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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爱就必须对现行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弗罗姆指出：“如果爱是成熟的、创造性的性格所具有的一种能力，那么，一个人的爱之能力要依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所给予一般人的影响而定。如果我们谈论现代西方文化中的爱，我们的意思是要去追问，西方的文明社会结构以及由此结构产生的精神是否有助于爱的发展。”他认为，现代西方的社会结构显然是不利于创造性爱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建立在政治自由原则上，另一方面则是以市场为一切经济的标准，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有用的人力以及技术都变作货物而互相交易。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满足人们欲望的巨大填塞物，是一只大苹果，是一只大酒瓶，是一个大乳房，而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人则是吸吮者，他们永远贪求、永远渴望，而又永远失望。人们心中永远准备着交换和接受，永远要求着新鲜刺激的东西，然后把它消耗掉，所有的东西，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变成了交换和消耗的对象。与社会的这一特征相适应，现代人的爱也成了交换品，无论是兄弟爱、母爱还是情爱，都渗透着商品交换的原则。这些爱，同创造性的爱风马牛不相及。弗罗姆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不改变西方的文明社会结构，那么提高人们创造性的爱的能力只能是痴心妄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于培育创造性的爱的原理、关于爱的理论，是他整个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弗罗姆关于爱的理论是其整体理论的一个浓缩。他的批判思想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但其疗救的药方却具有强烈的空想气息。恩格斯当年批判费尔巴哈说：“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句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好像正好是他的判词。
但弗罗姆本人并不这样看。爱对他代表一种理想，一种希望，爱孕育着社会革命的苗头和人性解放的条件。人的解放是自人类文明以来孜孜以求的最终目标，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弗罗姆深受布洛赫（Ｅｒｎｓｔ．Ｂｌｏｃｈ １８８５－１９７７）的影响。布洛赫认为，人被恐惧、烦恼及希望等激情所规定，但为人所特有的是希望。人的本质就是希望，任何目前的状况都不是人类想成为的样子，人是某种走向超越他本身的东西。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唤起人们对未来的追求。弗罗姆很推崇这种思想，他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有乌托邦的性质。乌托邦不是空虚的幻想，而是一种积极的憧憬和理性信仰。
附录简短结语
美国学者鲁涅兹指出，弗罗姆的著作对于希望深入理解现代心理学的读者们构成了挑战，他的著作有待更多的学习和研究，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一个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无神论的神秘主义者，是反对大多数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是极端非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
弗罗姆苦心孤诣地的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但两者其实是具有极大差异的思想体系，因而综合的结果也许不像他希望的那样两利而是两伤。
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姑且不提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单从理论本身看，弗罗姆的理解运用都有不少问题。在他丰富的思想中，产生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对法西斯主义产生和流传的心理根源的分析。弗罗姆曾强调，他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者只强调经济根源、社会根源的重大补充。但何止补充，他已经把人的心理因素的作用，凌驾于社会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之上。他也提到了客观条件对人的个性的影响，但他依然是以人的心理需求为基点进行分析的。而且，他把心理根源归结为人们的“逃避自由”这种心理机制，也是缺乏事实和理论依据的。尽管在社会上确实存在着这种因孤独而不断寻求越来越多的稳定安全感的心理现象，但将其视为贯穿于全部历史阶段的普遍规律，视为社会上所有人都具有的心理机制，就失之片面了。当然，弗罗姆对法西斯主义产生和流传的心理根源的分析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他提出要注重对心理根源的揭示和分析，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建议。它不但在法西斯主义正猖狂的当年对人们有启发作用，而且就是在今天，也值得人们深思。另外，他对“逃避自由”这种心理机制的由来、发展以及所起作用的分析，也令人耳目一新。他透过心理分析的棱镜，折射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被束缚的自由、被压抑的个性、被出卖的人格、被扭曲变形的人的形象。他关于人与日俱增、无法排遣的孤独感的突出描绘，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制度下异化了的人所难以忍受的精神苦闷。他关于人从追求自由向逃避自由转化的心理分析，客观上已经接触到了人的异化现象的某些本质特征。
对于弗洛伊德主义，情况更为复杂。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说时，其临床实验的基础并不牢靠。有人揭露，弗洛伊德全部的实验基础只有三个半的病历。严格说来，不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而且整个心理学都处于前科学状态。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心理学中充斥了大量的模糊的形而上的术语，引发了无数无意义的争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心理学家Ｓ．罗森茨韦格曾写信给弗洛伊德，谈到他希冀用实验的方法检验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在回信中非常简洁地作了答复：“我颇有兴趣地检查了你们试图验证精神分析命题的实验研究，我不会对这种实证给予很高的评价，因为这些命题所依赖的可靠观察的丰富性使它们与实验验证无关。当然，这么做是无害的。”说明这些不是为了否定弗洛伊德学说的地位，而是强调精神分析学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哲学文化思想，而非实证的狭义科学理论。
弗洛伊德用这套思想解释和建构整个世界，任何东西都有了性（广义的）的意义。弗洛伊德反对一切对自己理论的修正，因为这些修正只不过是标新立异，玩弄辞藻，并未讲出更多的东西。弗洛伊德不是没有看到其他因素对人性的影响，但这些因素只是性本能里比多的展开和衍生，它们只能处于次要地位。并且这些因素还必须从性本能得到解释。如果我们同意弗洛伊德的这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就从根本上无法同精神分析学说融合，而一切号称要修正改进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都要垮台。应当承认新弗洛伊德主义确实没有提出独立的观点，小修小补并无理论的价值。
弗洛伊德在其理论上的彻底性，被许多人目为顽固。弗罗姆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弗洛伊德进行了有趣的分析。他认为，弗洛伊德对母亲的依恋、对父亲的逆反嫉恨体验深刻地影响了他以后的生活和思想。他对母亲的依附关系，还明显地表现在他与妻子的关系上，明显地表现在他对男人、与长者、与同代人和弟子的关系上。弗洛伊德需要母亲无条件的爱抚、肯定、赞许和保护，他把这种需要转移到上述那些人身上。而弗洛伊德这种受其母亲的关系制约的以及与妻子、与其他人的关系无疑又进一步影响着他的生活、思想和事业。弗罗姆指出，就弗洛伊德的工作而言，他对父亲的反抗态度影响到他个性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一般人都认为弗洛伊德是一个反叛者，但他只是个反叛者，而不是个革命者。．．．．．．他反对现存的权威，但是他自己想要成为权威（别人服从他）。他本来就不想消除自己对权威本身的依赖和尊敬。他的反抗性主要针对那些不承认他的权威们，对于他自己选择的权威，他友好相处，特别是当他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时。弗洛伊德的个性特征构成了他思想、行为的深刻动机，反映了隐藏在灵魂深处的内在世界。他企图通过阐发人类现实的一个崭新方面——无意识，以启发和帮助人们用理性控制自己的非理性情感，以提高人类的文明程度。弗洛伊德企图以救世主拯救人类的理想来征服世界。他自比摩西，要给人类指出理性与和谐的希望之地，而他只能从远处眺望。他是人类的领路人，但是他自己必然怀着深深的失望死去。弗洛伊德的使命决定了他的精神分析不是纯粹的精神病诊疗技术或心理学说，而主要是一种体系庞大、立意新颖的人生哲学。它关心人、研究人，以人为目的。正是由于这种政治伦理的宗旨，精神分析才逐步形成一种运动。它不但在世界各地设置分会或分支机构，而且由秘密的委员会领导。这些说明对于我们理解精神分析运动发展中的现象很有帮助。但弗洛伊德一个有力的诘难还未得到解答，即完全运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并不妨碍问题的解答，精神分析与对历史的具体因果解释并不对立，而无须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回头修改精神分析的基础。
老实说，弗罗姆并未提出一个独特的体系和方法论，他的魅力在于学术视野比较广阔，主要利用已有的理论，有所取舍，为我所用，在研究具体问题中，得出与众不同，引人瞩目的结论。弗罗姆是一个自由的思想者，他的思想都是在独立思考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