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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角度说，我们时时在“进化”，基因迁徙图谱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些“进化”的突变结点的记载与整理排序。
《罗马有多远》 第一部分人类基因迁徙之旅（2）
“人种论”与“血型论”等曾经在研究人类起源的道路上持续了很长时间，基因的研究终结了大部分的谬误。只有8％的不同基因可以作为划分人种的依据，人类的85％基因变异是人类共同的，这一结论使旧的人种决定论彻底坍塌。同时坍塌的还有各地的人种“独立起源”说。
针对我国科学界所持中国人由本地“北京人”等直立猿人进化而来的地区连续进化观，作者Spence Wells的看法是：基因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相反，在东亚各个地区对12000名男性进行的取样调查结果表明，他们每个人都能回溯到5万年前的非洲祖先。几万年前，现代人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入中国（29页）。
我恰好看到2005年有两位中国史前史方面的泰斗在两个不同公开场合的演讲稿——其中一份还是非公开的，但是那份稿子戏剧化地到了我手里。他们在讲话中重申并强调了中国人种的独立起源论，两位从头到尾闭口不提今天的国际基因研究结论，对此充耳不闻；一位演讲完后有听众提出“同源”说与基因研究对中国人种独立起源的挑战，该泰斗用语焉不详的一些话语应付了“同源”说，对于基因研究结论则说化石得出的连续性也有道理——我得说那是蒙外行的，或者说他还不知道化石的断层问题已经被提出来，那使得化石建立的“序列”摇摇欲坠（参见拙作《难以置信》第一部分）。总之，中国传统学者看来决心拒绝基因的“独立起源”结论。这下我反而安心了，因为我知道了对方的底牌。
更让我高兴的是，翻阅完全书，我知道我的一些推论与DNA在宏观上是相合的，并且以后可能更广泛参考基因的研究结论。我认为基因结论可能并非指示出了绝对的真理，但是这毕竟是今天最为广泛被世界承认的一个学科与技术。中国某些人之拒绝基因技术在考古领域的应用，是一种不正常的怪异现象，这是所有中国文化人以及中国研究科学的人应该注意的。
暂且把化石还是基因的绝对科学性放在一边，我认为史前史的研究实际上有一种“秋千”或“钟摆”效应，即哪个时期史前史的研究结论倾向于哪方我们就必须予以痛快承认。史前史的研究在两个甚至几个不同的假设理论之间摇摆，那是正常的也是理性的，这是史前史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研究者要“守规矩”，也就是要客观中立，要理性，不能一旦“秋千”荡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就抓住永远不放手，不让“秋千”继续自然地荡下去。正如最初“秋千”曾经荡向了“中国文明西来”说，但后来偶然间发现了“足够”的证据之后“秋千”又荡向了“独立”说。这些表现或许是自然的而非人为，但现在“秋千”终于又因基因的新技术推向了“同源”说，研究者应该愉快接受结论。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次我看到许多中国学者抓住“秋千”不放手了。假如你认为基因是错误的也可以批评与改进，但是我看到的情况是奇异的回避。
《罗马有多远》 第一部分从DNA研究说起（1）
从DNA研究说起
有三个因素形成了基因序列图谱，决定了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正是他们形成了8％或7％的不同变异：基因突变至为关键，有了基因突变才能产生多态现象。每个人都携带着30个全新的变异基因，这使他与她与其父母分别开来。第二个因素是“选择”，自然选择在基因突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看来时间将会是个必须的条件。最后一个是“遗传漂移”——它对小群体“影响重大”。
DNA的研究与发展过程惊心动魄、精彩迷人。作者Spencer Wells除了是个天才的科学家之外，还有着高超的文学天赋。他将枯燥复杂的科学研究化为简明易懂、条理清晰的优美文字，这在一个科学家而言难得而罕见。
作者说，DNA研究在人类学领域的应用建立在一种“奥卡姆剃刀”原理上。科学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非洲人为人类起源的假设。最终基因研究的结论与其他传统方法的结论与考古基本相符，可以互相印证。
生物技术在人类学的研究上，科学家最先选择的是蛋白质而不是基因，经过一些曲折之后才找到了遗传变异的最佳“发言人”：DNA。实际上，在DNA研究中还有一些后来被完全抛弃的错误理论，DNA技术与理论也在发展，现在可以说已经基本成熟了。除了人类学领域之外，在司法程序上中国已经采用DNA结果一证断案。
用DNA研究人类学的大本营在美国，在斯坦福大学，欧洲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支持者。中国也有生物学者参与其中，他们有关中国的DNA人类学结论多已通过新闻报道。不过就目前的情况看，DNA方面的研究结论中国传统学界还没有正面接受。中国最开放的一个城市，上海，是研究DNA的前沿阵地，有数位DNA专家来自那里，但史前史的传统重镇却在北京。我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来自上海方面的诸多声援，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
利用DNA的排列来追踪人类迁徙史的研究方法成熟于半个世纪前，路卡·卡瓦利…斯福扎先生（1922… ）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发明者。
1987年，卡恩和威尔逊等人首次应用“奥卡姆剃刀”剖出人类祖先的秘密：线粒体DNA显示人类的共同祖先起源于20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妇女。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夏娃理论”。正如书中所言，那不是唯一的“夏娃”，但却是最幸运的“夏娃”。这是根据女性的资料分析的结果。根据男性Y…染色体分析，“亚当”是一个比她年轻得多的男人，同样，他不是当时唯一的“亚当”，但却是最幸运的“亚当”。“找到今天多样性人类的一个单独祖先，并不意味着那个时期只生活着一个人，而是与他同时期的其他人的后代已经灭绝。”
在距今5万年的化石上仍然能找到DNA，这给该项工作带来了非常可观的前景。不过它的精确度似乎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假如要更精确的并且是时间很近的话可以使用其他传统考古技术加以弥补，比如碳14等。
时间到了2000年11月，两个同样名叫彼德的人参与一个工作组利用Y多态性技术再次肯定了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它指向一个生活在大约5。9万年前的非洲男人。假如更“准确”一些，这个“亚当”生活在4万至14万年之间。
最新的表述语言是：在大约6万年前，现代人全部生活在非洲。今天从基因显示的最古老人群依然生活在埃塞俄比亚与苏丹以及东非与南非地区。
欧洲人很快接受了这些科技研究成果，尽管在2万多年前欧洲还生活着已经有文化痕迹的尼安德特人。
迁出非洲靠大海
基因研究显示，非洲东北地区的人类祖先曾经在10万年前进入过中东，但后来可能由于地理与气候的变化他们又折了回去。现代人再次走出非洲的时间为大约6万年前。
DNA显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同样来源于非洲，而且现在看他们与非洲人从各方面都更接近一些。非洲人到达澳大利亚的时间是大约6万年前。这个数据的确认以及相关的推理是极其震撼人心的，而且不经意间极大地支持了我的一个理论。
我认为中国“三代”牵涉到航海技术，而且早在3000甚至4000年前就有人使用航海手段来到中国。这个结论已经使许多人露出了惊讶不已的表情，他们不相信，认为这对于航海技术而言太早了。看来是我保守了，而不仅仅是他们。这本书说，人类可能从6万年前就掌握了一定的航海技术！不过，那可能是个简单的木筏，无论如何，人类从水上游到了澳大利亚。而且，有迹象显示，他们是从非洲沿岸边进入亚洲然后以一些岛屿为跳板渡了过去，从印度与东南亚的DNA研究也显示了澳大利亚土著祖先在那里留下的痕迹。
不仅“现代人”是从非洲出去的，而且猿也是从非洲出去的。根据作者的表述，猿类在东方进化为猩猩和长臂猿，留在非洲的成为黑猩猩和大猩猩。据说之前非洲与亚洲处于割裂状态，后来非洲与欧亚大陆碰撞才使猿类有机会走出非洲。大约在1…20万年前，这些猿进化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56页）。
《罗马有多远》 第一部分从DNA研究说起（2）
15万年前地球正处于里斯冰川期的结束期，平均温度比地球上目前的温度低10°。大约13万年前，气候开始变暖，海平面上升，湿气上升。12万年前又开始冷起来，至7万年前再次“迅速变冷”。在随后的5万年前加剧，到2万年前气温降低到了最低点（56页）。这就是从猿到人转变时期的地球气候。这个变冷的倾向很有些特别，生活环境开始变得恶劣，但人却聪明起来，很有“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意味。或许真的是这样，艰苦的环境锻炼了人、逼迫了人，也最后成就了人。
原始状态下适合人类居住的森林与草原的形成是这样的：降雨量在3个月以上的地区是草原，少于3个月的是森林。美国地球物理学家罗伯特·沃尔特认为，非洲曾经发生过严重干旱，除了靠近海岸的一条狭窄地带之外，东非的草原都变成了不毛之地。早期的现代人不得不以大海为生。这个环境的变化为现代人的航海能力以及他们到达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远航才能到达的地方，都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假如这是事实，或许我们应该说，发展至今人类可能航海能力是下降了而不是上升了。他们由于长期被迫生活在沿海，很可能无人不善海，而且这使他们在远古时期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