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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向驿站扑去。多么迷人啊——那往日的横越大陆驿车上的旅行哟！。
我们穿着内衣就跳下车去，车夫将一把缰绳甩在地上，满足地打了个哈欠，伸伸四肢，脱掉鹿皮手套，尊严高贵得叫人难以忍受——丝毫也不理会那五六个粗俗不堪的、半开化的驿站看守和马倌们七嘴八舌的请安问好，卑躬屈膝的阿谀奉承和讨好卖乖的周到服务。他们敏捷地把马卸下，再从马厩里牵出新马换上。那时，在马车夫的眼里，驿站看守和马倌是呱呱叫的低级动物，很有用，世界上也少不得，但却不是他那种有身份的人值得一顾的。相反，在后者的心目中，驿车车夫是伟大显赫的英雄豪杰，天之骄子，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希望。他们对他讲话时，温驯地接受他的傲慢的沉默，以为这是大伟人自然而得体的风度，而当他一开口，大家一齐品味他话语（车夫从来不恩赐某人一句话，但对马厩、马匹、周围的乡村以及下手马倌们却慷慨得要命）；如果他肯滑稽地辱骂哪个马倌一顿，这个马倌就可以幸福一天了。每当马车开到驿站时，如果车夫肯用这种龌龊的字眼对他的听众开个玩笑——哪怕象山丘一样粗糙，荒唐，自相矛盾——这些贱人们也会拍着屁股大声欢呼，赌咒发誓说这是他们一辈子听到的最有趣的俏皮话。每当车夫要一盆水或一瓢水，或是要点个烟，他们就会飞也似地跑去跑来。但倘若哪位旅客忘乎所以，想沾点光，立即就会受到侮辱，这种侮辱是他们从车夫那里照搬下来的——记住，车夫对马倌和旅客是同等蔑视的。
马倌和驿站看守对真正的实权派押车只不过客客气气，而车夫才是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物。当车夫高高坐在车上，故作慎重地，慢腾腾地戴手套，一个幸运的马倌高高举起缰绳，耐心地等待他接过手去，他们是多么崇敬地仰视着他哟！当他啪的一声挥动长鞭，马儿飞驰而去的时候，他们又是怎样用赞叹的欢呼向他轰击哟！。
驿站的房屋就是几间长型的矮屋，用太阳晒干的土坯垒成，土坯间没加泥灰（西班牙人把这种土坯叫做“阿多比斯”，美国人简称“多比斯”）。屋顶几乎是平的，先铺上茅草，再抹上草泥或垫上一层厚厚的土，上面长着相当茂密的杂草。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一家人的庭院开辟在房顶上。这种土坯房屋包括车房，可关十二至十五匹马的马厩和一间供应旅客的饭堂，饭堂里还放有驿站看守和一两个马倌的小床。你的手肘可以放在屋檐上，进门时得弯腰屈背，提防着脑袋吃苦。窗子是个大方洞，足够爬进一个壮汉，没有装玻璃。屋内没铺地板，地面却搞得结实硬邦。没有垒火炉，但有个烧火的地方，这就解决了一切问题。既没有木架，也没有碗柜，也没有壁橱。角落里放着一袋打开的面粉，挨着面粉袋搁着一对黑黝黝的、已经很用了一些年月的咖啡罐，一把锡茶壶，一小袋盐和一块熏猪肉。
驿站看守住的那间小屋，门前的地上放有一个铁皮洗脸盆。旁边放着一桶水和一条黄橙橙的肥皂，屋檐上还吊着一件破旧的蓝色羊毛衫，真有意思——但这东西是驿站看守的专用毛巾，这个集团中只有两个人有胆子享受——车夫和押车。不过押车不会用，因为不体面；车夫不愿用，因为他不愿意抬举驿站看守。我们有毛巾，是放在旅行袋里的；它们也许给放在索多姆和戈摩拉完全一样。我们（还有押车）用自己的手帕，而车夫则用他的灯笼裤和袖子。紧靠着门，钉着个老式小镜框，它的一个角上还残留着两片玻璃，你往里一看，镜子里就会出现一个滑稽的双镜头的人像，脑袋的上半和下半相隔两英寸远。镜框下用绳子吊着半把梳子——但是如果要我选择去死或者去描述这个老掉牙的家什的话，我相信我肯定宁愿去要一副棺材。它是以扫和参孙传下来的，上面有从那时起历代积存下来的头发——还有一种不干净的东西。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靠着三四支步枪和滑膛枪，还有些火药筒和子弹袋。驿站看守们穿的是手工编织的粗布裤子，裤子屁股上和大腿内侧还缝上大块的鹿皮，便于跪着干活和骑马——这样，裤子就成了一半是晦暗的蓝色，一半是黄色，说不出的奇形怪状。裤脚塞进长统靴里，靴跟上装有大号西班牙马刺、每走一步，上面的小铁坠和铁链就叮当作响。
那车夫长着满脸大胡子，带顶破草帽，穿件蓝色羊毛衫，没有吊裤带，没有穿背心，也没有穿外衣——腰带上吊着个皮套子，里面装着把长长的“海军左轮”（它原来是挂在右边的，给甩到了前面）。靴筒里伸出一把角把长猎刀。茅屋里的家俱既不豪华也没有几样，没看见有安乐椅和沙发，也许从来就没有过，但代替它们的是两个三只脚的凳子，一根四英尺长的松木长条凳，还有两个空烛台。桌子是一块油腻腻的木板，安在高跷似的四根木棒上。没有送来餐巾和桌布，看样子他们也不打算去找。每个座位前放一个尽是缺口的锡镴盘，一副刀叉，车夫面前放着一个见过世面的奶油色碟子，当然是这位爵爷坐上首。另有一样孤傲的餐具尽管在不幸中也闪现着动人的光辉，那是只白铜调味盒，歪歪斜斜，锈迹斑斑，但它是那样鹤立鸡群，令人想起被流放到野蛮人中的衣衫褴褛的国王。它昔日的高贵，甚至在这默默无闻的处境中也拥有压倒一切的尊严。只有一个酱油瓶，是个没有盖子，蝇屎狼藉，断了脖子的东西，里面装有两英寸高的醋，上面漂着十多个四脚朝天的苍蝇，似乎在为自己不幸的命运而悔恨。
驿站看守端出一盘上周的面包，其形状和大小就象旧时的奶酪，他切下一些面包片，象尼可尔松街上铺的路砖一样厚，但没有那样硬。
他为每人切下一片熏肉，但只有那些阅历丰富的老手才敢吃下去，因为这是美国不愿拿去喂堑壕里的士兵的那种该死的处理熏肉。驿车公司把这种便宜货买来作为乘客和雇员的粮食。我们有可能在前面的大平原上碰上这种该死的军用熏肉，而不应该是在这个歇脚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确碰上了，这是无可置疑的。
然后，他给我们倒了一种东西，他把它叫做饮料。但是，他在取这个名字时如果没有得到灵感，那才不可思议。他确实是把这种东西当成饮料送上来的。不过，里面有太多的抹布条、泥沙，老肉皮，这蒙骗不了聪明的旅客，他没有糖，也没有牛奶——连一把用来搅动调料的小匙也没有。
那面包和肉，我们无法下咽，那“饮料”也喝不下去，看着那只令人伤感的醋瓶子，我想起了一位旅客的故事（就在当时，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位旅客坐在桌旁，桌上除了一条鲭鱼，一瓶芥末，别无它物。他问老板，是不是只有这么多，老板说：
“只有这么多！哎呀，雷打火烧！我觉得这条鲭鱼足够六个人吃呢。”
“不过，我不喜欢吃鲭鱼。”
“哦，那么就请用点芥末吧。”
以前我还以为这是件有趣、很有趣的奇闻轶事，但此时此刻，它居然成为一桩凄凉的现实、连一丁点幽默味儿也没有了。
早饭就摆在面前，但我们的牙齿都消极怠工。
我尝了一口，闻了一下，说我要咖啡，那驿站看守惊得目瞪口呆，盯着我说不出话来。他终于回过神来，转过身去，就象一个人在沉思一件茫然不可理解的东西。他喊道：
“咖啡！天哪，如果还剩下一丁点儿，鬼——鬼——”
我们吃不下去，马倌和车夫间又无话可说——我们都围着一张桌子坐。间或，只不过发出一声简短的请求，总是同样的方式，总是既粗鲁又亲热。开头，这种西部的新鲜故事和传奇还使我吃惊，觉得有趣，但现在，却变得单调乏味，失去了魅力。谈话是这样的：
“把面包拿过来，你这黄鼠狼的小嵬子！”不，我忘掉了，大概说的不是黄鼠狼，似乎比这个词还更有味道些，我明白是这个意思，但到底是什么，我的确记不得了。尽管如此，这关系不大——大概味道太浓而不能印进书里吧。这是我记忆中的里程碑，它告诉我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次听到这种西部平原和山区的热情而新颖的方言的。
我们没有吃早饭，每人付了一美元饭钱就回到了车里的邮包床上，在烟袋里寻找安慰。在这里，昔日王公般的生活第一次衰落了，我们十分悲痛。卸下那六匹好马，换上六匹骡子，但它们是些墨西哥野种。车夫戴皮手套作准备时，每头骡子前面站一个人，紧紧地勒住缰绳。当车夫最后抓住缰绳，吆喝一声，牵骡子的人猛地跳开，马车象炮膛里打出的炮弹一样从驿站射出去。那发疯的畜牲狂暴地飞奔，劲头一刻不减，一气直奔十到十二英里，来到下一站的茅屋和马厩前面。
我们就这样整天奔驰。下午两点，那依傍北普拉特河逶迤穿过大平原的森林带映入眼帘。下午四点，渡过北普拉特河的一条支流，五点，渡过普拉特河，在卡尼堡靠岸。从圣约出发已有五十六小时——行程三百英里！
这就是十到十二年前的横越大陆的驿东旅行。那时，在全美洲，希望活着见到沿这条线路修条铁路通向太平洋的人，大概还不到十个。但是，现在有铁路了，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则游记，写的差不多就是我说的这个地方，心中涌起成千种奇怪的对照。对这种新奇的事我几乎不能理解：
星期日下午四点，我们开出奥马哈车站，开始了向西部的长途旅行。两小时过后，宣布开晚餐——对于那些想见识在托普曼车轮旅馆里吃是怎么一回事的旅客来说，这可真算是件“大事”。于是，从我们的“寝宫”向前走进下一节车箱，就来到了餐车。星期日的第一次晚餐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次新发现。虽然四天以来，我们一直在这里吃饭，共进早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