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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震铄亚、欧两洲的武力，终于在汉人的蜂起反抗下，退让出他们的统治。
第三十六章 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上）【明代兴亡】
除却汉高祖，中国史上由平民直起为天子的，只有明太祖。【元末群雄，如河南韩山童、韩林儿，乃白莲教师。湖广徐寿辉，为贩布者，其部将陈友谅，乃渔父。江苏张士诚，为运盐舟人。浙江方国珍，乃贩盐者。安徽郭子兴，则卖卜者之子。朱元璋，皇觉寺僧。四川明玉珍、福建陈友定，及明太祖部下徐达，皆农民。常遇春则为盗。元末群雄，较之秦末，更见其为平民色彩。】
这是说明蒙古人的政权之下，绝没有汉人的地位。因此在蒙古政权被推翻的过程中，没有让政权之自身酝酿出权臣或军阀来操纵这个变局。【如东汉以来历史上之惯例。】
一、明代帝系及年历
明代共十六主，二百七十七年。【若并南明三帝，计当为十九帝，二百九十四年。】
二、传统政治之恶化
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恶化了。恶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废相。
太祖是一个雄猜之主。
天下大定，年已六十余，太子死，孙孱弱，故为身后之虑。一面封建诸子，各设卫兵三千，乃至一万九千，一面尽诛功臣宿将。
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诛，遂废宰相。
太祖昭：“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朱国桢皇明太训记卷九谓：“臣下敢有奏请设立宰相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至是废去，遂成绝对君主独裁的局面。
第二个恶化的原因，在于明代不惜严刑酷罚来对待士大夫。此亦起於太祖。
史称：“太祖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胡惟庸之狱，株连被诛者三万余人。又蓝玉之狱，株连一万五千人。【史又称：“太祖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户部侍郎郭桓，赃七百万，而自六部侍郎下连只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草木子谓：“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故其时文人多不仕。【据明诗综，如汪广洋、魏观、高启、朱同、苏伯衡、张孟兼、王彝、扬基、张羽、徐贲、王行、孙贲、黄哲、郭奎诸人咸死非命。如李仕鲁、王朴之死，尤暴残。太祖又有“士大夫不为君用。”之科。】靖难之变，方孝孺夷十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
鞭笞捶楚，成为朝廷士大夫寻常之辱。
洪武九年，叶伯巨上书：“今之为仕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伯巨竟以此死狱中。又解缙疏：“今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是明初捶楚官吏之风，又不仅于朝廷之上矣。】
终明之世，廷杖逮治不绝书。
廷杖亦始太祖时，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夏祥毙杖下，其后流而愈甚。武宗正德三年，刘瑾矫诏百官悉跪奉天门外。顷之，下朝官三百余人狱。及（十四年）谏南巡，命朝臣一百零七人罚跪午门五日，晚并系狱，晨出暮入，又各杖三十。余继疏争者，杖四十、五十，有死者。【廷杖者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世宗时（嘉靖三年）大礼议，逮下诏狱廷杖者一百三十四人，编修王恩等病创卒者十八人。【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朝，有杖毕趣治事者，有朝服予杖者。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十一年徐石麟疏言：“皇上御极以来，诸臣丽丹书者几千，圜扉为满。”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疏请清狱，言：“狱中文武累臣至百四十有奇，大可痛。”不报。】庄烈帝时，用刑颇急，大臣多下狱。明廷之滥刑、滥杀，终使其自陷於不救之地。【明史流寇传评庄烈帝，谓：“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於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於不能制。” 其甚者如袁崇焕之见杀，则并非罚之明而驭之严矣。】
其惨酷无理，殆为有史以来所未见。
魏叔子集载廷杖事，言：“每廷杖，必遣大珰监视，众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bì）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东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惟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败肉斗许，医治数月乃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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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监杖用内官，行杖用卫卒，遂使士大夫悬命其手。
而尤甚者在使内监审狱。【此如汉之黄门北寺，而酷毒恐犹过之。】
史称：“成化以后，凡大审录，太监斋敕，张黄盖，於大理寺为三尺坛，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中郎以下捧牍立，唯诺趋走惟谨。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轻重，俱视中官意，不敢稍忤。”
宋太祖惩于唐中叶以后武人之跋扈，因此极意扶植文儒。明太祖则觉胡元出塞以后，中国社会上比较可怕的只有读书人。【功臣、宿将多以诛死，兵卒多以散归田亩。】但是所谓传统政治，便是一种士人的政治。明太祖无法将这一种传统政治改变，【这是广土众民的中国为客观条件所限的自然趋向。】於是一面广事封建，希望将王室的势力扩大。【古代封建只如后世一小县，故可以宗法统治。后人封建，连州接郡，依然是一中央政府之缩影。于封建区域内，依然得用士人政治，非一宗一族所能统。】
一面废去宰相，正式将政府直辖於王室。【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之长进，即在政府渐渐脱离王室而独立化，王室代表贵族特权之世袭，政府代表平民合理之进退，而宰相为政府领袖，君权、相权，互为节制。李德裕谓：“宰相非其人，当亟废罢，至天下之政，不可不归中书。”宋蔡承禧神宗时上疏：乞除命大臣、台谏之外，事无巨细，非经二府（中书、枢密）不得施行。”此中国传统政治之精神也。明祖恶宰相弄权，谓可以篡夺王室之统续，故深忌之。】既不能不用士人，【宗族同姓不足恃，军人而非宗室更可虑，宦官、外戚则明祖早见其更不可用。而当时士人在社会上之势力，亦更非汉、唐、宋初年可比。除非如蒙古、满州为整个部族之统治，（然亦需借用社会士人力量合作。）否则一姓一家舍援用士人，即无他道。】遂不惜时时用一种严刑酷罚，期使士人震慑于王室积威之下，使其只能为吾用而不足为吾患。【及王威渐弛，则以太监代帝王。】
这是明太祖一人的私意。一人的私意，不足以统治一个天下，只有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
张居正屡言祖宗法度，谓：“本朝立国规模与前代不同。宋时宰相卑主立名，违道干誉之事，直仆之所薄而不为者。”又曰：“迂阔虚谈之士，动引晚宋衰乱之政以抑损上德，挢扦文纲。不知我祖宗神威圣德，元与宋不同。哺糟拾余，无裨实用。”盖中国自宋以下，贵族门第之势力全消，宋儒於科举制度下发挥以学术领导政治之新精神。尊师相，抑君权，虽亦有流弊，要不失为历史之正趋。明太祖、张居正则皆此潮流下之反动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篇，谓明“阁下之贤者尽起能事则曰法祖，非为祖宗必足法，其位既轻，不得不假祖宗以压后王，以塞宫奴。”若张居正此论，则又假祖宗以抗朝议亦。既不敢以师相自居，即不得为大臣。无论何事，非托王命，则只有上述祖旨也。】
三、废相后之阁臣与宦臣
明代废相以后，析中书政归六部。
去中书省，特存中书舍人，为七品官，职书翰而已。去门下省，特存给事中，虽七品官，而有封驳之权。尚书省不复设令、仆，升六司尚书分为六部，秩二品。
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副之。六部之上，更无领袖，而天子总其成。
其外有都察院司纠劾，通政司达章奏，大理寺主平反，为九卿。然惟都察院权较重，并六部尚书为七卿。明官盖有卿而无公。【明初立中书省总文治，都督府统兵政，御史台振纪纲，略师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分职之意。及罢中书省，同时罢御史台，（后更置都察院。）又分大都督府为五，而征调隶于兵部。外省设都、布、按三司，分隶兵、刑、钱谷，而考核听之府部。如是则吏、兵、户三部之权稍重，而总裁则归之皇帝也。】
另设内阁大学士，为天子襄理文墨。
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下，故名“内阁”。时设大学士者共四殿：中极、【旧名：“华盖。”】建极、【旧名：“谨身。”】文华、武英；两阁：文渊阁、东阁。
并正五品，朝位班次在尚书、侍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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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辰）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及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汉、唐君臣决事殿廷，皆列坐。宋初范质为相，始请皆立。汉、唐有不时之朝，如汲黯见武帝于武帐，魏征见太宗于便殿。宋以下则待召而入。】盖亦三朝之遗意。太祖、太宗时，华盖、谨身、武英殿筵宴奏事，则内朝也。
今久不御，上下之交绝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外朝或可间歇，内朝必以时举。六部诸司以次奏事，大臣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五日一员上殿轮对，或不时召见。咫尺相对，略去威严。上不难于问，下不难于对。人才贤否、政事得失、风俗善恶、闾阎疾苦、古今治乱，皆得毕陈于前，则上下之情可通，内外之壅蔽可决，天下之事有何不可为者？”王鏊之言，特欲复明初之规模，而明室帝王之昏惰，则并有不止如鏊之言者，明政乌得不乱？
独裁的皇帝不问政事，最著者自推神宗。
万历二十九年，两京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