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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复并省，故《班志》略而不言。（《秦三十六郡考》，载《潜研堂文集》
卷十六）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亦同此说。
（2）秦40 郡说。《晋书·地理志》主此说。云：“始皇初并天下，惩
战国，削罢列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按：其郡名与裴注同）。於是兴师
逾江，平取百越，又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主同此说者
甚多，如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秦郡县表序》、金榜《礼笺》附录《地理志
分置郡国考》，刘师培《左盦集·秦四十郡考》等等。
（3）秦48 郡说。王国维主此说。他根据《史记》纪传等史籍逐个考证，
得出秦共置郡四十有八的结论。还以“秦以水德王，故数以六为纪”为依据，
称“二十六年，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三十六者，六之自乘数也，次当增燕
齐六郡为四十二郡。四十二者，六之七倍也。至三十三年，南置南海、桂林、
象郡，北置九原，其于六数不足者二，则又于内地分置陈、东海二郡，共为
四十八郡。四十八者，六之八倍也，秦制然也。”（《秦郡考》，载《观堂
集林》卷十二）。
（4）秦46 郡说。谭其骧主此说。认为钱大昕是“执泥于《班志》三十
六郡目，置史汉纪传于视若无睹，啁嘐再四，终难自圆其说”；“全祖望所
得繁多，惟限于初并天下时之三十六郡”。杨守敬、刘师培等“因仍旧说，
略无创获”。王国维“乃推而及于嬴秦一代所有之郡，而不免好奇穿凿”。
他依据《史记》纪传、《水经注》、《华阳国志》等史籍逐个考实，得出秦
一代建郡于史有征者四十六，同时认为“然非得谓秦郡必止于是数”，他不
同意王国维所谓“秦以水德王，故数以六为纪”用“六自乘和六之倍数”计
郡的方法，王氏惟其秦置郡必为六之倍数，因谓东海与南海、九原等同置于
三十三年之说则殊嫌无据。秦置东海之年，史无明征，《始皇本纪》，三十
五年，立石东海上胸界中，以为秦东门，疑即在是年。又如“汉以五数为纪，
百三郡国何尝为五之倍数乎？”（《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
此外马正林认为秦王朝共设多少郡，“大致说来，以四十一郡的说法比
较妥当，若再加上设在国都咸阳的内史，一共为四十二个郡级单位（《中国
历史地理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秦一代设多少郡，自清代以来，研究它的学者不少，长期争论不休，成
绩甚微，尚无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因为第一部正史《史记》不立专篇地理志
记叙秦郡设置及沿革，只散记于纪传之中，难免有不全之纰漏，以致秦全部
郡数无法见于一代之史，年代久长也就难以搞清楚。后世只能根据现存的材
料加以考订，在史无明说的情况下，难怪仅一郡的设置时间就有多种看法相
持不下。因此，要真正求得2000 多年前秦郡实际数目，彻底揭开秦郡数之谜，
无疑是相当困难的。
（王天良）
松江等地名是怎样东渡日本的？
在日本列岛本州岛西部，有数处地名与我国长江三角洲东部的地名完全
相同，这就是松江、金泽和吴。我国江南的地名，怎会东渡到日本去落户呢？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
得名谁先谁后 上海市郊县之一的松江，是因元至元十五年（1278 年）
设立的松江府而得名。作为河流的名称，早在公元3 世纪的三国时就已见诸
史籍，当时是叫吴松江的。青浦是上海的另一个郊县，它有个金泽镇，以土
壤肥沃，水网密布，“田于是者获泽如金”而得名。古称“白苎里”，是著
名的吴歌发源地之一。宋建炎初，成为南渡丞相吕颐浩定居江南的第宅所在，
后以其宅为寺而称“颐浩禅寺”，有声丛林。至于今江苏省苏州市的古代地
名“吴”，则早在公元前6 世纪就已出现，上海古代也属于“三吴”之地。
日本岛根县的松江、石川县和横滨市的金泽以及广岛县的吴，那里的气候与
生态环境，与我国江南三地虽有同有异，但都适宜种植水稻、竹子、水果，
他们的得名均晚于我国。因此，决不会出现我国的地名去仿效日本地名的情
况。
地名迁移的规律 古今中外，地名迁移的现象屡见不鲜，通常均由母地
向子地迁移。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后，其父太上皇不能适应宫廷生活，要求
回乡。刘邦就按家乡的式样在郊外建造了一个新镇。迁来了丰、沛的居民定
居经商，取名“新丰”。英国约克郡移民来到新大陆后，对东海岸建立的定
居点，取名纽约（NewYork）即“新约克”，以寄托他们对故乡眷恋之情。西
班牙移民则在美洲加勒比海沿岸及向南北延伸，建立了不少以圣地亚哥
（SanTiago）命名的城镇，是出于对故土保护神的崇敬心。明永乐帝派遣“三
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宣慰各国，所到之处，出现了三宝颜、三宝垄、三宝
井等地名，则是出自各国人民对著名人物的追思。因此，表现于母地、子地
问的地名迁移上，是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
是否纯属巧合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历史证明：松江、吴等地，早在唐、
宋时期就已与日本开展了文化交流。在八世纪的平安时期，日本人民已经利
用汉字字形，组成了假名字母；而在日语读音方面，也出现了“吴音”系统。
唐大中元年（847 年），日本人唐求法僧圆仁一行五人归国时，他们于九月
初在登州赤浦搭乘的海船，就是五月十一日从松江口启航、由新罗人为主驾
驶的苏州船。长江口与松江口汇合处华亭县的青龙镇（今青浦县白鹤乡），
在北宋时就已成为“夷夏杂处，异货盈衢”、海船出入频繁的重要商港，“广
南、日本、新罗来，岁或一至”（隆平亏《灵鉴宝塔铭》），应是当时的可
靠记录。嘉泰四年（1204 年），日本僧不可弃俊芿来到后来成为松江府府治
所在地的华亭县城（今松江镇），师从超果天台教院、高僧北峰宗印学“天
台”。八年，俊芿人宋凡13 年，归国时携回的典籍达2000 余卷。他在日本
京都创建的泉涌寺至今犹存，曾剃度后鸟羽上皇等皈依佛门，封“大兴正法
国师”，是日本真言律宗之祖。事实证明，两国相同地名的出现，应有一定
的渊源，不可能纯属巧合。
“弘安之战”战俘的下落 发生于上海建县前10 年，即至元十八年
（1281 年）的“弘安之战”（时为日本弘安四年），是一场由元世祖忽必烈
发动的侵略战争，一共派出了14 万元军东征日本，却以失败而告终。在这场
战争中，南路军10 万人是从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等“上船口岸”出
发的。根据正德《松江府志》载，松江建府前有23 万户，而至战后至元二十
七年（1290 年）时，却只剩下16 万户。户口减少的原因甚多，而被签括从
军当是原因之一。参阅《新元史》哈刺、沙全、朱清、完者拔都诸传，松
江、金泽、吴等地被迫从军的青壮年人数当不卜万人，即使有不少人战死、
溺死和逃回，被生俘的也应有数千人之多。而当时江南人以心灵手巧著称，
江南先进的文化技能对日本有用，幕府执政驱使战俘至本州各地劳役和开
发，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也许这就是江南战俘们为怀念故乡而予以命名的。
和平使者赴日 急风骤雨似的战争瞬息而过，随着忽必烈的去世，元朝
与日本的紧张关系渐趋缓和。大德三年（1299 年），元成宗派遣普陀寺僧一
山一宁持国书使日。延祐元年（1314 年）又开“下蕃市舶之禁”，恢复了海
上贸易。泰定三年（1326 年），日本幕府执政北条高时出家，他两次派遣使
者来到松江真净院，礼聘高僧清拙正澄赴日弘法。正澄应聘偕弟子东渡，翌
年迎至镰仓，后醍醐天皇请他住持建仁、南禅等名刹，并又创建了开善寺。
正澄以《百文清规》治寺，剃度了武家小笠原贞宗，弘扬佛法，受到日本朝
野的尊敬，旅日14 年，殁于建仁寺，谥曰“大鉴禅师”。遗有《禅居集》、
《清拙和尚语录》等著作，对于日本佛寺管理、“五山文学”和武士礼法，
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其后300 多年，在明，清易代之际，寄籍松江的明遗民
朱之瑜（舜水）（1600—1682 年）渡海居日，宣扬儒学，受到大将军德川光
圀及土民的崇敬，称为舜水先生，旅日24 年以终。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
又一佳话。
地名谜的试解 初步归纳起来，地名之所以东渡，大致可以有三个谜
底：一是日本人民仰慕我国江南的山川风物而命名；二是在“弘安之战”后，
确有数千来自松江等地的战俘在此劳役开发，他们为寄托对故园之思而用家
乡的地名命名；三是由其他途径从江南三地来的移民，为教育后代不忘桑梓
之情而命名。以上是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和两国人民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共同之
处而假设并作出判断的，尚有待于更多的史实加以印证。至于彻底地解开此
谜，则有待于两国史学研究者的相互切磋与共同探索。
（金石声）
碎叶何时设镇？
碎叶城，或称素叶城、素叶水城，以城临碎叶水（今楚河）而得名。故
址在中亚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西南。地当东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南
北二道干线交汇处，不仅为中西商人汇集之地，也是东西方使者往来必经之
路。自然条件优越，水土沃润，宜于农牧，地位十分重要。公元六世纪末后，
伊犁河、楚河流域曾为西突厥十姓游牧地，碎叶城正位于该地中心，因而西
突厥曾一度以碎叶为牙庭。公元七世纪前期唐高僧玄奘西赴印度途经此城
时，谒见西突厥统叶可汗。据说唐诗人李白出生于此。
唐王朝为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于沿边要地设置都护府。贞观十
四年（公元640 年）平定汉人割据政权鞠氏高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