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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虚构的女儿伊豆第二章 断裂（4）
逃跑或者迷路
站台上飘起了像雨一样湿润的小雪，我顺利地从密不透风温暖但却令人窒息的软卧车厢里逃跑出来，看着那黑黢黢的慢慢开走的火车的影子，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漫长的白天我一直在策划逃跑，一旦打定主意从这列火车上逃走，心里反而坦然起来。心想，我白天要做的就是吃饱饭，睡足觉，到了晚上找准机会就开溜。这样想着，我甚至有些得意，我想我将神不知鬼不觉消失在这趟车上，在他们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人可能已经回到北京了。
那一整天我看上去很正常，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高兴，该吃吃，该喝喝，屈主任误会了我的意思，大概以为我要死心塌地跟他走了，于是胆子就变得大起来，一会儿拍我的肩，一会儿把手放在我腰上，如果小李出去了，他的动作就还要更放肆些，这儿摸摸，那儿捏捏，我则表现得像个木头人，假装什么也不知道。
昨天晚上你睡着了吗？他问我。
睡着了。
你还挺能睡的。
我讨厌看到他那种暧昧的表情，脸凑到离我很近的地方，眼镜片几乎贴到我的脸。我注意到他好像是一个没有胡须的男人，他过于光洁白嫩的下巴上几乎连汗毛都不长，然后我听到他说：
雪凝，你知道你哪儿长得好看吗？
我一脸茫然地摇摇头。我估计他会说眼睛，因为我的眼睛长得很大，或者他会夸我皮肤好，我属于天生白皙的那类女人，全身的皮肤像牛奶一样洁白，但是没有，他既没有赞美我的大眼睛，也没有赞美我的白皮肤，但赞美的是一般中国男人从不直截了当赞美的地方，他说：
你的胸部真丰满。
他在说这话的同时，重重地在我那个地方捏了一把。
车窗外的风景无声地从我眼前掠过，我不知该做何表情才好。愤怒可能会引来更大的灾难，他会以为我在故意撒娇，或者会干脆把手从我领口插进去。这时候，正好有个列车员敲门来送开水，我趁机把门打开，说想换换空气。
你怎么老说闷？
闷就把衣扣解开。
别把自己包得那么严。
……
他的话句句听起来都像话里有话，这更坚定了我想要逃走的决心，我想最晚到夜里我一定要离开这节车厢，一定要离开，一分钟也不能停留。我听到车轮与铁轨发出吭哧吭哧有节奏的声响，我的身体在随着某种摇滚节奏跳动，空中出现了只有迪厅才有的类似幻觉的弧光。所有人都隐在暗处，只有在瞬间才能看得见他们身体的轮廓。在逃跑的前一分钟我紧张得手直抖，从架子上拿我的旅行包的时候，我几乎要放弃了。走过寂静而狭窄的过道，我的腿一阵阵发软，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反正我一心想逃。当我走到车门口的时候，列车正好停稳，这是一个只停三分钟的小站，站台上很冷清，我从高处飞身一跳，双脚落地那一刹那，我哭了。
断裂
我们单位的老甘忽然不见了。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有的说老甘大闹日本大使馆，要求出国去看他老婆，遭到拒绝，所以骂骂咧咧，差点跟人家动了手。另一种传说是老甘他老婆把事办得非常冷酷，托律师一笔钱和一纸休书，干脆利落地把老甘给休了。听到这些传说的时候，我正坐在办公楼前的台阶上填写一份南京新生代作家发起的一份问卷：《断裂》，其中一个关于青菜虫子的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我觉得那份问卷的大多数问题是相当严肃的，我必须作出严肃回答。
那是1998年的事了，“断裂”具体到我就是离开单位不找工作，成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人。
填过“断裂”那份问卷之后，我的转业申请忽然批下来了。我没有了单位，没有了工资，除了手中那枝笔，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是一个最彻底的断裂者，我和过去的我，在一秒钟之内断裂成两半。
我的一个朋友李敬泽说，问卷是“行为艺术”。
1999，虚构的女儿伊豆第三章 盘峰论争及其它（1）
争论至今的一个问题
《阅读导刊》编者按：
1999年4月，在北京平谷县召开了日后必将为中国文学牢牢记住的“盘峰诗会”，从这场诗会开始，爆发了中国诗歌界自朦胧诗论争以来最大、最激烈的一次诗歌论战，这一论战在各大媒体和文学刊物上开展得如火如荼，并一直延续至今，国内活跃的中青年诗人几乎在一夜之间被舆论界划分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大阵营。
……
我在北影厂附近的一座过街天桥底下等A。这也是我和宽宽经常约会的地方，路边有个茶室相当清静，坐在窗边可以看见三环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傍晚像鬼影一样的来往行人。我和宽宽坐在茶室的红木椅上，桌上有一些散落的西瓜子，装瓜子的小笸箩很精致。茶室里只有我们两个女人，其它椅子全是空的。我很想念远在外省的诗人A，希望街上匆匆行走的人之中，有一个是他。
所有摇滚的、粗糙而又沙哑、沙哑但却嘹亮的歌者的声音我都会误听成他，我听崔健、听臧天朔、甚至听赵传都能听出他的声音。满街都是他的声音，我往前走的时候，他的声音在我后面；我回头时，那声音又出现在前面。我被某种声音包围了，无论我走到哪儿，A的声音都跟着我，他甚至追杀到我的梦里，缠绵与争吵相互缭绕在一起，我都快要被他折磨疯了。
现在，他已经离我很近了。
A在长途电话里说了很多，其中一句话是很关键的，他说他一到北京就给我打电话。然后他的电话就失去了信号，到北京后他直接去了平谷开会，手机和呼机统统失灵了，我打了无数遍都打不通，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盘峰诗会结束的那天晚上，A忽然打来电话，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见面。我说为什么不在今天晚上就见面。他说，下午他们从平谷回北京还要到一个地方去朗诵。我断断续续听他在电话里说“吵起来了”，“争得很厉害”，“有的人火冒三丈……”他的声音震动着电话听筒，然后一下下震荡着我的耳膜。我坐在傍晚空气稀薄的房间里，不想开灯。
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天空变成了一种奇怪的颜色，树木和楼宇忽然之间失去了原有的立体感，我在9楼公寓的窗口站了很久了，我书房的窗子很大，像一张口含天空的嘴。
宽宽的电话在五分钟之后打进来。
怎么啦？
你的声音听起来不对劲儿。
出什么事啦——
我说，是他来了。
谁来了？
A。我慢慢吐出A的名字。
女儿名字的来历
A并不知道他女儿伊豆的存在，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在窗帘紧闭的下午，我通常是在写小说，我在生伊豆前一天晚上写了个通宵，在生完女儿之后第四天就又开始写作了。我一直延续着上午睡觉下午写作的生活方式，写作就是我的日常生活，像呼吸，像做爱，他不停地要，我不停地给，我们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连续几小时地做着同一件事，身体燃烧成噗啦啦的火苗，我听到我们同时飞翔的声音，我们通常是上午走进房间，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缠绵重叠着缠绵，呻吟重叠着呻吟，柔软的呻吟声像丝绸一样在清凉的房间里四处弥漫，蹂躏混合着亲热，粗暴混合着细腻，有节奏的压力，如诗歌一般美妙，疯狂无节制的缠绵，使我们既亢奋又疲倦，呼吸里都有了血腥的味道，但我们还是无法使我们自己停下来，我们就像两个踏上拉丁节奏的舞者，无法控制我们的身体，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疯狂舞蹈下去，不停止，不停止，不停止，一直到死。
在2000年夏天的某个炎热下午，A突然打来电话，问我干什么呢，我说在写作，他说他想我，又想来北京了。那天我女儿伊豆恰好在电话机旁边，呀呀学语的她还不会说话，但已经很多嘴了。
——这是谁的声音？A忽然敏感地问。
——没谁，是收音机。
他们父女俩就这样擦肩而过。
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把我女儿培养成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像她父亲一样优秀，但不要成为她父亲的对立派才好。
A的对立派别总是把先锋诗人A形容成一个恶魔。在我怀孕那九个月的时间里，A所在的“民间写作”这一派与“知识分子写作”那拨人在大报小报上展开笔战，相互骂得唾沫星四溅，A被人形容成一个坏人，一个黑社会头子，一个十恶不赦的男人。而在我眼里，他是中国最好的诗人。
我在川端康成《雪国·千鹤·古都》这本书的创作年表上，多次读到伊豆这个地名，这就是我女儿名字的来历。当我确定自己已怀孕，这个名字在一分钟之内就从我脑海里蹦出来。
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中有这样一段相当打动我：
清秋时节，主人公孤零零一人去伊豆半岛旅行，和一个贫穷低微、受人轻蔑的小舞女邂逅，萌发一缕怜爱之情。小舞女敞开她纯真的心扉，示以一种清纯而深切的爱。
1999，虚构的女儿伊豆第三章 盘峰论争及其它（2）
在北影厂的那座过街天桥下，诗人A终于出现了。他迟到了，虽然仅仅是十分钟，但已有许多的人、许多的车从我眼前掠过。相聚是那么不容易，一切都在拖延着相见的时间，那天的阳光很刺眼，上午十点，北京春天的阳光金灿灿的（是真正金子的颜色，而没有办法用别的词汇来形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