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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纵河北去，【明人防河之北，如防盗贼，强逆其性，必挽之于东南，故河患终不能弥。】则河、淮皆可安澜。而豫、鲁、苏、皖四省，凡河、淮溃澜之区，皆复变为膏腴沃土。一面广兴京东、河北之水利，【如虞集、徐贞明所计划。】一面再能移民辽、沈，垦辟渐远，北京正在陆海之中心，何至必仰哺于江南，为此嗷嗷之态？【明马文升已谓：“交纳之费，过于所需。”至清代约计运米一石入仓，费银至十八两、二十两乃至二十四两者。而仓米出售，则一石一两。（见郑观应停漕议。）如此漏卮，而不思为之计，真可叹也。】
二、北方社会所受外族及恶政治之摧残
北方水利之逐步变坏，既如上述，而北方社会之叠受摧残，犹不止此。始见于唐中叶以后 藩镇之长期割据，再见于五代之兵争。【五代战争，北方烈于南方，而石晋所遭契丹南侵之祸为更甚。】
此两期间的政治黑暗，盖达极点。
三、见于辽、宋之对峙，边界受蹂躏，不得生聚种养。
辽史兵卫制，“辽每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皇帝亲征，至幽州，分兵三路，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帝不亲征，则以重臣统率。进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则不命都统，只遣骑兵六万，于界外三百里，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
四、见于宋、夏之对峙，东北与西北，受同样命运。关中、河北社会元气，在外寇压迫下，不断降低。
五、见于金人之统治，一般的政浪情况之退步。【忽必烈问张德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在兵争中签兵制度之骚扰。【签兵正如五胡北朝时发丁为兵。】
而尤甚者，为金之屯田兵所加于北方农村之损害。一因种姓之别，二因耕稼游牧生活习惯之异。由屯兵之杂处，北方村落受害极大。
屯田兵始金熙宗时。
熙宗天眷三年十二月，虑中原士民怀贰，始置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内徙，与百姓杂处。
计口授田，自燕南至睢、陇之北，皆有之，皆筑垒村落间。其千夫长曰“猛安”，百夫长曰“谋克”。朝廷则不断括民户良田与之。
大定十七年，世宗谓省臣曰：“女真人戸自郷土三、四千里移来，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其遣官察之。”章宗承安五年，命枢密使宗浩等于山东等路括地给军，凡得地三十余万。按：章宗明昌元年，亦有括地给军之敕令。
农民失去田产，另受薄恶之田。
大定二十一年三月诏曰：“山东所括民田，已分给女真屯田人户。愎有籍官闲地，依元数邀民。”七月又诏宰臣曰：“山东刷民田，已分给女真屯田户。复有余地，当以还民。”
泰和四年，上闻六路括地时，屯田军户多冒名增口，以请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者。贞佑三年，参政高汝砺谓：“山东拨地时，腴地尽入富家，瘠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民有损。”
而屯田兵得良田美产，却不肯自己好好耕种。
世宗大定五年，以京畿两猛安民户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命大兴少尹完颜让巡察。大定二十一年正月，上谓宰臣曰：“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之户，往往骄纵，不视稼穑。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六月，又曰：“间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或种而不芸，听其荒芜。”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治劝农官罪。明昌元年三月，勅：“当军人授田，只令自种。”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拨地十里内自种，余者许便宜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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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只是喜欢出外畋猎。
明昌三年，敕：“猛安、谋克，许于冬月率所属户畋猎二次，每出不得过十日。”
渐渐亦有习染中国文学风气的。
刘祁归潜志：“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与士大夫游。”
要之不习农事，乃至于鬻田亩、伐桑枣。
奉和元年，用尚书省言，申明旧制：猛安、谋克户每四十亩树桑一亩，毁树木者有禁，鬻土地者有刑。其田多污莱，人户阙乏，并坐所临长吏。
中国的良好农民，则失其祖产，或沦为佃农，因此与猛安、谋克间感情日坏。
李石传谓：“山东、河南军民交恶，争田不绝。”明昌二年，尚书省奏：“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
迨蒙古兵南来，汉人乘机报复，在河北之猛安、谋克户，多见诛夷。
元遗山完颜怀德碑：“民问仇拨地之怨，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寻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净尽。”又张万公碑：“宣宗贞佑间南渡，盗贼群起，向之乘势夺田者，人视之为血雠骨怨，一顾盼之顷，皆死锋镝之下，虽赤子亦不免。”【又见金史张万公传。】
其避而南迁者，不下百余万口。【革去冗滥，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见陈规传。】一时又议括地分授，事虽未成，然河南民皆倍征以给。
高汝砺言：“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率三百六十万石。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征粟才一百五十六万有奇，更乞于经费外倍征以给。”
民不胜苦，逃亡破残，遂至兵多于民，其状更不堪言。
侯挚疏：“东平以后，累经残毁，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曾不满百，而屯军五千。邳户仅及八百，军以万计。萧何、刘晏复生，亦无所施其术。”
约计金代猛安、谋克户数，比澳人约占十之一。口数【连奴婢在内。】约占七之一。
据世宗大定二十三年七月统计，猛安二百零二，谋克一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而大定二十七年统计天下户，凡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凡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零八十六。是猛安、谋克户数约占全数十之一、口数约占七之一也。
长期间散布在中国北方，据甚大之田，纳极轻之租。
猛安、谋克纳税与平民不同，特称“牛头税”，或“牛具税”。其制，每耒牛一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是最低限度五口之家略可得百亩，而纳税则四百余亩仅纳一石。世宗问魏子平：“古者税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此盖指猛安、谋克户言之，实尚不到百一之税。
国家负担尽压在汉族农民身上。
汉户号为什一而税，然裒（póu）敛刻急，民不堪其苦。【见范拱传。】以亩取五升、【秋税。】三合【夏税。】计，亦一倍唐租有奇。【据前引高汝砺言，则百亩租合六石五斗，视唐在两倍以上。】至官田租大概亩征五斗。【据续文献通考。】则百亩须五十石，与西晋五胡相仿矣。
实对中国北方农事，有甚大之损害无疑。【明诸葛升垦田十议谓：“江北荒田，民荒者十之三，军荒者十之七。”明代北方土地虽然旷莽，然弃置不耕者独以凤阳为甚，以凤阳多属军屯也。两淮本两江、两浙并称，然明代见称偏瘠，军屯之害如此，可推金世猛安、谋克之贻祸。】
金之王室贵族，亦常因牧事禁民耕种。
世宗大定十年四月，禁侵耕围场地。十一月，谓侍臣曰：“往岁清暑山西，傍路皆禾稼，殆无牧地。尝下令使民五里外乃得耕垦。今闻其民以此去之他所，甚可矜悯。其令依旧耕种。”
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见民桑多为牧畜啮毁，诏亲王公主及势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许所属县官，立加惩断。二十年五月，谕有司曰：“白石门至野狐岭，其间淀泺多为民耕植者，而官民杂畜往来无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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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则见之于军队之残杀。
宋宁宗嘉定六年，金贞佑元年，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东诸州郡，凡破九十余郡。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郓、邳、海、沃、顺、通州坚守未能破。嘉定八年，金贞佑三年，蒙古兵入燕，吏民死者甚众，室屋为乱兵所焚，火月余不灭。
河北既残，金宣宗遂迁汴。关中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见元史商挺传。】其后蒙古兵攻汴，十六昼夜，内外死者以百万计。又遇大疫，五十日内，诸门出柩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蒙古兵入汴城，欲屠之，耶律楚材谏而止，时避兵居汴者尚百四十万户。蒙古之之破厦，其民至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
据当时户口数字计之，殆于十不存一。
金泰和七年极盛时，户七百六十八万有奇，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有奇。而元之得金，户八十七万有奇，口四百七十五万有奇，是十不存一也。金章宗明昌元年，金、宋口数约五与三之比。【金四千五百万有奇，宋二千七百万有奇。】而蒙古得宋，较之得于金者，户数超过十倍，口数超过四倍。【户九百三十七万有奇，口一千九百七十二万有奇。】其后乃有南十北一之差。盖由北人多避逃来南，而蒙古亦稍染汉化，其对宋之残杀，不如对金之甚也。大抵北方状态，先坏于安史之以后，大毁于宋之南渡，及蒙古之灭金而摧残益甚也。
第七、见之于元代政制之黑暗。
元代亦有军屯、民屯之制。屯田遍及全国，以今河北、河商两省为多。于屯田外又有寺田，地多上善，犹过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