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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望成事，但无奈李贽、达观均相继自杀，未能成遂所愿。沈鲤进京后，沈
一贯还是不放过他，于三十一年一手操纵了楚宗、妖书二案，矛头就直对着
沈鲤。在妖书一案中，只因皇太子的请求和部分廷臣谏诤，才使得沈一贯的
阴谋最终失败。很明显，周祖譔意思是说统治集团为了争权夺利强加罪名于
李贽，使李贽成了牺牲品，李贽的罪并非他自己以身试法招致的。
沈德符也认为李贽的下狱确出于沈一贯一人的歹毒之心，但是，他说沈
一贯加害李贽，并不是因为沈一贯要排挤、打击沈鲤，而是因为沈一贯听说
李贽著书诋毁他，因而恨之入骨，所以，就有恃无恐地指使张问达弹劾李贽。
由于各个论点均有证据，因之各不相让，所以李贽的下狱缘由至今仍难
定论。
（宁直）
究竟谁是崇祯太子？
明崇祯帝共有七个儿子，其中四个早殇，至明亡时，仅存周皇后所生太
子慈烺、定王慈灿（或作慈炯）和田妃所生永王慈炤（或作慈焕）。崇祯临
死之前，命令后妃等自尽，又亲手斩杀女儿昭仁公主，之后让三子出宫逃生。
经过国变时的动乱，三子下落不明。但到后来，崇祯三子又不断反复出现，
难辨真假。南明弘光和顺治、康熙三朝都为崇祯太子案，杀戮株连了许多人。
这一风波，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80 年）才平息。
顺治元年（1644 年）十二月，一个男青年自称是崇祯太子，来到北京城
内原周皇后之父周奎家。周奎开始相认，后来觉得事关重大，不敢隐瞒，就
向清朝当局报告。于是朝廷派人将此太子带去，召集有关大臣和原来明官中
内监审查。刑部主事钱凤览和御史赵开心等人认为太子是真的，而旧侍讲谢
升等人以为假。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审问，又经法司复勘，断定此太子为假冒，
将其处死，同时被杀者有钱凤览等15 人。
与北京出现崇祯太子几乎同时，南京亦有一少年自称为崇祯太子。福王
召集马土英等大臣对他进行盘问。此人从容讲述故宫之事，并能叫出询问他
的有些大臣的名字，从北京逃到江南的原宫中小内监也认为是真太子。而左
御史杨维垣认为他是驸马王昺之侄孙王之明所假冒，少年反问说：“为何不
叫我明之王？”诸大臣对他进行刑讯，少年坚不改口。南明在外地的一些将
领得知此事，纷纷上疏要求保全“太子”，左良玉发起兵变欲攻打南京，据
说也是为了拥立此太子。福王为了自己已得的帝位，坚决不认太子为真，有
言太子为真者皆处死。不久，清兵攻下南京，豫王多铎把这个太子带回北京，
之后不知所终，很可能也被清廷杀害。
清初汪钝翁《尧峰文钞》中有《书张缙始未》一文，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顺治十六年六月，有一个男子戴缨笠、著汗裤，骑马经过河南柘城，与旅店
主人发生纠纷，被当地居民扭住，从其囊中搜出一枚铜印，并将他送至县官
处。此男子在县衙立而不跪，自云是明崇祯第四子朱慈英，母是周皇后，并
说出他自当初离开宫中之后的生活经历。县官大惊，将他送至巡抚处，巡抚
又将他送至北京，朝廷命兵部查勘，很快得结论说：此男子姓张名缙，浙江
金华府人，假冒崇祯太子，应当处死。
《清宗室王公传》记载，康熙十二年（1673 年）冬，吴三桂在云南起兵
反清的消息传到北京，京中有一个人自称是崇祯三太子朱慈璊纠集一帮党徒
于京城内外举火作乱，但很快就被清政府擒获于鼓楼西街及灯市口等处。同
时，又有一人自称是崇祯太子朱慈灿，在两广一带联络人员，欲招兵响应吴
三桂。康熙十八年十二月，清安亲王岳乐在湖南新化县僧寺中将此朱慈灿擒
获，械送京师。清廷将他与前所捕朱慈璊对质，二人并不相识，于是皆被凌
迟处死。康熙十九年秋，又有一人自称是朱慈璊，在陕西煽动叛乱，被清军
擒获于汉中三河口，也被械送京师，磔于市。
据《东华录》记载，自康熙十二年以后清廷破获的谋反大案，许多次都
有朱三太子牵连在内，这里不一一列举。除上两起外，再举出一次重要的大
案是：康熙四十七年，浙江大岚山一带有人聚众谋反抗清，被镇压后，其首
领张念一供出他们所拥戴的人物是朱三太子朱慈焕。于是清朝官员循迹缉
捕，很快拿获了在山东汶上县一个退职县令李朋来家教书的王老先生及其子
王孟发与另一子张珽。清政府派户部侍郎穆丹前往浙江查处此案。审问时，
75 岁的王老先生承认自己是崇祯第四子，名慈焕。几十年来东躲西藏，在浙
江时化名王士元，到山东化名张用观。王孟发是其长子，原名朱和兟，张珽
是其第四子，原名朱和壬。此时王老先生家属在浙江湖州府长兴县，闻知事
发，一妻一妾及三个女儿皆投缳自尽。清官兵拿获了他的四个儿子，和王老
先生一起解赴京师。是年六月，清政府九卿议决，说崇祯第四子早已身故，
此系假冒，拟定将朱三（即王士元）等29 人凌迟处死，朱三之子王孟发等
42 人俱拟立斩。此案被牵连的李朋来（即李方远）被流放宁古塔，他后来写
了《张先生传》一篇（见魏声和《鸡林旧闻录》），记述了他所了解的朱三
太子的始末。
清初60 年间多次出现的崇祯太子，哪为真，哪一人为假，实难考证清楚，
清朝当局是异族统治者，他们深知崇祯太子的存在对于眷念明朝故国的汉民
族有一种维系人心的作用和一定的号召力，而对清朝的统治则是一种潜在的
隐患。因此，他们一旦发现崇祯太子的踪影，不论真假皆指为假冒并加以剪
除。有关记载也多有相互矛盾和差异之处，使崇祯太子的真假问题变得非常
复杂。近代学者孟森著《烈皇殉国后纪》一篇，列举了大量丰富的史料对崇
祯太子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考证，然而有些问题依然置疑，后人对此有兴趣
者还可继续探讨。
（王永宽）
方以智死于何因？
方以智（1611—1671 年）之死见于史料记载的，主要有以下不同说法：
一、《清史稿》卷五○五本传记载：“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道卒。”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六《方以智传》同此说。二、《桐城县志》卷四《理
学·方以智传》记：“旅病万安，临终犹与弟子讲业论道，不及世事”。三、
方中通《陪诗》卷四《惶恐集·哀述》诗注有云：“辛亥十月七日舟次万安，
夜分波涛忽作，老父即逝，而风浪息”。四、方中履《砚邻偶存序》说“辛
亥先公及于难，履守丧万安，祥而后返葬”；方中履《宗老梅先生七十序》
道：“既而惶恐滩头，先公完名全节以终”。五、王夫之《闻极丸翁凶问不
禁狂哭痛定辄吟二章》诗注有云：“传闻薨于泰和萧氏春浮园。”
邓之诚先生有《清诗纪事初编》卷一“方中通”条下，对方以智之死的
记载，当为今人考证方以智死事之始，其中有云：“康熙十年辛亥，以事被
累入粤，卒于道中。唯见黎士弘《托素斋文集》三《跋无可大师手卷》，及
《仁恕堂笔记》。今读此集《陪诗》卷四为《惶恐集》，纪其事甚详。惶恐
者以智卒于万安舟中，即文山集之惶恐滩也”。蹈邓先生之踵的考证，当首
推仪真、冒怀辛的《方以智死难事迹考》，他们的观点是：方以智为清政府
捕于庐陵，而“自南昌循赣江押解”；辛亥年夏季非常暑热，“在囚船上流
行着夏季的急性传染病”，方以智亦患病。“在庐陵养病近一月，大约由于
期限所拘，又被迫继续登程，结果被折磨而死。他的死地是惶恐滩头，尸停
于万安，卒日是旧历十月初七日’。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余英时撰《方以智晚节考》，其中有《死节考》一章，
自称他之所作为“不避蛇足之讥而于《清诗纪事》之外复有此说”。他的主
要观点是为方以智“不必死于病”，而是死于“自尽”；对于“自尽”的方
式，虽未明指，但就其论述看，他是认为“死系由自沉”；对于方以智被捕
地点，他认为不是庐陵而是泰和。余英时先生的主要论据是：方中履《祭萧
孟昉文》云：“先公慷慨尽节，不少曲挠”，盖已不啻明言以智之死于自尽。
而方中履的“惶恐滩头，先公完名全节以终”，殆非指病卒言；况且其所云
“履兄弟亦惟止水相踵，自勉于是”，颇近于暗示其父之死系由自沉。余英
时先生著作传到国内之后，冒怀辛先生又作《方以智死难事迹续考》，对方
以智死于“自尽”的观点提出异议。该文首以“方以智思想论证方之死并非
自杀”：在晚年，方以智之人生观固已超脱于生死上，既不贪生，亦不殉生，
既不畏死，亦不求死，一息尚存，则随分自尽。而其“超脱生死之人生观非
无意于用世，随分自尽之思想亦非消极于世间”。据此，“若以其遇难之际，
必自杀以殉。。揆诸其晚年思想实际，则似尚未能泮合允洽也”；次以“史
料记载见方以智之死非自杀”：彭躬奄《与谢约斋书》云：“木公（方以智）
病背发，卒于万安”，此书之尤为重要音是透露方以智之死为“病背发”；
彭士望《树庐文钞·首山濯楼记》云：“怡然行素，不为恇，而卒以疽发于
背，血肉崩溃，言笑从容，触暑载驰，终焉致命。”
至于方以智罹难之由，就史料的零星记载看，或曰“中奇祸”，或曰“粤
难”，或曰“以事被累”，更是晦隐不明。故考证者的看法亦极分歧。冒怀
辛引魏世效文《书木公册子》的“甲乙之际，东南变起，公（方以智）习静
青原，而究未免谣诼，呜呼，其亦盛名之难居也夫”这一材料，暗示方以智
之“粤难”与“东南之变”有联系。香港学者喆勇则引王夫之《搔首问》的
有关记载，责方密之在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