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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块，再用绳子穿联起来，何必琢成一块玉，用纹饰表示它是由几块玉串成
的，岂不省事？这种形状的器物，大的便是琮，小的便是”（《故宫文物
月刊》第1 卷10 期）。
1915 年法国学者吉斯拉据《礼记》所载“家主中雷国主社”文，主张玉
琮是古代中霤崇拜的礼仪之物。“中霤”即是古代穴居时，屋子中央的烟筒，
也是家族祭礼的对象。日本滨田耕作先生认为“琮在初始，或是一种有圆孔
方柱形的实用品，以后偶然生出以内圆象天外方象地的解释，终则确定它作
为地的表号，乃在外方柱上雕刻易的四象、八卦，以加深其替象的意义”（《有
竹斋藏古玉谱》，1925 年）。安克斯（EduardErkes）更是颇具开拓性主张
琮是象征地母的女阴。而瑞典学者高本汉则认为琮是盛男子性器之函，是祖
（或祖主）的宗器。凌纯声先生据此认定琮“象征女阴与男根，代表最原始
的祖先崇拜的性器对象”（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八册）。
1947 年，比利时学者密舍尔先生更认为是《尚书》、《舜典》所记的“玉衡”，
用以观测天象的一种玉视管。
冯汉骥、童恩正先生主张“琮是一种阴性和土地的象征”（《文物》1979
年2 期）；诸汉文则认为那种单节的外方内圆而中空的方柱式玉琮的外壳是
代表人们耕种的田地经界和范围，中心筒体结构是谷仓或社坛实物的缩影
（《文博通讯》1983 年5 期）。石志廉先生指出琮最初起源于母系社会对女
性生殖的崇拜，认为其形体越高大，器身节数越多，象征者持有者的权势越
大，财富越多，身份地位也越高（《中国文物报》1987 年10 月1 日）。李
文明则认为琮是束髻之具（《东南文化》1989 年6 期）。
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林已奈夫教授主张玉琮便是“主”，又称为“宗”，
是宗庙祭祀时神明祖先的灵魂降临时的凭依之物。中心圆孔是用作神明祖先
灵魂驻留的小屋。祖灵既可从天而降，亦可从地而出，所以中孔自上而下贯
穿。玉琮上不规则的带蛋形眼的脸为太阳神的原形。器表所刻的“神面”，
可以保护死者灵魂，若主人佩戴它，还可以加福于人（《东方学报》第60
册，1988 年）。美国著名学者张光直教授则根据琮呈“内圆外方”的特点，
认定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张氏指出：“方器象地，圆器
象天；琮兼方圆，正象征天地的贯串”；“琮的方、圆表示地和天，中间的
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从孔中穿过的棍子就是天地柱。在许多琮上有动
物图象，表示巫师通过天地柱在动物的协助下沟通天地。因此，可以说琮是
中国古代宇宙观与通天行为的很好的象征物”（《文物与考古论集》1986 年）。
我国台湾著名古玉器研究专家邓淑苹曾为文称玉琮是“良渚文化中的图
腾柱”，是“套于圆形木柱的上端，用作神祗或祖先的象征”（《故宫文物》
1986 年34 集；《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王器篇一》）。众多的研究者则把
琮与壁联系起来，并引《周礼》中的“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为证，主
张琮是祭祀天地的礼器，或是巫师的通神工具。汪遵国先生则根据江苏常州
武进寺墩3 号墓中出土多达32 件的玉琮排列现状，结合《周礼》“驵璧琮以
敛尸”的记载，主张玉琮具有“敛尸”功能，寺墩3 号墓是我国王敛葬的最
早实物例证（《文物》1984 年第2 期）。
林华东先生广征博引，认为玉琮并非全为“内圆外方”，有不少玉琮“射”
面（即“内圆”部位）均作委角的方形，而且，也有的玉琮中心圆孔并无钻
通，甚至有的出土时还带盖，显然不能“沟通天地”，说琮是中国古代先民
“天圆地方”的象征物也不能成立，林氏经过深入研究，结合玉琮的出土现
状分析，主张玉琮是一种复杂的实体，其高矮方圆，大小各异，用途当不可
一概而论。琮是寓宗教、装饰、仪礼、权力于一体的复杂而特殊的玉器。小
型玉琮可能是玉钺的挂饰或附件，多具装饰之功；规范典型的玉琮为原始宗
教巫术活动有关的工具；而随葬入墓中的玉琮，应是良诸人用以敛尸、保护
死者、镇墓压胜、避凶祛邪的法器，由于拥有玉琮的主人均属氏族显贵，故
玉琮也就成为死者生前权力、地位、财富的标志。同时，玉琮还可能是良渚
方国同其他氏族部落间交聘或馈赠的札器（《东南文化》）1991 年6 期）。
周南泉先生认为良渚文化方形祭坛与仿地之形制作的方柱形玉琮同时发
现于一处，它与古人所谓大地是方形说相符。这就是说，玉琮仿自“地”形，
应为礼地，即祭地之用，或可能象征地祖。再者中国古代有所谓“阴阳说”，
认为地属阴，故凡与阴有关的内容，如月、星、地等等，以及由阴性派生的
后、夫人等，都可能使用、享有，代表琮，进而用琮去聘请、享赠和祭祀。
同时，玉琮象征女性生殖器官也是有可能的（《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 年第
1 期）。
如此看来，要揭开玉琮用途的真正奥秘，尚需今后的考古新资料（尤其
是出土现状）来加以剖析。
（钱柱庭）
九鼎能否重见天日？
九鼎，作为我国文明时代入口处的一块里程碑，已经遗失了2000 多年。
它们能否突然破土而出呢？这是人们经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国古代青铜工
艺高度发达，传下了许多稀世之宝。然而就历史价值而言，却没有一件比得
上夏朝的九鼎。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为“问鼎”，建立政权称为“定鼎”，就
是因为三代以来，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象征的缘故。
根据《左传》宣公三年（公元前606 年）的记载，夏朝初年，令九州州
牧贡铜，铸造九鼎，事先将全国各地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形，然后分别刻于
鼎身。九鼎铸成后，陈列于宫门之外，使人们一看便知道所去之处有哪些鬼
神精怪，以避凶就吉。
据说此举深得上天的赞美，因而夏朝获得了天帝的保佑。九鼎一出世，
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其实，透过神话因素，就不难看出它的政治价值。夏以九州之铜铸成九
鼎，再以九鼎象征九州，无非是要表明自己乃九州之主，实现了天下一统。
此后，九鼎便成了三代传国之宝。夏亡之后，鼎迁于商，商亡之后，鼎迁于
周。周成王正式定鼎于郏鄏辱（今河南洛阳境内），表明天命之所归。
春秋时期，随着王室力量的衰落，强大的诸侯对九鼎便产生了觊觎之心，
而由楚国首先发难。公元前606 年，楚庄王带兵攻打陆浑之戎。路经洛邑，
特意摆开阵势，显示武力。周定王连忙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咄咄
逼人，劈头就问九鼎大小轻重如何。王孙满冷冷地说：“在德不在鼎！”
接着又不紧不慢地回顾了九鼎转手的历史，进而指出：“周德虽衰，天
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碰了一鼻子
灰，只好作罢。
到了战国后期，周王室己是奄奄一息。据《战国策·东周策》所载，周
显王时期，秦国兴兵临周，企图夺取九鼎。周求救于齐，迫使秦国退兵。但
强秦岂肯善罢甘休，后来秦昭王终于灭掉了东周。至于九鼎的下落，由于史
籍记载不一，因而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首先，《史记》中的说法就不统一。周秦二本纪都说秦昭王五十二年（前
255 年），在周赧王死后，终于“取九鼎入秦”。据此，九鼎当失于秦亡之
后。但《封禅书》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那
么九鼎早在东周末年便已遗失，与秦无关。后来，《汉书·郊祀志》也是兼
收两说，但又说“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前327 年），。。鼎沦没于泗水彭城
下”。以后秦始皇出巡路过彭城（今江苏徐州）时，派了上千人下泗水打捞，
结果如同竹篮打水，未能如愿。这说明九鼎并未入秦，至少没有全部入秦。
对于《史记》中的矛盾，唐人张守节曾设法弥补，他说：“周赦王十九
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人泗水，余八入于秦中。”（《史记·秦本纪》
正义）这样一来，《史记》自相乖谬之处就不复存在了。但张说没有提供资
料来源，而且将秦昭王取九鼎时间较《史记》本文提前41 年。至于说一鼎飞
入泗水，更是荒诞不经。
到了清朝，全祖望、沈钦韩等学者对上述传统说法公开表示怀疑，并作
了新的探索。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祀志》中除引用全、沈二家之说外，
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周人为防止大国觊觎，加上经济困难，采取了毁鼎铸钱的下策；对
外则诡称丢失，不知去向。
二、史载秦灭周取鼎，为时人揣度之辞，并非事实。
三、秦人谬传九鼎沉人泗水，秦始皇也受到愚弄。
这些说法足以发人深思，但未必即为至论。
九鼎既然被周人视为天命之所在，也就只能与社稷共存亡，岂有因大国
觊觎而自行销毁之理？况且九鼎铸于夏初，器形不会太大，楚庄王就曾以鄙
夷的口吻说：“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史记·楚世家》）可见
九鼎之“重”，只存在于传统的神秘观念之中，而不是实物本身的价值。东
周统治者能为少量之铜而毁鼎铸钱、甘心自隳天命吗？
纵观古籍中有关记载，对九鼎遗失的时间和地点虽然说法不一，但并无
己被销毁的材料。因此，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考古工作的进展，九鼎如失于
东周灭亡之前，那么埋没于关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失于秦末，那么埋没
于关中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要是项羽破秦后载归彭城，那倒极有可能“沦没
于泗水彭城下”，但与《汉书》记载的年代又相距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