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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止如鏊之言者，明政乌得不乱？
独裁的皇帝不问政事，最著者自推神宗。
万历二十九年，两京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朝臣请简补，不听。三十四年，王元翰疏：“朱赓（gēng）辅政三载，犹未一觏天颜。九卿强半虚悬，甚者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年无官，或一人绾数符。两都台省，寥寥几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馆，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无人。九边岁饷缺至八十余万。天子高拱深居，章疏一切高阁。”四十一年叶向高疏：“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常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俱不省。全国政事归皇帝独裁，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负责，朝政懒废堕弛至此，亦历史中奇闻也。
自然有权臣应运而生。
世宗时，夏言、严嵩遂弄大权．【严嵩柄政达二十年。世宗初亦威柄自操，用重典以绳下，而弄权者即借以行私。明代君主非重法即怠荒，皆足以败事。】
自此以后，内阁学士朝位班次升六部上。【惟终明世，大学土秩止正五品，其官仍以尚书为重。署衔必曰“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本衔转在下，兼衔反在上。】
然皇帝于内阁不相亲接，其间尚隔着一层太监的传递。阁权最高仅止于票拟。
朝廷命令传之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传之内阁。内阁陈说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之太监，太监乃述之御前。
于是实际相权【或竟称君权。】一归寺人。
皇帝不赴内阁亲视政务，故令阁臣票拟。皇帝在内寝仍不亲政务，则批红亦由太监代之。【或皇帝降旨，由司礼监在旁写出事目，付阁臣缮拟。】
因此明代司礼监，权出宰辅上。
英宗时王振，【其时票拟尚在内阁，然涂棐（fěi）疏已言，英宗时批答多参以中官。】武宗时刘瑾，【则专揽益甚。刘健疏：“近者旨从中下，略不与闻。有所拟议，竟从改易。”则正德初已然。】皆是。以后司礼监遂擅权。瑾每奏事，必侦帝为戏弄时。帝压之，及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专决，不复白。每于私第批答章奏，辞率鄙冗，焦芳为之润色，李东阳俯首而已。【李氏尝有疏自白，谓：“臣备员禁近，与瑾职掌相关。凡调旨撰敕，或被驳再三，或径自改窜，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递出誊黄，逼令落稿，真假混淆，无从别白。臣虽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所损亦多。”此正可见内阁票拟，必经皇帝批答，司礼监既窃此权，自可箝制阁臣也。又按：洪武十七年铸铁牌，置宫门中，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河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又太祖制，内臣不许识字。宦官通文墨，自宣宗时设内书堂始。然非朝臣附丽羽翼之，虐焰亦不若是烈。首以阁臣比内侍，则焦芳也。】
因此宦官逐渐骄横跋扈。
张东白云：“自余登朝，而内阁待中官之礼几变。天顺间，李文达【贤。】为首相，司礼监以议事至者，便服接见之。事毕，揖之而退。彭文宪【时。】继之，门者来报，必衣冠见之。与之分列而坐，阁老面西，中官面东。中官第一人，对阁老第三人，虚其上二位。后陈阁老【文。】则送之出阁。后商文毅【辂。】又送之下阶。后万阁老【安。】又送至内阁门矣。今凡调旨议事，掌司礼者间出，使少监并用事者传命而已。”【文震孟传则谓：“大臣入阁，例当投河司礼大奄，兼致仪状。”】又嘉靖中，有内官语朝臣云：“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凡几变。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来夏先生【言。】我们只平眼看看。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恭恭手才进。”【世宗驭内寺最严，其先后不同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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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阁臣中想实际把握政权者，最先便不得不交结内监。【时谓：“大臣非夤缘内臣不得进，非依凭内臣不得安。”即如张居正，亦交结内侍冯保也。】
其次又须倾轧同列。
阁臣不止一人，职任上并无严格分别之规定。严嵩倾去夏言，与许瓒、张璧同为大学士，而瓒、璧不得预票拟，大权遂一归嵩。自是以后，票拟专首揆，余旁睨而已。【万历十一年，御史张文熙言阁臣专恣，其一即指票拟不使同官预知。申时行争之曰：“票拟无不与同官议者。”可见阁臣票拟权，在当时理论上仍不许首揆专制也。】万历之季，疏多留中，首揆亦闲坐终日。
国家并未正式与阁臣以大权，阁臣之弄权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此乃“权臣”，非“大臣”。权臣不足服众。【杨继盛劾严嵩，谓：“祖宗罢丞相，设阁臣，备顾问、视制章而已。嵩乃俨然以丞相自居。”御史刘台劾张居正，亦谓其“俨然以相自处”。又曰：“祖宗朝，一切政事，台有奏陈，部院题复，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内阁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协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居正因此上书乞休，自谓：“臣之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今言者方以臣为擅作威福。”可见一切症结，实在内阁制度之本身也。又明史七卿年表：“洪、宣以后，阁体既尊，权亦渐重，于是阁部相持，凡廷推考察，各骋意见，以营其私，而党局分焉。科道庶僚，乘其闲隙，参奏纷孥。驯至神宗，厌其嚣聒，置而不论。”此岂非政体失调有以致之乎？】故虽如张居正之循名责实，起衰振敝，为明代有数能臣，而不能逃众议论。
张居正为相，治河委潘季训，安边委李成梁、戚继光、俞大猷。太仓栗支十年，太仆积贮至四百万。及其籍没，家资不及严嵩二十之一。然能治国，不能服人。法度虽严，非议四起。继之为政者，惩其败，多谦退缄默以苟免。因循积弊，遂至於亡。
黄梨洲谓：“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明夷待访录。】真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明代一面废去宰相，一面又用严刑绳下。锦衣卫、【锦衣卫狱又称“诏狱”，始太祖时。】东厂、【永乐设，掌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由宦者领之，与锦衣卫均权。】西厂，【宪宗宠汪直设，命同河外事，所领缇（tí）骑倍东厂。武宗时，刘谨又设之。神宗时，冯保擅权，又建“内厂”，即西厂之变相。于是名东厂曰：“外厂”。魏忠贤秉政，内、外厂备极刑惨。】成为皇帝的私法庭，可以不经政府司法机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称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而擅自逮捕拘讯朝臣，乃至于非刑虐杀，其权全操于内寺。
初领五都督府者，皆元勋宿将。永乐间，始设内监监其事。沿习数代，勋戚纨绔司军纪，而内监添置益多。边塞皆有巡视，四方大征伐皆有监军，而内监之权又侵入于军事。其他明代如皇庄、矿税、上供、采造重重扰民事，亦皆奄寺主之，则奄权又侵及于财政。【明祖著令：内官不得预政事。永乐中，遣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番，马骐镇交趾，且以漠北诸将皆洪武旧人，以中人参之。又设东厂预事，宦官浸任用。明祖之废宰相，与永乐之任宦寺，皆出一时私意。明代规模定于二君，祸根亦胥重于是矣。】
内寺之权，极盛于熹宗时之魏忠贤。
天启六年，浙抚潘汝桢始为忠贤立生祠，天下争废书院应之。监生陆万龄请祀忠贤于国子监，又请以忠贤配孔子。崇祯时定逆案，首逆凌迟者二人，为忠贤、客氏。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又次等论徒三年赎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减等革职闲住者四十四人，共二百零九人。【忠贤本族及内官党附者又五十余人。其时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臣有许显纯等“五彪”，又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之号。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骎骎乎可成篡弑之祸。忠贤目不识丁，弄权至多不过六、七年，少仅三、四年，蟠结攀附之盛已如此，则其时士风官方，亦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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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黑暗的权势下面，鼓荡出举世谄媚之风，而同时激起名节之士之反抗，而党祸于此兴。
明朝一种谄媚结附之风，盖由中叶以后，政治浑浊而引起。严嵩当国，朝士为干儿义子者至三十余辈。张居正卧病，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为设醮。翰林、科、道继之，部属、中、行继之，诸杂职又继之，外官南京、楚、闽、淮、漕又竞起应之。黠（xiá）者以献媚，次亦避祸不敢立崖岸。时独一顾宪成，削名不屈。无论为张居正，为魏忠贤，自趋权附势者视之，则同样为权势之代表。而自守正不阿者论，则此等权势亦同样应该反对。反对此等权势者，酝酿于讲学，结集于书院。而张居正亦尽力摧毁天下书院，魏忠贤则前后两次杀六君子十二人，党祸至于不可收拾矣。
又按：黑暗政权之普通象征，厥为贿赂。王振时，每朝觐官来见，以金为率，千金者始得醉饱而出。【稗史类编。】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六、七尺者二十余株。【振传。】李广殁后，孝宗得其赂籍，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千百石，盖隐语，黄者金，白者银也。【广传。】刘谨时，天下三司官入觐，例索千金，甚有至四、五千金者。【蒋钦传。稗史则谓：“布政史须纳二万金”。】科、道出使归，亦例有重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