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后人附会之辞。《论语》上并没有“耻食周粟”而“饿
死”的说法。因此，《史记》的说法并不可信。把他们说成“饿死”，应当
看作在春秋、战国那种君不君、臣不臣的残酷争斗的背景下，游说之士为迎
合统治者的忠孝道德观，或者为放弃名利、遁世绝俗的观点而进行的一种宣
传。就是那首《采薇》之歌，流露出的怨愤口气，也与孔子赞许他们“不念
旧恶，怨是用希”的品性不合，未必真是他们所作。
对这种看法，反对者又认为：《论语》虽然未提“饿死”，但稍后的先
秦诸子却皆有此说法，安知不是《论语》脱去“死”字呢？当然，这只能算
是一种推测了。所以，伯夷、叔齐的归宿，直至今天还不能有一个断论。
（魏行）
介子推隐居于何处？
介子推是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为公子时的属臣。公元前655 年，晋国内
乱，重耳出逃，流亡他国，介子推随从重耳度过了19 个春秋，历尽颠沛流离、
艰辛危困。一次，重耳在流亡途中粮尽食绝，饥饿难忍，介子推毅然从自己
大腿上割肉一块，供重耳充饥，真可谓是一位忠心耿耿、
以身报主的良臣。然而，重耳回国即位后大封有功之臣，却独独忘了介
子推，待事后想起时，不图出仕的介子推已携老母隐居于深山。明末冯梦龙
的《东周列国志》中说，晋文公曾亲自去深山寻找介子推，遍寻不见，听从
臣属之计，纵火烧山，欲逼介子推出山。介子推决意不出，任大火三日，最
后母子相抱，被焚死于枯柳之下。这情节可能出于后人的渲染，但介子推隐
居而死于深山，却是事实。他功成身退、厌恶仕途、不求封赏、洁身自好、
宁死不俗的情志，历来为人们称颂。
那么，介子推隐居于何处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晋侯求
介子推不获，以绵上为之田。”《史记·晋世家》也说：“闻其入绵上山中，
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西晋大学者杜预
注《左传》时说，绵上山在西河界休（今山西省介休县）南。北魏地理学家
郦道元和后来的乐史、顾祖禹等人都持此说。
但是，有人认为，在晋献公、晋文公时代，晋国国力既然渐渐强盛起来，
然而还只是在同晋南各小国打仗，力图向南拓展，尚无力顾及北边。霍山以
北一线尚为狄人占据，并非晋国辖地。介休位于霍山以北，介子推不可能去
陌生的异邦寻觅隐身之处，晋文公也不可能以狄人之地封赏介子推。因此，
绵上山不在介休境内。
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据《左传·襄公十三年》“晋侯蒐于绵上以
治兵”和《左传·定公六年》“赵简子迎宋乐祁饮之酒于绵上”两则史料推
论，乐祁自宋赴晋，不会走河西介休这条道，据此否定杜预的绵上山在介休
境内之说。并认为，在翼城县西有座绵山，俗称小绵山，靠近曲沃，赵简子
迎乐祁并与之饮酒的“绵上”当在此处。所以，介子推隐居于翼城（今山西
省翼城县南）的绵山。
然而，据清朝乾隆《翼城县志》载，小绵山一名系因晋文公思念介子推，
将国都附近的一座小山改名而来，这仅是一个迁移而来的纪念性山名而已，
并非《左传》、《史记》中所载之绵上山。并且，此山甚小，地域狭窄，难
以系兵、治兵。再之，晋文公时晋国都城在绛（今翼城县东南15 里处），距
小绵山仅几十里，如果介子推隐居于此，晋文公环山百里封田给他，就得将
国都的近郊、甚至国都的一部分都作为封田，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除了上述两处外，在今山西省平定县东也有一座绵山，又名紫金山，山
上遗留有介子庙，传说此山才是介子推隐身之地。
近年，有人又提出一种见解，认为根据晋文公时晋国的版图而论，绵上
山当在霍山以南。从“晋侯系于绵上以治兵”、“赵简子迎宋乐祁饮之酒于
绵上”来分析，乐祁自宋至晋，是越过太行山南端的南阳（今河南省获嘉县
北）而来的。由此推论，赵简子与乐祁相会的绵上应在晋都新田以南。系兵
之举在春秋时是十分隆重的，都安排在国都附近举行，而且，治兵之处必须
是一马平川，才便于战车动转驰骋。晋国当时只有浍河以南有平川，相当于
今山西省稷山、万荣、闻喜县一带。这就是晋侯系兵、治兵之处。此处有否
绵上山呢？乾隆《万泉县志》记载，万泉县（即今万荣县）西南正有一座绵
上山，又称绵山，今习称孤山。因此，此山即当年介子推隐居之地。这样，
这个问题就有四种答案了。
（杨剑宇）
陶弘景、卢藏用算不算真隐士？
所谓隐士，即指潜居避世之人。陶弘景、卢藏用分别为南朝、唐代著名
的隐士，史书多有记载。但因引用标准不同，后人对其是否为真隐士，却有
一番争议。
有人以为，陶弘景当然算得上是真隐士。史载，陶于齐高帝（即萧道成）
任宋相时，曾被引为诸王侍读，因家贫求宰县不遂，在武帝（萧赜）永明十
年辞官而去，隐居句容之句曲山，自号华阳陶隐居。他既好道家的神仙之说，
耽于炼丹服药、辟谷导引这一套，晚年又归心释教，受戒奉佛。《南史》本
传说他“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
见者以为仙人”。可见，陶弘景是一个仙气十足的隐士。
然而，有人以为陶弘景算不得真正的隐士。在这些学者看来，真隐士是
一心出世、想要“超然物外”的，这可远溯至巢父、许由等人。《庄子·逍
遥游》载：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曰：“天下既己治矣，而我犹代子，
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晋皇甫谥《高士传》也说许
由因尧让天下而逃去，尧又招为九州长，许由不愿闻之，洗耳于颍滨，适遇
巢父牵牛犊来饮水，见许由洗耳，问明原故，即责备许由隐居不深，污吾犊
口，遂牵牛犊至上流饮之。可见，以尧之让贤授官为对自己人格的污辱，突
出了以“鄙弃天下”为高，希望“独全其天”的意思，认为只有这样绝对排
除“入世”的，才能算是真隐士。这反映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受“巢许”
一派影响，洁身自爱的著名真隐士还有东汉的严子光、东晋的范宣、唐代的
陆羽等人。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陶弘景便算不得真正的隐士。陶虽然隐居
句曲山很久，但他和梁武帝萧衍的关系颇为密切，在萧衍要篡齐时，他曾援
引图谶来劝进。萧衍称帝后，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向陶弘景征询意见，
常常一月数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陶栖隐山林而参与朝廷机要，就带
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大大改变了其高人逸士的身份。可以说，“山中宰相”
的形象化之称，正好说明陶实际是不上朝的公卿大员，也揭示了不少古代士
大夫“隐”的虚伪的一面。因此，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的，是十足的假隐
士，如陶弘景之流。
至于说到唐代的卢藏用，有人指出：其人更是典型的假隐士了。据新、
旧《唐书·卢藏用传》、唐刘肃《大唐新语·隐逸》等记述：卢藏用中了进
士后，不得调进，就隐居终南山，学炼气、辟谷之术，而一心不忘仕进，被
人视为“随驾隐士”。武后长安年间，召授左拾遗，即以隐士的高名得官，
嗣任中书舍人、吏部、黄门侍郎、修文馆学士、尚书右丞等职，并以谄事权
贵、奢靡淫纵而获讥于时。后来，卢因附太平公主被流放，失势而终，不仅
并非高士，而且品格甚为卑污。有一次，卢藏用指着终南山对道士司马承祯
夸耀说：“此中大有嘉处”。可这位道士却毫不客气地答道：“以仆视之，
仕宦之捷径耳。”一下子戳穿了他的假面具。推究根源，卢藏用以退为进、
以隐求官，能够称心如意，主要是封建社会“举逸民”的征辟制度流于形式，
给了他投机取巧的机会。卢藏用假隐士的露骨相，是比陶弘景更为明显的。
尽管如此，有的学者仍引用古人的有关论述，认为陶弘景、卢藏用还可
算隐士一类，他们的行为和前人的观点并不矛盾。《论语·季氏》说：“隐
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清刘宝楠《正义》
云：“隐居求志者，行义达道，若伊尹耕莘，而乐尧舜之道，及汤三聘而行
其君臣之义，以达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贤人多隐，故长沮、桀溺、
接舆丈人，皆洁己自高，不复求其所志。夫子未见之叹，正缘于此。然夫子
处无道之世，周游诸侯，栖栖不己，而又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者，
即此隐居求志之谓，非如隐而果于忘世也。”这段话把孔子的原意阐发得非
常透彻，可见儒家所谓“隐居”，本非“忘世”，而是“养志”待时，遇到
能施展抱负治国平天下的机会，并不排斥出仕。也可以说这时的“养志”，
正是为将来的出仕作准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已经成为儒士依违仕隐之间的原则与借口，或先隐后仕，或仕而不隐，或隐
而复出，个人的升沉起伏，实际主要在于时势的推移和政局的变化，并不完
全为自己的意志所决定，古时世乱则隐士多，正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
隐”的反映。隐在待时，一出即为王者师，是古代隐士的理想际遇。殷周时
的傅说、吕尚和三国时的诸葛亮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三人“出世”与
“人世”未尝对立，并且受到了后世的极大尊重。既然这三人进入仕途而被
称为隐士，那么，陶弘景、卢藏用自然仍可称其为隐士，尽管彼此在人格上
有区别。
纵观古代所谓隐士，像巢父、许由等隐士毕竟不多，而不少隐士总和“仕”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