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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承平久则渐弛。熙宁六年置军器监，兵械精利，称于一时。然至徽、钦宗时又滥恶。吕颐浩疏：“臣尝观夷人之军，兵器便利，衣甲坚密，所以多胜；中国之兵，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坚密，所以多败。夷人皆是民兵，平时赋敛至薄，而缓急以丁点军，器甲鞍马，无非自办。平时家居，日逐擐（huàn）甲胄而习弓矢，所以器甲各适用。中国之军莫非黥（qíng）卒，器甲从官给，身躯短小者或得长甲，修长者或得短甲，不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胜两石弩者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适用，反与短兵同。寒饥之卒，无力自办器甲。”今按：此为宋、金初交兵时强弱胜负一大原因。不仅器甲弓弩不适用，亦以承平日久，官库器甲率皆朽钝，虽有若无，宜不能与塞外以战斗为生命之新起民族相较。然积之十数年，各军自谋生存，此等弊病渐渐革除。韩、岳有“背嵬（wéi）军”，皆别置亲随，精选军中勇健者充之，屡建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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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昌之战，兀术责诸将丧师，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帅临阵自见。”兀术用“铁浮屠军”，皆重铠（kǎi）甲，戴铁兜鍪（móu），錡军以枪标去其兜鍪，大斧断其臂，碎其首。又兀术用“拐子马”，而岳飞以麻扎刀入阵破之。以长刀、长斧破骑兵，郭子仪败安禄山已然。军事必渐习而强，不能因其初弱，疑其后盛。而金人多用签军，亦不如其初起部族军之强悍。
四、因心理气势不同
系年要录卷三十七谓：“金人犯中国，所过名都大邑，率以虚声喝降，如探囊得之。积胜之威，直至兀术渡江，南兵皆望风披靡。”汪藻论诸将，【时在建炎四年。】谓：“张俊守明州，仅能少抗，敌未退数里间，遽狼狈引去，使明州无噍（jiào）类。韩世忠八、九月间【兀术渡江在十一月。】已扫镇江所储，尽装海舶，焚城郭为逃遁计。”此皆金兵先声夺人，使诸军无斗志。其后兀术在江南，形势穷蹙，自引北去，韩世忠遂横截之于江中。纵谓因金人饱掠，韩之兵卒利其财物，然其时韩军胆量，毕竟与前不同。世忠以八千人与金兵十万相持凡四十八日，自是金兵不复再有渡江之志。
世忠一人，前后勇怯迥异，正为当时诸将于积败之后，渐渐神志苏醒、勇气复生之一好例。后世读史者专据如汪藻等疏，以建炎以前事态，一概抹杀绍兴之抗战、实为不明当时心理气势转变之情形。【宋人自言十三处战功无黄天荡，盖是役虽相持近五十日，而韩军终败。然其先已有张俊明州城下之捷，为十三处战功之第一处。又有陈思恭太湖之捷，继之遂有黄天荡之拒战。要之宋军不复如以前之望风奔溃，确然为事实也。】
五、因地方财力不同
宋削方镇太过，然太祖时，如环州董遵晦、西山郭进，关南李汉超，皆尚优其禄赐，宽其文法。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张方平语。】而其时如江淮诸郡，皆毁城隍，收兵甲，撤武备，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王禹称语。】
北方自太宗以下，亦渐隳祖法。故时臣谓举西北二垂观之，若濩（hù）落大瓠（hù），外示雄壮，其中空洞了无一物。【叶清臣语。】欲兵之强，莫如多榖（gǔ）与财。【宋祁语。】而熙宁以来，财务益集中，州郡厢兵亦籍归中央，为置将领。地方无财无力，何以应急？
南渡以来，诸擅兵于外，稍自揽权，财力渐充，兵势自壮。高宗、秦桧，乃亟亟以收武臣兵柄，集权中央为务，至不惜屈膝金夷。何不对诸帅稍假借，犹足勉自树立也！【胡寅论当时军队，（轮对札子，见斐然集，文中有云：“陛下克己临政，九年于此”，则在绍兴五年也。）谓：“不屯田积粟，开口待哺。功状皆言不令斫（zhuó）级，行赏至于全队转授，以官命队。煮海榷酤（gū）之入，奄而有之。阛（huán）阓（huì）什一之利，半为所取。衣粮仰给大农，器械取于武库。总兵者以兵为家，自建炎以来，易置宰执凡四十余人，独将帅不可进退。近者四、五年，远者八、九年，军籍何自而无缺？”此皆所谓文吏之见，乃为秦桧所借口。叶正则论四屯，亦极斥当时军队纪律之坏，而曰“秦桧虑不及远”，则出事后持平之论也。】
纵说宋军一时不能恢复中原，直捣黄龙，然使宋室上下决心抗战，金兵亦未必能再渡长江。强敌在前，正是策厉南方奋兴振作的一个好材料。惜乎高宗自藏私心，一意求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国威，则和战皆在我；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且绍兴十一年之和议，实为战胜而议和，战胜而割地，更与绍兴八年情节不同。】
对内则务求必伸，对外则不惜屈服。
高宗非庸懦之人，其先不听李纲、宗泽，只是不愿冒险。其后，不用韩、岳诸将，一意求和，则因别有怀抱。绍兴十一年淮西宣抚使张俊入见，时战事方殷，帝问：“曾读郭子仪传否？”俊对以未晓。帝谕云：“子仪时方多虞，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怏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民。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一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此等处可见高宗并非庸弱之君。惟朝廷自向君父世仇称臣屈膝，而转求臣下之心尊朝廷，稍有才气者自所不甘，故岳飞不得不杀，韩世忠不得不废。【绍兴八年，赵鼎言：“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请召诸大将问计，恐他时议论，谓朝廷失此机会。”帝曰：“不须恤此，不和则梓宫、太后、渊圣无可还之理。”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请增兵，帝曰：“上流地分诚阔远，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是高宗决心对内加强统治，而无意无对外恢复，其意态岂不十分鲜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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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见杀，正士尽逐，国家元气伤尽，再难恢复。这却是绍兴和议最大的损失。
朱子语类：“门人问中兴将帅还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无人。’”武穆卒时，朱子已二十余岁，岂有见闻不确？武穆对高宗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平。”能道此十字，武穆已足不朽矣。【古今人自有不相及，近人以当世军阀误疑武穆，非也。】
金人得此和议，可以从容整理他北方未定之局。一面在中原配置屯兵，【事始绍兴十年十二月。】一面迁都燕京。【事在绍兴二十三年。本都上京，在吉林哈尔滨东之阿城县南方。】中间休息了二十年，结果还是由金人破弃和约，而有海陵之南侵。【事在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弑熙宗，又迁都汴，遂大举南伐，幸为虞允败于采石矶，金兵杀亮北还。又按：绍兴十七年，兀术死，尚言：“南军势强，宜加好和，十数年后，南宋衰老，然后图之。”】南方自和议后，秦桧专相权十五年，【卒在绍兴二十五年。】忠臣良将，诛锄略尽。
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而阿附以苟富贵者，争以挤陷善类为功。自桧用事，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柔佞易制者。秦桧主和，自谓“欲济国事”，试问和议完成后，桧之政绩何在？则其为人断可见矣。夫对外和战，本可择利为之。而自桧以后，遂令人竟认对外主和为正义公论所不容。明怀宗以不敢与满洲言和误国，则桧犹不仅为南宋之罪人矣。
人才既息，士气亦衰。高宗不惜用严酷手段，压制国内军心士气，对外屈服，结果免不了及身再见战祸，亦无颜面再临臣下，遂传位于孝宗。【在绍兴三十二年。】
孝宗颇有意恢复，然国内形势已非昔比。
前有将帅，无君相。今有君相，无将帅。朱子言：“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故当孝宗初政，朱子上封事陛对，尚陈恢复之义，后乃置而不论。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上封事，谓：“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言乎！”遂极论当时弊政。而孝宗则谓：“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理会深，于国事则讳言之，此其志可知矣。”不知力言恢复者，早已于高宗时诛逐殆尽。人才士气，须好好培养。不能要他即有，不要他即无。一反一覆，只有让邪人乘机妄为。
适金亦方盛。
时为金世宗，在位二十八年，号称文治，一时有“小尧舜”之誉，文物远胜辽、元。然大定中乱民独多。【时金上下已渐染华风，金主尝谓宰臣曰：“朕尝见女直（即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饮宴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又禁女直人不得改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女直旧风，凡酒食聚会，以骑射为乐，今则弈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是忘本也。”金主对于种族之见，深挚如此，其行政措心，如何得乎？则宜乎乱民四起矣。】是金人统治中原，始终未臻稳定之地位。宋能惕厉自强，始终不以和局苟安，未见必难恢复也。就实际言，则当时南方政治尚不如北方。
仅得稍改和约。
宋主称金主为“叔父”。【宋得称“皇帝”，改诏表为“国书”，易“岁贡”为“岁币”，余礼不能尽改。】
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两、匹。
疆界如绍兴时。
孝宗抱志未伸，亦不愿老做此屈辱的皇帝，遂禅位于光宗。光宗又禅宁宗，乃闹出韩侂（tuō）胄的北伐。【侂胄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