿皇家港口，继续干他们的海盗的老行当。”①（368页）
有一个发生在北方陆路上的故事很有趣，或许会给我们的贸易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