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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海盗的老行当。”①（368页）
有一个发生在北方陆路上的故事很有趣，或许会给我们的贸易殖民的理论以一定的支持，这是另外一个来自葡萄牙的名叫鄂本笃的神甫身上发生的故事。他们随一个商队向东方前进，途中历尽艰辛，当他们离开喀布尔后，或许那已经在中国的西域，“按照惯例，在国王的允许下，商人们要从他们自己当中推选出一个人来当所谓的皇帝，别的人都要向他表示尊敬和献礼”。有个人想拒绝送礼，结果被投进监狱。原来“所谓的皇帝有权利对那些拒不承认他权威的人施加刑罚”（388页）。请注意这是一个古代的“惯例”。这使我对《难以置信》一书中的商王朝建立来自商人的推论更加具有信心，这个案例说明商人中推举领袖或皇帝是完全可以的。“天子”概念在早商或中商尚未诞生，世俗商人确实可以随意作为皇帝定期出现于中国。
这批旅行者还发现在一个阿富汗与印度附近地区生活着一些金发人，札记说他们像比利时人一样（参考385页）。
这队人马走过了一段这样的路线：从印度进入蒲昌，然后到达吐鲁番（Turfan），下一站是阿拉穆忒（Aramuth），再下一站是哈密（Camul），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休息人马；赶路九天到达嘉峪关；再走了一天便到了一个叫肃城
《罗马有多远》 第二部分读《利玛窦中国札记》（2）
（Soceu）的地方，在那里就已经开始听到一些北京的情况了。行人在这条道路上“胆战心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惊险，看来还是海路更让人放心。航海技术就已经过滤了大批的陆地上的敌人，一条大船就是一个自我统治的王国，只要船队足够大，技术足够好，几乎无人可以阻拦，海盗也不敢靠近大船队。在距离北京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的时候鄂本笃就患病去世了，他有一本记录详尽的笔记，但不幸遗失。札记说他有可能是被那些与他信仰不同的撒拉逊人给毒害死的。
利玛窦作为一个来自意大利北部的欧洲人，他采用了海路经印度洋来到中国，在南中国登陆盘桓多年，最后辗转到达旧都南京以及当时的首都北京。他的旅行路线应该是一条自古存在的海上丝绸之路之一。尤其他是从意大利而来，并且我们还有一个更加著名的人士马可·波罗也是从意大利远途而来，《光明之城》中的犹太人雅各也从意大利而来。如此多的意大利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让刚刚写完《锁定红海》与《难以置信》的我兴奋不已，因为我在这两本书中一直在试图论证中国远古与地中海北岸的可能联系。
我的看法：基督教社会确实对于科学研究有一定阻力，中国人最熟悉的莫过于布鲁诺与哥白尼的故事了。但人们，尤其是中国人，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西方的大学最初几乎全是基督教建立的神学院的延伸。并且，基督教在强化神性统治的同时一直扶弱助贫，推广教育。基督教对于科学技术的贡献，中国人却从来不去费心了解，成为片面的结论支持者。哲学、心理学，甚至数学、文学、天文学以及宇宙构成等，都是基督教极其关注并赞助研究的领域，某些学科甚至直接从宗教中发展起来，心理学、哲学和宇宙学从一开始就与基督教的成长紧密联系。
触目惊心的明朝封闭
读“札记”之前，因为到处可见利玛窦的影响，风闻他被中国皇帝赐以坟地、经常进宫，以为他在中国生活得怡然自得。阅读此书才发现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相反，他们在明朝的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与苦难，甚至于这些人经常要向中国官员们磕头作揖，即便这样也被到处追赶，几乎无立锥之地，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被囚禁长达几个月。除了宗教使他们有毅力忍受无数的折磨外，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原因可以使他们继续留在那样的一块土地。书中提及的大多数传教士死在中国，利玛窦只是他们之中最著名的一位。
传教士的千辛万苦其实是东方社会对于他们的极力排斥造成的。当许多人说到东方的宽容时应该看看这段西方神甫留下的历史记载，然后他们的看法或许会客观一些。
即便在明朝时期中国也不允许外国人随便进入中国。“中华帝国是对一切外国人封闭的，只有三种人法律许可入境。第一种人是从邻国每年自愿前来向中国皇帝进贡的人。……第二种人不希望被看做是来进贡的，但慑于中国的幅员广阔，就来向皇帝致敬，尊他为万王之中的首领和最伟大的一个。这些人都是来寻求财富的，但佯称他们是被本国的君主派来的。他们是……商人……第三种人是羡慕这个伟大帝国的声名而来此永久定居的，中国人认为他们是受了他们道德名望吸引……传教团神父们在中国工作，是属于第三类人因而是符合法律的，而且也因为属于两种人不可避免地要被遣返他们本国。”（436页）
中国明朝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如此脆弱隔绝。这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国家统治时期文明相对隔绝的例证。假如在原始时期，人们当然会更加自由地进出。
在这本书的《中译者序言》里看到中国人在1982年的结论：中国在科学上的封闭落后不是中国人的错，是西方传教士们的错，“正是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阻挠，直到19世纪初中国学者（阮元）还在托勒迷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间徘徊……一直到19世纪的60年代中国学者（李善兰）才正式地把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即牛顿体系）介绍过来。这一历史事实又一次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说明了近代科学的革命性以及中世纪神学的反动性……”（13页）译者还有更多支持根据：“美国研究科学史的席文（Sivin）教授不久前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谈到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一事，他也以为中国当时所以没有出现近代科学，其原因不在于中国本身方面，而在于耶稣会士传播者的身上。”
一位现代西方教士在评价利玛窦他们的行为时却说：“耶稣会士们都以他们在新世界里从事科学工作和长途旅行而闻名。”（456页）
就中国的地理隔绝状况，看来大家都看得见：“它在南方和东方邻海，沿岸有很多小岛星罗棋布，使敌舰很难靠近大陆。这个国家在北部则有崇山峻岭防御敌意的鞑靼人的侵袭……它在西北方面有一片多少天都走不尽的大沙漠做屏障，能够阻止敌军进攻边界……在王国的西部，群山围绕，山外只有几个穷国，中国人很少或根本不予理睬，因为他们既不怕它们也不认为值得吞并它们。”（8…9页）
这些天然的安全条件，同时也成为与外部世界有效沟通的屏障，它阻隔的不仅仅是敌人，还有科学新思想以及社会政治新概念。
“从古以来，君主体制就是中国人民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32页）中国的落后假如包括了人文的落后，看来闭塞依然是落后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17世纪西方神甫已经耳熟能详的政治概念中国人那时还闻所未闻。
“在所有大国中，中国人的贸易最小，确实不妨说，他们跟外国并没有什么实际接触，所以他们对整个世界什么样一无所知。”
“中华”被《札记》解释为“位于中央”。“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地图时，发现他们的帝国并不在中央而在最东的边缘时，不禁有点迷惑不解。”后来利玛窦神父就专门为中国绘制了一副中国在世界地图中央的地图。直到今天，欧洲与中国使用的地图也是不同的，亚洲多半会把自己放在中央，而欧洲人则把他们放在中央。
当利玛窦在中国到处展示他带来的地图时，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惊诧，也使中国人感到一些自卑，因为中国人还不能这样去“认识”世界。几年后一个中国官员骄傲地对利玛窦神甫说：我们其实也有我们的地图。当他指给利玛窦看时，利玛窦发现那正是他自己几年前绘制的一幅地图。
中国很早就有地图，但“世界地图”的出现，尤其是世界地图作为一种普遍的常识出现，看来在利玛窦之前的中国并不流行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地图在古代是一项重大的军事秘密，一个西方传教士毫无保留地把一份世界地图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具有几方面的特殊意味。首先它说明了中西方的隔绝已经达到了让彼此失去警惕的地步，起码一位西方人对于东方人的警惕被瓦解了，所以包括古代中国人在内的一些人对于神甫的整体警惕很可能是一种杯弓蛇影的敏感，是一种被放大了的恐惧，在他们眼里一切神甫都是反动派，他们不做间谍就是万幸了，把包含有国家机密的地图献给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札记说：“他们的国家版图很大，边界辽远，而且他们对海外世界全无了解，以致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内。”（33页）
《罗马有多远》 第二部分读《利玛窦中国札记》（3）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当他们第一次看见我们的世界地图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他们得知五大地区的对称，读到很多不同民族的风俗，看出许多地名和他们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样，这事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