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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派”和“婉约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宋词中到底有没有“派”？这仍是
一个百冢争鸣、难归一统的问题。
第一种意见完全否认宋词流派的存在。施蛰存曾指出：婉约、豪放仅是
作品风格，而风格的形成取决于思想感情，“燕闲之作，不能豪放，民族革
命激昂之作，不能婉约。”宋人论词，初无两派之分。所谓流派，“因有许
多人向同一风格写作，蔚为风气，故得以为一个流派。东坡稼轩，才情面目
不同，岂得谓之同派？”我们无法开出一个豪放词的宗派图，而吴文英徒众
甚多，隐然成派，也不能说成是婉约派。何况婉约、豪放也不是对立面，尚
有既不豪放、又不婉约者在。清人郭频伽论词有12 品，杨伯夔又加了12 品，
这24 种风格能够分别属于婉约和豪放两派吗？这些都只能称作“体”而不算
“派”。吴世昌则从北宋词的创作着眼，指出北宋如“塞下秋来风景异”、
“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这一类的豪放之作不满十首，根本谈不上派。
如果真有这一派，试问有多少人组成？以谁为派主？写出了多少豪放词？收
印在什么集子里？他们认为，如果编写词史，不宜再说宋词有婉约、豪放两
大派。
第二种意见与此针锋相对，认为不但宋词有豪放、婉约两大派，而且自
《诗》、《骚》以下，即已分派。如周楞伽指出：“汉魏风骨，气可凌云，。。
皆豪放派之祖。”“江左齐梁，职竟新丽，。。皆婉约派之宗。”所不同者，
仅
当时无婉约、豪放之名，而以‘华’、‘实’为区别之标准而已”。李
白豪放，杜甫婉约，也是无可怀疑的。就宋代词人而论，“若东坡稼轩，就
其词作风格主导方面而论，固皆词家豪放派也。”他们认为，宋人即以婉豪
分派，俞文豹《吹剑续录》所载东坡词如关西大汉唱“大江东去”，柳永词
如十七八女郎歌“晓风残月”，就是豪放和婉约两派的区分。明人张綎所谓
“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也是就此而言的。再则，词写得婉约易，写
得豪放难，“故豪放之词更弥足珍贵，即谓为词之正宗，又何不可”。“如
果写《词史》必须大书特书词有豪放、婉约两派。豪放同以范希文为首唱，
而以东坡、稼轩为教主；婉约词则以晏元献为首唱，而以屯田、清真、白石
为教主。”
第三种意见别立一说，认为派有两种含义，即指流派也指风格，宋人虽
分婉约、豪放，但都是指艺术风格而论。宋人倒是以“雅”（闲雅、雅正）
与“郑”（侧艳、俚俗）来分派的。艳词不等于婉约词，雅词更不是豪放词，
应当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强以豪放、婉约分派，已非宋人原貌，其目的也无
非是为了抬高豪放派。这样做对词学研究很有害：一来对许多大词人（如晏
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姜夔、吴文英等）评价很不够，
二来影响人们了解宋词真面目，三来模糊了许多不同流派和风格的作家在词
的发展史上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并驱争流的事实，四来不利于我们今天对
作家作品作具体科学的分析。
第四种意见实际上是对第二种意见的补充和发挥。他们认为，流派的众
多和风格的多样，是宋词繁荣的重要标志。宋词粗分有婉约、豪放两大派，
但还可分得更细，“豪放派中，苏之清旷，辛之豪雄，亦同中有异；婉约派
中，周、吴的质实，姜、张的清空，亦区别为二，而周的疏密相间，吴的缜
密妍丽，亦可细分。”他们认为，豪放、婉约只是基本划分，它们之间也在
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而且还有游离于两派之外的作家。他们不同意第二种
意见把豪放派作为词的正宗的提法，认为应该充分肯定婉约派词人在艺术上
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第五种意见是折中型的。他们认为“体”与“派”在我国文学习惯上区
别甚微，称体者，每可称派。一般看来，体多指形式与体裁，派多指风格和
品流。从发展过程看，往往先有体，而后产生不同的派。他们认为，宋词中
的豪放、婉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豹鸿沟，更不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同一词
家之作品，二者兼有者多矣，没有必要也不可作硬性规定。
事实上，这些对流派存在与否的见解，主要是针对“五四”以来词学研
究的一些偏激观点而发的。胡适、胡云翼等极力崇扬词中的豪放派，他们把
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称为宋词的主流，而把以周、姜为代表的婉约派称为逆
流。解放以后，这种观点一直作为词学研究的流行观点，而胡云翼《宋词选》
作为代表性选本影响也很大。粉碎“四人帮”后，不少学者突破禁区，勇于
探索，对豪放派的正宗地位提出质疑，进而探讨了有关宋词流派和风格的种
种问题，活跃了学术空气。
宋词中到底有没有流派？对“派”与“体”应该如何理解？怎样评价宋
词才算是实事求是？这还有待于学术园地进一步的鸣放和探索。
（耿百鸣）
薛居正《旧五代史》今河在？
现在《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已经不是宋代薛居正的原著，而
是清代乾隆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先是，薛居正的《旧五代史》
（以下简称“薛史”）问世以后，经过87 年，到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 年），
欧阳修认为“薛史”繁琐，又私修了一部《新五代史》。欧阳修死后，始由
国子监刊行，在社会上与“薛史”并行流传。清乾隆年间纪昀在《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中介绍“薛史”时说：“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 年），诏学官止
（只）用‘欧阳修史’，于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传
本亦渐就湮没，惟明内府有之，见于《文渊阁书目》。故《永乐大典》多载
其文，然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似乎“薛史”在南宋时已不很
通行，到明代就绝版了。
张元济在《校史随笔》中，有《旧五代史》一则说：“以余所知，明万
历连江陈一斋有是书，所记卷数与《玉海》合，见《世善堂书目》。清初黄
太冲（宗羲）亦有之，见《南雷文定》附录吴任臣书，全谢山（祖望）谓其
毁于水火。连江陈氏所藏，陆存斋（心沅）谓嘉庆时散出，赵谷林（星）以
兼金求之不可得，盖亦必为劫灰矣。”可知“薛史”并未绝版，在明清之际
尚有存本。
商务印书馆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薛史”忽又一度出现。张
元济在《涉园序跋集录》中说：“余微闻有人曾见金承安四年（1199 年）南
京路转运司刊本，故辑印之始，虽选用嘉业堂刘氏所刻《大典》有注本，仍
刊报搜访，冀有所获。未几果有来告者，谓为歙人汪允宗所藏，民国四年（1915
年）三月售于某书估，且出示《货书记》相视。允宗，余敌人也，方其在时，
绝未道及，及辗转追寻，历有年所，迷离惝恍，莫可究诘。”张氏所谓刊报
搜访，此项广告，在百衲本《二十四史样本》中也有刊载。第一次在1930
年，题为“重价征募薛居正《旧五代史》原书”；第二在1934 年，题为“征
求薛居正《旧五代史》”。结果，“薛史”原书仍不见踪迹。
1982 年，商务印书馆纪念建馆85 周年，印有《张元济书札》一册，内
记张氏于1953 年3 月27 日致丁英桂一信说：“近闻《旧五代史》有出世之
信，可喜。吾兄想曾见之，敬祈指示，如能代觅，尤感。”为此，我曾去访
问过丁英桂老先生，据说“薛史”由汪允宗售与某书估后，不久即为丁乃扬
所得。丁乃扬字少兰，浙江吴兴人，曾任两广盐运使、顺天府尹、长芦盐运
使、两淮盐运使等职。丁乃扬死后，“薛史”下落不明。
除了英桂提供的材料外，上海书店《古旧书讯》1979 年第2 期中又另有
传闻。据说商务印书馆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曾出1 万元高价征求
过“薛史”原书，但一直没有人应征，后悉此书藏丁乃扬处，乃派任心白（丁
乃扬女婿的表兄弟）去丁氏藏书楼寻找，也未找到。近人王佩铮《藏书纪事
诗三编》有：“丁乃扬少兰曾得歙人汪允宗所藏宋本《旧五代史》，少兰殁
后，不知以何因缘归一彭姓者（郑逸梅《书报旧话》作“彭谷声”）。丁丑
之变，彭姓负书去屯溪，遄返海上，据述，吴湖帆、公孙翼燕尝为作《千里
负书图》，此事此人颇以为奇。”“文化大革命”前，彭姓之子曾去上海古
籍书店收购处，证实其父确藏有“薛史”原书，但寄放于其父友人家。后经
该店多次去其父友人家访问，其父之友矢口否认，“薛史”的下落终不得要
领。
中华书局出版的罗继祖《枫窗脞语》中，有金承安刊《旧五代史》一则
说：“歙县汪允宗德渊曾藏金承安四年（1199 年）南京路转运司刊《旧五代
史》一百五十卷，张菊老《校史随笔》中记之，菊老与汪雅故，汪生前绝不
道及，故菊老不之信。汪于民国四年三月，以发愤与同志自香港电英政府，
揭日狡谋，取所藏珍本六种（内一种即为《旧五代史》）货之粤商，得千三
百元作电费。归粤商后遂不复出，亦怪事，意早随海舶西迈矣。”惟就现有
资料看，国外印行的“薛史”，也没有用宋版原书作底本的，说明“薛史”
没有流出国外。
（杨震方）
谭嗣同诗中的“两昆仑”是指什么人？
1898 年9 月，光绪皇帝苦心经营的新政，被戊戌政变付之东流。康有为、
梁启超东渡日本避难，谭嗣同等6 人被押上菜市口刑场，不经审讯即被处死；
其中最为慷慨自若的，是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彗星的谭嗣同。
谭嗣同在临死前夕，于囚狱里用炭渣在墙上题过一首七绝诗，这就是脍
炙人口、传颂不绝的《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