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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行之事的吉凶。”雷夫孜”占卜法，必卜三次，其排列和组合当然有8 种
可能，亦即可得8 个答案。这同八卦中的偶为阴、奇为阳相对照，依次便可
得出正是八卦的卦画。
显然，民族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八卦的起源。但它并未得到学术界
的公认，因而也和其他种种说法一样，都是无从确证的揣测。
看来，打开八卦起源这座神秘殿堂的大门或许不是近期所能解决的。
（勇木）
杆秤源于春秋战国吗？
自古以来，杆秤就是我国度量衡“三大件（尺斗秤）”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衡重的基本量具。虽然它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但其诞生，凝聚了
炎黄子孙的智慧和血汗，反映了文明古国商贸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千百年来，
杆秤在繁荣祖国经济和科技方面，功效卓著，作用独特，使用价值极高，群
众基础广泛。然而，对这个伴随中华民族世代相处的量具的“身世”，我国
学术界长期聚讼未绝，众说纷纭。
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方面的意见。一种认为我国商品经济历史悠久，古
代文明发达，杠杆原理问世早于欧洲，名列世界之首，有较早衡权器实物出
土，又有丰富的文献记载，杆秤创始应在春秋战国，距今已有两三千年历史。
另一种看法认为：我国杆秤的产生，是在春秋战国不等臂秤的基础上，经过
逐步演变，直到秦汉乃至魏晋南北朝才出现的，距今约1000 多年。
从目前情况看，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为多，但说法也不同，主要是：
一曰“秦初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认为：“秦始皇
按秦国制度统一全国度量衡。公元前221 年，颁布统一度量衡诏书，凡制造
度量衡器，都得刻上这个四十字的诏书。”并说：“隋时掘得秦始皇时秤权，
有丞相隗状、王绾二人列名，想见度量衡器由官府遵照诏书负责监制，不许
民间私造。”上面提到的“四十字诏书”，即人们熟悉的“廿六年，皇帝尽
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文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
疑者，皆明一之”，所谓“秦始皇时秤权”，实指始皇初年的秤锤，说明秦
初即有杆秤。
二曰“西汉说”。吴承洛在《中国度量衡史》中说：“汉代之衡器，即
今之杆秤。”并说：“汉代之衡器已设有准，称俗作秤。”他还说：“《史
记》有‘大禹身为度，称以出’，不过古者以‘秤’为衡法之名，而称、秤
相通，通以称或秤为衡器之名，汉以后始著。始诸葛亮曰：‘我心如秤，不
能为人低昂。’”吴氏在《度量衡器名历史表解》中，明确提出衡器被叫作
“秤”起源于汉。再就是1934 年（民国廿三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中国度
量衡》（林光澂等编著）一书也多次出现“汉秤”说法，认为杆秤源于西汉。
三日“东汉说”，其说有二：一是邱隆在《中国古代衡重计量》中认为：
“史书上关于杆秤的记载有：‘东汉孟业，身重千斤，帝疑其重，乃以大秤
悬栋间。’”又说：“三国时吴人韦昭《国语》注曰：‘衡，秤上衡。衡有
斤两之数。’”《隋书·律历志》载：‘后魏景明（500—503 年）中，大乐
令公孙崇依《汉书·律历志》先修秤尺，及见此权（指新莽石权），以新秤
称之，重一百二十斤，新秤与权，合若符契。’”并得出“东汉已有杆秤”
的结论。二是丘光明虽也认为杆秤是东汉产物，但结论源于对92 枚秦汉及新
莽权的分析研究，根据秦（西汉）权和东汉权不同的特点，认为秦和西汉权
“多作天平上的砝码用”，而东汉权“明显是秤砣”。并提出“东汉时己普
遍使用杆秤的结论应该是可信”（《我国古代权衡器简论》，见《文物》1984
年第10 期）的看法。
四曰“魏晋说”。刘东瑞同志认为：战国的“不等臂秤经过逐步革新，
大约在南北朝时期（五六世纪）出现了今天所见的提系杆秤”。刘还说“现
在发现的有北魏和北齐时的铁秤砣和铜秤砣。说明杆秤至晚在公元6 世纪已
在我国广泛使用”。（《谈战国时期的不等臂秤“王”铜衡》，见《文物》
1979 年第4 期）王云与上述看法基本相同，他说：“从春秋战国开始，天平
逐步向杆秤过渡，到三国时，天平中间的提纽从衡杆中间移到一端，并刻有
斤两之数于衡杆上，出现了提系杆秤。”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杆秤已经
通行，并且广为应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度量衡》。见《计量工作通
讯》1980 年第2 期）
与上述看法相反，有人提出我国杆秤创始年代更早，应在春秋战国。持
此看法的材料极少见著报端，但可知观点有如下根据：其一，认为“鼻纽权
便于悬挂使用，形似今天的秤砣”，因此主张已出土的春秋战国铜鼻纽权（亦
应包括秦汉出土的）是“杆秤上的秤砣（锤）”，不是“天平上的砝码”。
其二，“考古发掘中鼻纽权多单独出土，不像铜环权那样成组成套。”其三，
“《墨子·经说下》有‘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之句，认为讲的就
是杆秤，权就是秤砣”。其四，春秋战国桔橰、杆秤的广泛使用，恰好是《墨
经》上述重要论断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正因为此，钱临照远在40 年代初就
明确指出：“本条述及天平与秤可无疑义。”其五，有人提出生于春秋末、
战国初的庄子，面对当时度量衡严重紊乱的现状，发出“剖斗折衡，而民不
争”的激言，证明春秋战国杆秤使用已相当普遍。否则，庄子所言“折衡”
的话就无法解说。
由此看来，人们早就围绕我国杆秤创始年代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且愈
来愈深入。就时空范围讲，产生杆秤时间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春秋战国，一
直延伸到公元五六世纪的魏晋南北朝，历时千年之差。毋庸置疑，在党的“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引下，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国杆秤创
始年代之谜终将被彻底揭开。
（赵瑞云）
古代有没有出现过飞碟？
飞碟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大谜。虽然美国前总统卡特、阿波罗号上的飞行
员以及一些著名科学家都说看到过飞碟，但是飞碟究竟是什么东西，却至今
还弄不清楚。
飞碟并不是今天的新事物，2000 多年前，它可能不止一次地访问过中
国。在浩瀚的中国古代文献中，曾有过许多不明飞行物的记载，这种飞行物
光芒四射，来去神速，从记载看，很象现在所说的飞碟。
最早记载飞碟的是《晋阳秋》这本古书。其中写道：“有星赤而芒角，自东
北西南投于亮（诸葛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这段
话在《三国志》的裴松之的注、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中都有类似的记载。这是公元234 年秋天的事，一天晚上，西北五丈原地区
的天空中出现一颗发射红光、来去自由的“星”，它三来三往，从东北向西
南，以后便消失了。如果是星，它不可能“三投，再还”，也不可能“往大，
还小”。从记载看，它能自由飞行，很象是飞碟。
到了宋朝，著名科学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嘉
祐中扬州有一蚌甚大，天晦多见。初见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甓社湖，又
后在新开湖中，凡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余友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
见其蚌甚近，初微开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横一金线。俄顷忽张壳，其大如
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拳，灿然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
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行如飞，浮于波中，杳杳如
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类月，荧荧有芒焰，殆类日光。崔伯勖曾为明
珠赋，伯勖高邮人，盖常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往。樊良镇正当珠往来
处，行人至此往往维船数屑以待观，名其亭为玩珠。”记载此事的是一位科
学家，给他提供情况的是他好友，好友就在蚌所在的湖边，当不是杜撰。从
记载看、这颗能发光、能飞行的珠不就象是一轮飞碟么？
宋朝大诗人苏轼在镇江金山也曾见到过来历不明的飞行物。有一天他游
金山，寺僧仰慕他的诗名，留宿寺中。这一夜二更天，苏轼尚未入睡，只见
一个光亮的物体在江心降落，并发出光焰。他用一首《游金山寺》诗记录了
这个奇观：“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
天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诗写到这里，作者又加了
个注：“是夜所见如此”，说明不是虚构，而是实见。
《竹溪县志》中曾记载一次飞行物坠地的事。那是同治元年（1862 年）
农历八月十九日夜，这一夜“东北有星火如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视，初
出声则凄凄然，光芒闪烁。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止辄动摇，直
至半空，忽然银饼乍破，顷出万斛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余没，
没后犹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这个飞行物温度极高，极为光亮，使人不
能仰视，后来“银饼乍破，倾出万斛明珠”，似乎是爆炸了。
湖北《松滋县志》记载了清代光绪六年（1880 年）覃某的奇遇：“西岩
咀覃某，田家子也。光绪六年五月初八日，晨起，信步往屋后山林、见丛薄
间有一物，光彩异常，五色鲜艳，即往扑之，忽觉身自飘举，若在云端，耳
边飒飒有声，精神懵昧，身体不能自由，忽然自高坠下，乃一峻岭也。覃某
如梦方醒，惊骇非常，移时来一樵者，询之，答曰：‘余湖北松滋人也。樵
者咤曰：“子胡为乎来哉，此贵州境也，去尔处千余里矣。’指其途径下山。
覃丐而归，抵家已逾十八日矣。究不知所为何物吁，异矣”。这个物体有光
彩，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