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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略》史记条中阐明：“太初以后事，则犹《左氏》之有续传也。”
五、讫于太初、天汉折中说。
郭沫若在他主编的《中国史稿》中云：“《史记》止于太初、天汉。”
一家独唱，引起百家争鸣。史学界有人撰文说，郭老独说《史记》止于太初、
天汉，意在折中。把原来尚未分辨清楚的《史记》断限弄得更加复杂、扑朔
迷离了。
六、讫于征和三年说。
征和为汉武帝第十个年号，即由公元前92 年到前89 年，也只4 年。此
说仅见于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他说：《史记》纪事，“讫于太初四年”，
而最后记事则讫于征和三年。他又说：“最晚之记事，得信为自公手者，唯
《匈奴列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事（原注：征和三年）；余皆出后人续补也。”
有时、有事，确也引起史学界一些学者的共鸣。
七、断于太初四年而大事尽武帝之末说。
今人张大可在《西北大学学报》1983 年第2 期上发表文章，力排众难，
据《史论》五体材料，排表列具，指出：汉武帝即位，至元狩元年历十九年，
文治武功，方兴未艾。元狩元年至太初四年历22 年。这一时期，汉武帝外伐
四夷，内兴功作，获得了巨大成功，故封禅改历，象征西汉极盛。太初四年，
贰师将军李广征大宛还，西域归附，汉武帝的事业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此后
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司马迁躬逢盛时，又亲自参与改历，激动非凡，决定将
《史记》下限从“至于麟止”，延伸到“太初而讫”。张大可在对其他诸方
面问题作了一番考订以后，得出如下结论：《史记》断限，“述陶唐以来，
至于麟止”，是司马谈效法《春秋》而发凡起例的计划；“述历黄帝以来，
至太初而讫”是司马迁修改其父计划以成“一家之言”的实际断限。司马迁
的这一修正，充满了创新和进步思想。“上起黄帝”是大一统历史观的反映；
“至太初而讫”则是实录精神的生动体现，它以历史发展的自然断限，“咸
表始终”，“综其始终”。所以“至太初而讫”乃是一个时代的断限，并非
绝对年代，初为太初元年，而后发展为太初四年，附载大事则尽武帝之末。
若取绝对年代，当从年表，以太初四年为准。
关于《史记》的断限，王充有言：“不能二全，必非其一。”据上不完
全所述，竟有7 种见解。是麟止、太初、天汉、征和三年，还是尽武帝之末？
或者真如郭沫若所说的太初、天汉之间呢？此外，是否还有其他更能说服人
的高论呢？
（周朝民）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何时的作品？
司马迁作《史记》世人皆知。但是，司马迁著《报任安书》（下简称《报
书》）人们知之较少。其实，《报书》是司马迁在《史记》之外的一篇力作。
在研究《史记》以及司马迁晚期思想方面，它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可2000
余年来，还一直未能就其写作年代作出确论！
早年，《汉书》的作者班固和《昭明文选》的编者萧统等，都主张司马
迁作《报书》是在任安从益州刺史任上因罪下狱之后。隋、唐、宋、元各代
学者均未对此说提出异议。
到了清代，学者赵翼一反前人之论，他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安抱
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不发兵。武
帝闻之，以为安怀二心，故诏弃市。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
事也。”他把《报书》的写作年代定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 年）。当
代一些学者又以赵翼之说为根据，认为《报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郑鹤声等人在班固、萧统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指出：
《报书》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 年）十一月。王国维说：“案公报
益州刺史任安书在是岁（指太始四年）十一月。《汉书·武帝纪》是岁春三
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书所云‘会东从上来’
者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畴。书所云‘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
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者也。是报任安书作于是冬十一月无疑。”自王
国维说法提出之后，几乎各种司马迁的《年谱》都信从这种说法。近年来编
写的许多高校文科教材，如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文选》、刘盼
遂等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山西大学等21 所院校合编的《中国古代文
学作品选》等，也都采用王国维的《报书》作于太始四年说法。
此外，还有一位张惟骧先生，他自立一说，断言《报书》作于征和三年
（公元前90 年）二月。他在《太史公疑年考》中称：“帝去年（征和二年）
七月，太子据兵与丞相刘屈氂战，败走自杀。史公《报书》云：‘今少卿抱
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涉旬月者，阅十月也，此书作在征和三年二
月可知，任安非当年死者亦可知，”
最近，随着司马迁研究的深入，关于《报书》作于何年的问题又旧案重
提，但观点集中在太始四年说与征和二年说。比较对立而又考证较为详尽的
文章是黄振民的《〈报书〉写作年代辨》（载《北京师院学报》1981 年第4
期）和何世华的《〈报书〉并非作于太始四年考》。（载《人文杂志》1982
年第6 期）一辨一考都从解释“会东从上来”，“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
从上上雍”这一段话着手研究，且得出《报书》写作年代相差二年截然不同
的结论。为解疑窦，使读者能全面了解详情，现摘录他俩各自引究的史料，
供对比，分析。
黄文对征和二年说提出质疑。他认为，《报书》作于太始四年理由是：
一、《报书》最早见于《汉书·司马迁传》。《汉书》说：“迁被刑之后，
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
曰：‘少卿足下’。。”这里说得很清楚，任安给司马迁致书时尚在益州刺
史任上。从《报书》内容得知，《报书》作于任安自益州刺史任上因事下狱
之后。二、《史记·田叔列传》、《资治通鉴》、《史记》有关材料相互印
证，任安在征和二年七月已为武帝以“有不忠之心”罪名与好友田仁一同被
“腰斩”。而司马迁当时任中书令，亲随皇帝左右，任安在七月被杀，他肯
定知道，决不会在任安死后4 个月才“略陈固陋”——写回信。三、《报书》
中说：“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
仆不相师用，而用流俗人之言。”看来任安致书主旨纯属友人规劝之意，绝
非死囚乞援之辞。文中一个“望”字极能说明问题，任安决不至于在求援时
先对司马迁“怨望”一通吧？纵观司马迁一生，再反复琢磨《报书》本意，
看得出，司马迁决不是那种怕事惧祸弃友、见死不救的人。四、关于戾太子
一案，《报书》中未吐一字。戾太子一案是武帝时独一无二的大事变。戾太
子自征和二年秋七月假节杀江充，从壬午日至庚寅日，假节驱四市人与丞相
在长安城中大战。历时9 天，死者数万人。事后武帝又逼迫皇后、太子自杀，
诛杀大批附和太子的大臣，流放了几十万市民到敦煌等郡。晚年的司马迁更
倔强，他敢于在《史记》中颂扬钦犯朱家、郭解的侠义行为；敢于直刺汉高
祖、吕后及武帝的短处；敢于在《报书》中颂扬李陵的国士之风。用激烈的
言辞抨击武帝，为已投降匈奴好几年的李陵进行辩护。同时他又在《报书》
中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
虽被万戮，岂有悔哉？”看来是无所畏惧的了。那么他在《报书》中对戾太
子事为什么未吐一字呢？答案就在于当时他写《报书》之时，戾太子事尚未
发生。
与此相反，何文对太始四年说提出质疑。他认为《报书》作于征和二年
的理由是：一、怎么解释“会东从上来”？“会”，正遇上。“东”，往东，
“从上”，跟随皇上。这句是指征和二年七月戾太子举兵后，司马迁跟随汉
武帝自甘泉宫还长安的事。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上，武帝从
甘泉宫还长安，是由西向东走。司马迁当时任中书令，是皇帝当然的随行人
员，所以说是“会东从上来”。二、如何解释“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
上上雍”？“旬月”，满一个月。“季冬”，十二月，汉律，十二月处决囚
犯。“薄”，同“迫”。“从上”，跟随皇上。“上雍”，上雍地去。雍在
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其地有五畤，汉武帝常到那里祠神。这句话是说，再过
一个月，就进入处决囚犯的十二月了，那时我又迫于要跟随皇上去雍地。《汉
书·武帝纪》“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说的是具体到达雍地的时间，而
《报书》说的是迫于要跟武帝去雍地的出发时间，所以二者是完全相合的。
三、《报书》说的“今少卿抱不测之罪”，的确是指征和二年七月任安受戾
太子节一事而言的。因为这件事是不久前发生的，所以作者说任安受到“不
测之罪”。四、《报书》说“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又说“仆赖先
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这些话也可证明此书作于征和二年
十一月。司马迁在戾太子举兵（征和二年七月）后，跟随武帝还长安，当在
征和二年左右。不久任安就被投入狱中。这与“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
的话完全相应。这句话是说，我们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始终匆忙急促，没
有一点空闲。司马迁在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1 年“任为郎中”，到写《报
书》的征和二年恰好度过21 年的仕宦生活，所以这和《报书》中说的“仆赖
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