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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政治情态，乃与中国历来传统政治，判然绝异。
第一最著者，为其政治上之显分阶级，一切地位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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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依种类分为四种。
一、 蒙古。【亦称“国人”。】
二、 色目。【包括西域各部族，共三十余族。亦称“诸国人”。】
三、 汉人。【即黄河流域之中国人，原受金人统治者。】
四、 南人。【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之中国人，为南宋所统治者。】
此四阶级在政治上之待遇，显分优劣。
汉人、南人不为正官。
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诸职，汉人不得居。参知政事，中叶后，汉人为者亦少。
终元世非蒙古而为丞相者止三人。【内一系回回人，汉人为史天泽、贺惟一二人。史在世祖时。贺则已在顺帝时，初以为御史大夫，犹赐姓拓跋，改名太平，而始得之。金史文艺传谓：“世宗、章宗之世，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以元方之蔑矣。”】
世祖时，南人间有台省者。成宗以后，台省有汉人，无南人。
至元以下，执政大臣多由吏进。【虞集经世大典叙录：“元入官之制，自吏业进者为多，卿相守令于此焉出，故补吏法最为详密。”苏天爵滋溪集亦谓：“国家用人，内而卿士大夫，外则州牧藩宣，大抵多由吏进。”】中州小民粗识字能治文书，得入台阁共笔札，积日累月，可致通显。【士人则见用者益寡。】南人地远，不能自至于京师，其士人又往不屑为吏，故见用者尤寡。【余阙语，见续通典二十二。】
余阙谓：“因此南北之士，亦自町畦相訾，甚若秦、晋不可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可见当时中国士人在政治上地位特微，而南方士人的地位更微。又按：金世亦有汉人、南人之分。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金世宗谓贺扬庭曰：“南人犷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诗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谓：“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者，以其人久陷异族，受迫茹荼之久，而德性渐堕也。谓“河南、山东人不习诗赋”者，其士人高门多随宋南迁，留者或者遭屠割之惨，或抱种姓之痛，不愿应试，故若习诗赋者转不如在辽汉人之多。及金人统治渐久，汉化渐深，而河南、山东人亦渐起而与之合作耳。
顺帝时，【至正十三年以江淮兵起。】始诏：“南人有才学者得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总政务者。】枢密院、【秉兵柄者。】御史台【司黜陟者】皆用之。”【然顺帝时南人入中书省惟危素一人。又韩元善传：“丞相托克托奏事内廷，以事关兵机，元善及参知政事韩镛皆汉人，使退避。”则仍参用其名，排拒其实。丞相伯颜并有“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之请。】地方行政长官，其先均由世袭。
世祖时，廉希贤疏：“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士及始命之臣，皆定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壮仆。此前古所无。”
直至至元二年，始罢州县官世袭。四年，又罢世侯，置牧守。
因世袭为封君，故元初百官皆无俸。至元十九年，集贤直学士程文海陈五事，一曰“给江南官吏俸”，则至是江南官吏仍未有俸也。后魏百官初亦无禄，至孝文太和八年始分禄。
创为行中书省，以便其分区宰割之私意。
唐中枢三省，元废尚书、门下，独留中书。又置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其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此由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镇压地方之上，实为一种变相之封建。而汉、唐州郡地方政府之地位，渺不再得。此制大体上为明、清所承袭，于地方政事之推进，有莫大损害。自此遂只有中央临制地方，而中央、地方共同推行国政之意义遂失。
行省长官，贵倨如君长，同列跪起禀白，同于小吏。各道廉访使，必择蒙古人。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人及汉人。【文宗时，诏：“御史台、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是汉人、南人仅得五之二。又至元二年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守城池仓库的长官。）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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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县官或擢自将校，或起自民全，率昧于从政。【宋子贞传。】县尉多系色目，并年小不谙事，以承荫得之，不识汉文，盗贼滋溢。【元典章十二。】
汉人、南人既不得为台省要官，【草木子云：“万中无一、二。”】亦惟有谋为州县卑秩。
后有纳粟、获功二途，富者以此求进。
及后求者众，亦绝不与。有功而无钱，事多中辍。【见续通典二十二。】又按辍耕录卷七：“至正乙未春，中书省臣进奏，遣兵部员外郎刘谦来江南，募民补路府州司县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旧例之职专茶盐务场者比。虽功名逼人，无有愿者。既而抵松江，时知府崔思诚，曲承使命，拘集属县巨室点科十二名，辄施拷掠，抑使承伏，填空名告身授之，竟无一人应募者。”然则以纳粟求进，亦只限于张里无赖，自好者未必尔也。
蒙古的“怯薛”，略当于古代之侍卫，本以贵族子弟的资格，选当内卫近侍之任，为封建政治里面一种正途的出身。然而在承平积久之后，腐败习气，到处弥漫，怯薛亦可以赎买得之。
郑介夫成宗时奏云：“‘怯薛’，古称待卫。周礼膳夫，庖人、内飨、外饔、浆人、烹人、笾人，今之‘博儿赤’也。幕人、司服、司袭、内宰，今之‘速占儿赤’也。宫人，今之‘烛剌赤’也。不限以员，不责以职。但挟重资，有梯援投门下，便可报名字，请粮草，获赏赐，皆名曰‘怯薛’。
屠沽下隶，市井小人，及商卖之流，军卒之末，甚而倡优奴贱之辈，皆得以涉迹宫禁。又有一等流宫胥吏，经断不叙，无所容身，则夤缘投入以图升转。趋者既多，岁增一岁，久而不戢，何有穷已。”
郑氏以怯薛拟之周官，甚是。蒙古制度本多带有古代封建社会之意宋。汉初郎官入仕，亦与怯薛差似。惟汉代经董仲舒、公孙弘诸人提倡以孝廉及博士弟子补郎，遂将封建意宋改革。蒙古则只是封建政治自己之腐烂。【又按：怯薛所属，郑奏未尽。有为儿赤、昔宝赤、怯薛赤，主弓矢、鹰隼之争。有札里赤，主书写圣旨。必阇赤，为天子主文史。去都赤、阔端赤，侍上，带刀及弓矢。答剌赤，掌酒。兀剌赤、莫伦赤，典车马。帖麦赤，主牧橐驼。火你赤，主牧羊。忽剌罕赤，主捕盗。虎儿赤，掌奏乐。皆领于怯薛之长，分番更直。】
蒙古人既看不起汉人、南人，因此也不能好好的任用汉人、南人，而只用了他们中间的坏劣分子。【金章宗明昌四年，奏见在官一万四千百九十九员，内女直四千七百五员，汉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员。金之官职亦分女直与汉人界限，惟不如蒙古之不平等。】
要之。他们欠缺了一种合理的政治理想，他们并不如所谓政治的责任，因此亦无所谓政治的事业。他们的政治，举要言之，只有两项：一是防制反动，二是征敛赋税。
四、元代之税收制度与经济政策
因此元代税收有“扑买”之制。【按：扑买制始于金。】
蒙古太宗十一年，富人刘廷玉等请以银一百四十万扑买天下课税，以耶律楚材谏而止。后回回人奥都剌合蛮请以二百二十万两扑买，楚材虽力争，竟不得。
虽以世祖为开国贤主，亦专用财计之臣，务于聚敛。【始用阿合马（回人），继用卢世荣，又用桑哥。】
各种商税课额，日增月涨，靡有所已。
至元七年，诸路课程定额四万五千锭。十作年，京兆等路岁办课额自一万九千锭增至五万四千锭。阿合马尚欲求增，世祖止之。二十六年，以丞相桑哥请，大增天下商税，腹里二十万锭，江南二十五万锭。已视七年定额增十倍以上。又世祖十三年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三分取一，征一千二百余锭。至十八年，增额至二万四千锭。至仁宗皇庆时，渐增至一十九万二千八百锭。至仁宗延佑七年，增至二十八万九千余锭。视原额几及三百倍。延佑元年，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言：“课额比国初已倍五十。”食货志谓：“天历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所定之额不啻百倍。”【苏天爵滋溪集记两淮盐价，至元年十三年一引中统钞九贯，二十六年增为五十贯，元贞二年增为六十五贯，至大以来遂增至一百五十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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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赋外，复有“科差”，其额又极重。
元于常赋外加取于民者，太宗时尚只有丝料、丁税两种。至宁宗时又增包银，世祖时又增俸钞。
全科户当出丝一斤六两四钱，包银四两，俸钞一两，丁税粟三石。此等皆两额外之科差也。
惟元世祖初有中原，方经兵燹（xiǎn）之后，又多用中国士人，故以注意税收之故，而尚能留心及于民间之农事。
至元七年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仍分布动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
虞集云：“元有中原，置十道劝农使，总于大司农，皆慎择老成厚重之士，亲历原野，安辑而教训之。功成，省归宪司，宪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农。天下守令皆以劝农系衔，郡县大门两壁皆书耕织图。”
又于农村设“社长”。
时定制，县邑所属村疃（tuǎn），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以教农桑，立牌橛于田侧，书“某社某人”。社长以时点视，劝诫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点官。此在世祖初年虽有此制，惟自平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