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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诸国在经济上虽比中原为优，而政治情形并不长进。
东晋、南朝，有大批北方士族南渡，故衣冠文物为北方所宗。五代时，南方诸国，仅得唐末进士诗赋遗风，政治上并无传统可言。
故宋室政治，稍有头绪，便能将南方诸国逐次收拾。
至太宗时，【吴越降附。】江南统一，再平北汉，而终于不能打倒契丹，这是宋室惟一主要的弱征。
太宗两次亲征，均败归，其死传系箭疮发。石晋开运阳城之战，耶律德光几不免，周世宗一举而下三关，契丹非不可胜。但太宗才弱，又无贤辅耳。周世宗用兵欲先取幽州，则吴蜀不足平。宋则以赵普谋，先南后北为持重。兵力已疲，而贻艰钜于后人，则太祖之失也。
宋代建国本与汉唐不同。宋由兵士拥戴，而其建国后第一要务，【亦即宋室政权惟一生路。】即须裁抑兵权。而所以藉以代替武人政治的文治基础，宋人亦一些没有。
宋初文臣，出五代南唐之遗，皆猥琐浮薄，无堪建树。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唐五代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亦必命坐赐茶。宋初，周世宗旧臣范质等为相，惮帝英睿，请每事具箚（zhá）子进呈。由是奏御浸多，始废坐论之礼，而宰臣见天子亦立谈矣。太祖谓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但欠为世宗一死。质与王溥为世宗顾命大臣，王溥时以拟冯道，盖皆不为宋祖重视。宋所信赖者惟赵普。然普为相后，宋祖常劝其读书，乃时时披览论语。以宋初大臣与唐代相较，所逊远矣。此宋治之所以不逮于唐也。
北方的强敌，【契丹。】一时既无法驱除，而建都开封，尤使宋室处一极不利的形势下。藩篱尽撤，本根无庇。这一层，宋人未尝不知。然而客观的条件，使他们无法改计。
张方平曾论其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二百六十九。】谓：“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非如函秦洛宅，形胜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遂与强敌共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其患由乎畿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祖宗受命，规模必讲，不还周汉之旧而梁氏是因，岂乐而处之，势有所不获已者。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张语止此。】
张洎（jì）亦论汴漕。谓：“汉兵甲在外，惟有南北军、期门、羽林孤儿，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卫府兵，皆农夫也。及罢府兵，始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数万人，亦以备扈从藩卫而已。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张语止此。】
太祖末年欲卜都洛阳，曰：“终当居长安，据山河之胜又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而晋王【即太宗。】力请还汴。太祖终不以为然，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范仲淹又力主于洛阳广储蓄，缮宫室，为迁都计，而吕夷简目为迂阔。其先则畏难因循，其后又偷安苟且，一误再误，而宋事终不可为矣。
大河北岸的敌骑，长驱南下，更没有天然的屏障，三四天即到黄河边上，而开封则是豁露在黄河南岸的一个平坦而低洼的所在，所以一到真宗时，边事偶一紧张，便发生根本动摇。【其时王钦若主迁南京，陈尧主迁四川，而并无主迁洛阳、长安者。正见此两地文化经济之衰落，至是仍一无恢复也。】幸而寇准亲征，始得有澶渊之盟。然而到底是一个孤注一掷的险计。
此后宋辽遂为兄弟国，【宋兄辽弟，辽萧太后为叔母。】宋岁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自是两国不交兵一百二十年。
宋都开封，不仅对东北是显豁呈露，易受威胁。其对西北，亦复鞭长莫及，难于驾驭。于是辽人以外复有西夏。
唐僖宗时，夏州裨（pí）将拓拔思敬，【本党项族。】预破黄巢功，赐姓李氏，拜夏州节度使。三传军乱，拥立李仁福，不知于思敬亲疏；其后即西夏。然则西夏仍是唐胡籍藩镇之最后遗孽也。
真宗时，西夏已陷灵州。【其时李继迁卒，子德明立。】至仁宗，西夏骤强，【德明卒，子元昊立。】边患遂盛。范仲淹、韩绮以中朝名臣到陕西主持兵事，结果还是以和议了事。【陕西用兵只五、六年。】宋岁赐西夏银、绮、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
从对夏的示弱，又引起辽人的欺凌。富弼使辽，重固和议，岁增银、绢各十万。【契丹主欲于誓书用“献”字，宋以“纳”字许之。辽史云用“贡”字，不可信。】
四、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宋代对外既如此不振，而内部又终年闹穷。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
以中国已往历史而论，只要国家走上统一的路，以广土众民供养一个中央政府，除非穷奢级欲，绝不至于患贫。宋室之患贫，则因有几个特殊原因：
第一还是由于养兵。
（一）宋代之冗兵
无论秦、汉、晋、隋、唐，每一度新政府创建，在天下平一之后，必随着有一个兵队的复员。只有宋代因事态特殊，唐末藩镇的积重难返，外寇的逼处堂奥，兵队不仅不能复员，而且更逐次增加。
太祖开国时 二十万（200，000）
太祖开保时 三十七万八千（378，000） 内禁兵十九万三千（193，000）
太宗至道时 六十六万六千（666，000） 内禁兵三十五万八千（358，000）
真宗天禧时 九十一万二千（912，000） 内禁兵四十三万一千（431，000）
仁宗庆历时 一百二十五万九千（1，259，000） 内禁兵八十二万六千（826，000）
英宗治平时 一百十六万二千（1，162，000） 内禁兵六十六万三千（663，000）
以上只是一个约略的计数。
陈襄云：“艺祖时有兵十二万。【张方平则云：不足十五万。】真宗时，三十余万。【曾公亮云：三十八万。张方平云：咸平中五十余万。挥尘录：咸平后增至六十万。】乾兴中【真宗末年。】始及八十余万。庆历时，一百余万。”【挥尘录：皇佑初兵一百四十万。】
要之可以见宋代兵额之递增。直到仁宗时，先后百年，而全国兵额增至七、八倍以上。
军队大半来自招募。【并有营伍子弟听从本军，及有罪配隶等，然以招募为主要来源。其他尚有乡兵，由土人在所团立。】应募者非游手无籍，即负罪亡命。
又往往因岁凶募饥民，遂使长大壮健者游惰，而留耕者胥老弱。如是久之，农村生产力日渐减削。
且募兵终身在营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间四十余年，实际可用者至多不过二十年。廪之终身，实际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无用而仰食。【孙洙（zhū）谓：“谓之兵而不知战，给漕挽、服工役、缮河防、供寝庙、养国马，乃至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
如此的军队，最易流于骄惰。宋兵制以厢军伉健者升禁卫，然卫士入宿，即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给粮不自荷而扉人荷之。
太祖因怕兵卒骄惰，故定禁兵分番戍宋郡县。然三岁一迁，即无异一出征。故虽在平时，而军费时时等于征讨。
那时的军队，沿着五代积习，月廪岁给外，还有各项额外的赏赐。尤著者为三年一次的郊赉（lài）。
郊祀竭府库犒赏军卒，其事起于唐。肃、代以后，国用不给，乃不得不废祀。旧五代史梁太祖开平三年，唐庄宗同光二年，周太祖显德元年，皆有祀天大赦颁赏之记载。宋承积弊，不能荡涤，遂以三年一次为定例。【南郊执仗兵士一万七千四百余人。】
宋室的郊费，亦逐步增涨。
太宗至道时五百余万缗。以金、银、绫、绮、絁、紬平直赐给。
真宗景德时七百余万缗。又东封八百余万。
仁宗皇佑时一千二百万缗。
英宗治平时一千三百万缗。
其他复杂易稠叠。
每岁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戍边，每季加给银、鞋。环庆缘边艰于爨（cuàn）给者，有薪水钱。苦寒，或赐絮襦袴。戍领南者，增月奉。自川广戍还者，别予装钱。川广递铺卒，或给时服、钱、履。
据英宗时【治平二年。】统计，禁兵数约七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五十千，则七十万人有三千五百万缗之费。厢军数约五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三十千，则五十万人有一千五百万缗之费。厢禁军共费五千万，而此时天下所入财用，大约只有缗钱六千余万。养兵费占了全部岁入之六分五。【神宗时陈襄上疏。又孙洙云：“总户口岁入，以百万之兵计之，每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亩而给一散卒。”至于戍卒，则岁费一卒达二万。】
尹洙息戍【在神宗时。】云：“西北泾原、邠宁、秦凤、鄜（fū）延四帅戍卒十余万，一卒岁给无虑二万。平骑卒与冗卒，较其中总廪给之数，恩赏不在焉；以十万较之，岁用二十亿。自灵武罢兵，计费六百余亿。
所以王安石要大声疾呼的说，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也。
神宗君臣虽力主省兵，然熙宁禁军籍尚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568，688），元丰又至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612，243）。蔡京用事，兵弊益滋。军士逃窜死亡，阙而不补，悉取阙额封椿（chūn）为上供之需。又阙额不以实，上下共为奸利。靖康之难，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人。京师卫士，亦仅三万。宋竭国力养兵，而结果未得一兵之用。
（二）宋代之冗吏
为宋代财用之蠹者，第一是冗兵，第二则是冗吏。
收复北方失地，此乃宋王室历世相传的一个家训。
太祖始平僭（jiàn）乱，收其府库，别藏之封椿库，国用之余悉入焉。尝曰：“俟满五百余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又曰：“北人若敢犯边，我以二十匹绢购其一人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