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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赵良见商君，商君问曰：“子观我治秦孰与五大夫贤？”赵良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诺。”赵良曰：“五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见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其从政也，凌轹公族，残伤百姓。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数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商君弗从。居五月而难作。
起初，商君在秦国做国相时，制订法律极为严酷，他曾亲临渭河处决犯人，血流得河水都变红了。他任国相十年，招致很多人的怨恨。一次，赵良来见商君，商君问他：“你看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大夫百里奚谁更高明？”赵良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不如有一个人敢于直言不讳。请允许我全部说出心里的意见，而您不加以怪罪，可以吗？”商君说：“好吧！”赵良坦然而言：“五大夫，原是楚国的一个乡野之人，秦穆公把他从卑贱的养牛郎，提拔到万民之上、无人可及的崇高职位。他在秦国做国相六七年，向东讨伐了郑国，三次为晋国扶立国君，一次拯救楚国于危难之中。他做国相，劳累了也不乘车，炎热的夏天也不打起伞盖。他在国中视察，从没有众多车马随从前拥后呼，也不舞刀弄剑咄咄逼人。五大夫死的时候，秦国的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连儿童也不再唱歌谣，舂米的人也不再唱舂杵的谣曲，以遵守丧礼。现在再来看您。您起初以结交主上的宠幸心腹景监为进身之途，待到掌权执政，就凌辱践踏贵族大家，残害百姓。弄得公子虔被迫杜门不出已经有八年之久。您又杀死祝欢，给公孙贾以刺面的刑罚。《诗经》中说：‘得人心者兴旺，失人心者灭亡。’上述几件事，可算不上是得人心。您的出行，后面尾随大批车辆甲士，孔武有力的侍卫在身边护卫，持矛挥戟的武士在车旁疾驰。这些保卫措施缺了一样，您就绝不出行。《尚书》中说：‘倚仗仁德者昌盛，凭借暴力者灭亡。’上述的几件事，可算不上是以德服人。您的危险处境正像早晨的露水，没有多少时间了，却还贪恋商於地方的富庶收入，在秦国独断专行，积蓄下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有个三长两短，秦国用来逮捕您的罪名还会少吗？”商君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只过了五个月就大难临头了。
三十二年（甲申、前337）
三十二年（甲申，公元前337年）
＇1＇韩申不害卒。
＇1＇韩国申不害去世。
三十三年（乙酉、前336）
三十三年（乙酉，公元前336年）
＇1＇宋太丘社亡。
＇1＇宋国太丘县的祭祀神坛倒塌。
＇2＇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
＇2＇邹地人士孟轲求见魏惠王，惠王问道：“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孟轲说：“君主您何必张口就要利益，有了仁义就足够了！如果君主光说为国谋利益，大夫光说为家谋利益，士民百姓所说的也是如何让自身得到利益，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只有仁爱的人不会抛弃他的亲人，忠义的人不会把国君放到脑后。”魏惠王点头说：“对。”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起初，孟轲拜孔为师，曾经请教治理百姓什么是当务之急。孔说：“叫他们先得到利益。”孟轲问道：“贤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谈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说利益？”孔说：“仁义原本就是利益！上不仁，则下无法安分；上不义，则下也尔虞我诈，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中说：‘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又说：‘用利益安顿人民，以弘扬道德。’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臣司马光曰：孔、孟子的话，都是一个道理。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对魏惠王直接宣扬仁义，闭口不谈利，是因为谈话的对象不同的缘故。
三十四年（丙戌、前335）
三十四年（丙戌，公元前335年）
＇1＇秦伐韩，拔宜阳。
＇1＇秦国进攻韩国，攻克宜阳。
三十五年（丁亥、前334）
三十五年（丁亥，公元前334年）
＇1＇齐王、魏王会于徐州以相王。
＇1＇齐王、魏王在徐州会面，互相尊称为王。
＇2＇韩昭侯作高门，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门。何也？不时。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往者君尝利矣，不作高门。前年秦拔宜阳，今年旱，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所谓时诎举赢者也。故曰不时。”
＇2＇韩昭侯修建一座高大的门楼，屈宜臼对他说：“您肯定走不出这座门的。为什么呢？因为时运不宜。我所说的时候，并不是指时间。人生在世有顺利、不顺利的时候。过去您曾经有好时运，却没有修建高门楼。而去年秦国夺去了我们的宜阳，今年国内又大旱，您不在这时抚恤百姓的危难，反而奢侈挥霍，这正是古话所说的越穷越摆架子。所以我说时运不宜。”
＇3＇越王无强伐齐。齐王使人说之以伐齐不如伐楚之利。越王遂伐楚。楚人大败之，乘胜尽取吴故地，东至于浙江。越以此散，诸公族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海上，朝服于楚。
＇3＇越国国王姒无强攻打齐国。齐王派人向他游说：伐齐国不如去攻楚国好处大。越王于是去攻打楚国，却大败而归。楚国趁势占领了原先吴国的旧地，向东一直到浙江。越国从此分崩瓦解，各家贵族争相为王，或自立为国君，分散在沿海一带，各自向楚国臣服。*
三十六年（戊子、前333）
三十六年（戊子，公元前333年）
＇1＇楚王伐齐，围徐州。
＇1＇楚王攻打齐国，围困徐州。
＇2＇韩高门成。昭侯薨，子宣惠王立。
＇2＇韩国的高大门楼修成。韩昭侯却死了，其子即位为韩宣惠王。
＇3＇初，洛阳人苏秦说秦王以兼天下之术，秦王不用其言。苏秦乃去，说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
＇3＇当初，洛阳人苏秦向秦王进献兼并天下的计划，秦王却不采纳，苏秦于是离去，又游说燕文公道：“燕国之所以不遭受侵犯和掠夺，是因为南面有赵国做挡箭牌。秦国要想攻打燕国，必须远涉千里之外，而赵国要攻打燕国，只需行军百里以内。现在您不担忧眼前的灾患，反倒顾虑千里之外，办事情没有比这更错的了。我希望大王您能与赵国结为亲密友邦，两国一体，则燕国可以无忧无虑了。”
文公从之，资苏秦车马，以说赵肃侯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秦之所害亦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秦之攻韩、魏也，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中于赵矣。臣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乡而攻秦，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与秦，秦成则其身富荣，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是以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诸侯，以求割地。故愿大王熟计之也！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为从亲以畔秦，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通质结盟，约曰：‘秦攻一国，五国各出锐师，或桡秦，或救之。有不如约者，五国共伐之！’诸侯从亲以摈秦，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肃侯大说，厚待苏秦，尊宠赐赉之，以约于诸侯。
燕文公听从苏秦的劝告，资助他车马，让他去游说赵肃侯。苏秦对赵肃侯说道：“当今之时，崤山以东的国家以赵国最强，秦国的心腹之患也是赵国，然而秦国始终不敢起兵攻赵，就是怕韩国、魏国在背后算计。秦国要是攻打韩、魏两国，没有名山大川阻挡，只要吞并一些土地，很快就兵临国都。韩国、魏国不能抵挡秦国，必定会俯首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