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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启蒙时期主宰人们的世界观。
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将其信仰置于理性之中。理性应该象探照灯一样照亮消极
地躺在那里等待被发现的现实。理性所起的可塑造现实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
排除了。也就是说，启蒙思想没有意识到相关反射性。其结果是对现实看法的曲扭，
但这在当时的发展时期是恰当的。
在启蒙时期人类对自然力量的认识和控制能力还相对很少，科学的方法提供了
无限的希望；所以把现实想像成是消极地等在那里被发现，而认为理性是积极地参
与对现实的发现和探索，是很正常的。毕竟，那时连地球都还没有被完全探查。收
集事实并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知识可以从那么多不同的方向，用
那么多不同的方法获得，显示了无限的可能。理性扫除了千百年的传统关系和宗教
教条，唤起了进步的胜利感。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用相关反射观念正确理解人类事物的困难。法国大革命的领
导者认为理性可以帮助从根本上重建社会，但是他们过于信仰理性。社会没有遵从
理性的支配，1789 年的狂喜退化演变成了1794 年的恐怖。
启蒙时期对现实的错误解释，是由于在思维和现实之间引用两分法，以使理性
能够获得完美的认识。这一两分法并不是事物的主体中固有的，而是启蒙时期的哲
学家们为了能说明现实而引进的概念。
启蒙时代哲学家们的错误已经有了一个名字：后现代主义者称之为“启蒙期谬
误”。我在此将接受这个名称。但要说明一点，即我们所谈的是一个易扩散的缪误
（fertile fallacy），其核心包含有价值的真理。
我现在再准确地解释一下我所指的“易扩散的缪误”是什么。我们有能力获取
知识，但是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知识允许我们依据知识来做所有的决定。接下去即
是，当某一个知识被证明有用时很容易过分采用，并延伸扩展到它不再适用的领域，
这样它就成了谬误。
这就是启蒙时代所发生的。理性与现实之间的两分法在研究自然现象中运用得
很好，但是在对有关人的事物研究中就成了误导。易扩散谬误在历史的其他分支中，
就如同在金融市场上的泡沫现象。
启蒙期的谬误深深扎根在我们的世界观中。它使波普宣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应使用同样的方法和标准，导致经济理论要采用牛顿物理学的模式。波普卓越的
科学方法模式和经济学理论，都未能认识到相关反射性。更糟糕的是，就连我本人，
相关反射性的发现或发明者，居然也未能认识到，波普关于开放社会的观念，是建
立在认知功能优先于操纵功能的隐蔽暗含假设基础上 –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试图
找到真相，而不是其实在操纵人们去相信我们想让他们相信的。
启蒙期的谬误，也深深扎根在有效市场假定论及其政治衍生品市场原教旨主义
之中。两个智力构思中的这个谬误，被金融体系的崩溃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暴露出来。
我对开放社会理念这一弊病的发现不太惊人，因为这个观念被接受的面较小；但对
我个人来说，这两者同样惊心动魄。它迫使我对开放社会的理念重新思考。
我并没有放弃对开放社会的价值的信念，但是我意识到，它需要更强的论据来
支持。波普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开放社会中认知功能优先于操纵功能；我现在认识
到，要使开放社会发展繁荣，这必须作为一个明确的前提要求提出。现在我来说明
我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
在民主社会中政治讨论的目的，不是发现事实这一认知功能；而目的是当选和
继续执政，这是操纵功能。其结果，自由的政治讨论不一定比压制异议的专制政权
产生更有远见的政策。
更坏的是，在操纵现实的政治竞赛中，承诺尊重真相成了一种障碍。布什政府
有一个强有力的右翼宣传机器为其服务，不感到有任何需要尊重事实。这给了他决
定性的优势，因为更传统的政治操作者还是在启蒙期谬误的影响下，感到要受事实
的制约。
一个美国最成功的右翼宣传家之一弗兰克。伦兹 （Frank Luntz）公开承认，他把
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的《1984 年》一书当作他设计标语口号的教科书。
作为开放社会的信奉者，我对此感到震惊。为什么奥威尔式的谎言在一个开放社会
里可以成功，就象集权国家中的真理部用斯大林式的方法使人就范？
这样的发问为回答我自己提出的问题“美国出了什么问题”提供了线索。人们
已不太在意追求真相。越来越复杂的操纵技巧使他们已习惯于不在意被欺骗，甚至
看起来是在积极请求被欺骗。
人们已变得习惯于接受事先包装好的信息，因而就有付钱的政治广告的影响。
他们更有兴趣的是娱乐而不是知情，因而就有像比尔。欧雷利 （Bill O’Reilly） 和
拉什。林堡 （Rush Limbaugh） 这样的大众评论员的影响。
操纵的技巧随着时间逐渐发展。它开始于十九世纪末在商业界，企业家发现可
以通过商标和广告突出其产品而提高利润率。这促发了对消费者动机的研究，对信
息的检验，和对焦点小组的运用，由此引发了一个使公众行为有所改变的相关反射
过程。导致了消费群体的发展，进而扩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
经济学和政治所立足的隐蔽的假设，被逐渐暴露出来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认
为供求关系状况是既定的，并说明自由的市场如何可以在完美竞争的情况下达到资
源的最佳分配。但是需求曲线的形成不是 独立存在的，而是受广告操纵。代议制民
主的理论假设，候选人会对他们自己及其纲领作出说明，投票人会选择他们喜欢的；
这种假设没有预期候选人会研究公众的观点，然后讲选民想听的话。这两种理论都
没有考虑现实可被操纵。
对现实的操纵也成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文学评论最终导致了后现
代世界观的发展，将启蒙思想搞得天翻地覆。它否定了一个可以被发现的客观现实
的存在；反之，认为现实是经常互相矛盾的叙述和记事的综合体。
我对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曾经根本未予理会，因为它与我对客观世界的深刻的
尊重相冲突。直到读了让。萨斯金 （Ron Suskind）的一篇文章才打开我的眼界，使我
看到我过去没有认识到的，后现代世界观与布什政府的宣传机器之间的关联。他引
用这个宣传机器的主要操作者之一的话，实际上是在说：“我们不研究事实；我们
创造事实。”
这迫使我改变我的态度。我必须更认真地对待后现代的立场观点，把它看作是
易扩散的谬误。它与启蒙思想有同等重要的影响，而且在当前也许影响更大。但是
我仍然认为，与启蒙思想的谬误相比，后现代主义的谬误性更多，可扩散性较少。
把操纵功能置于优先地位，它无视于客观现实的坚实核心是无法操纵的。在我看来，
这比启蒙思想忽略了操纵功能是更大的缺陷。
根据启蒙思想的看法，理性与现实是彼此分开和相互独立的。人们要使现实
变得对自己有利的唯一途径，是理解决定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在这种条件下可以
理所当然地认为，发现认识这些规律是第一位重要的。这一点导致了人类智能最伟
大的成就，即自然科学的发展。只是在对人类事物的研究中谬误才悄悄溜了进来。
相比之下，后现代的世界观是完全误导性的。它为政治酿就了一种非道德的实
用主义的手段，可以这样归纳： 既然我们已经发现现实是可以操纵的，为什么要给
认知功能以优先地位呢？为什么不直接进行操纵？为什么不追踪权力 （power） 而
要追踪真相真理 （truth）？
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即尽管现实可以被操纵，但其结果肯定与操纵者的意图
相违。这种偏离有必要被保持在最低限度，而这只能通过更好地理解现实来达到。
正是这一系列的推理使我认识到，要把追求真相真理的承诺作为开放社会的前提要
求明确提出来。
这个抽象论据可用具体事例佐证说明。看一看布什政府，它在操纵现实上非
常成功。通过对恐怖主义宣战，使整个国家都站到总统一边，为入侵伊拉克铺平道
路。侵略是为了确立美国在世界的至高地位，但其效果截然相反。美国的力量和影
响急转直下，小布什被普遍认为是美国迄今所有过的最坏的总统。
这个例子应该是有说服力的。然而，随着相关反射概念逐渐被接受，有危险把
它用来作出对后现代谬误有利的错误解释。现实的相关反射性太难理解，人们很容
易被简单的答案误导。我用了一生的时间去理解这个论点，即有效的预测并不一定
证明预测所基于的理论 是真实正确的；而一个花钱做的政治广告只要30 秒钟。
接受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很有诱惑力，但是不注重客观现实的存在是危险的。
使人能切身感受到客观现实的一个方法，是提醒人们注意死亡是生活中的现实这一
事实。头脑很难接受会停止存在的想法，所以关于死后生命的各种说法和虚拟应运
而生。阿兹特克人（Aztec） 的一种仪式使我很惊讶：几个队在玩球的游戏中竞争，
赢者被奉献给神。这是此类虚拟神话力的一个极端例子，事实是赢队的人死了。
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死后生命的不存在无法对相信它的人去证实。我所坚持
的现实的客观性的重要性，是我个人的信念。的确，它与宗教信仰有令人好奇的相
似之处。我所认为的现实的客观性，有许多一神论中的神的属性：它无所不在，威
力无穷，但它是怎样起作用的仍然有些神秘。
我对现实的客观性十分尊重，而且我过去认为这是常规准则。后来认识到我这
种态度不太常见，而这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
我的个性形成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