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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虽然大病初愈，但头脑时刻思考反“围剿”的大局。当时敌人逐步向苏区中心推进，苏区日益缩小，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不可能。毛泽东不顾过去多次向中央提出建议均被搁置，仍然向中央领导人博古写信，提出打破敌人“围剿”的新建议，信中说，红军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路线是将红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北的黄泅，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万洋山，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鄠县、茶陵、攸县，在衡山跨过粤汉路，到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兵源，尔后，再取永丰、攻兰田或宝庆。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去。”①
信写好后，毛泽东在午饭后找来警卫班班长胡昌保和吴吉清，要他们二人把信送到瑞金交给博古。他表情严肃地嘱咐说：“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急信。你们两个务必于明天上午十点钟前，送到中央局，交给博古。信送到后，立刻打电话告诉我。你们不能耽误，你们俩现在就去粤赣省政府，找朱开拴审视员开一张特别通行证，拿到通行证马上出发。到黄龙和小密一带时，你们要特别注意，那里有地主武装活动。出发前带好火柴和汽油，若是发现敌情的话，胡昌保掩护，吴吉清用汽油烧信。这信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②胡昌保二人接受了任务，立即赶路，从于都到瑞金，把毛泽东这封极其
①伍修权：《我的历程》第77页。
①蒋天健：《通道转兵前红军作战方向选择上的斗争》。
②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第166页。
重要的信送到博古手里。可是，博古对这封信很冷淡，他与李德又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破灭，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10月中央红军离长征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毛泽东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做，他严肃地告诉他身边的战士多打草鞋，多准备干粮，他自己则仔细地清理文件。在获知有30名女战士被批准参加转移，其中包括贺子珍后，他派警卫员到云石山通知贺子珍：中央已批准她随部队出发，同总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让她抓紧时间把小毛安顿好。同时，让她把他日用的衣物交警卫员带来，他将在于部随先头部队出发。
于都“扩红”突击队长刘英也在获准随军行动的30名女战士之列。毛泽东通知她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刘英是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派来于都扩红的。罗迈以严格实行“铁的纪律”著称。她不知这“特别任务”是什么，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毛泽东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神秘而又严肃地强调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定，有特别任务啊！”不多时，罗迈也来电话通知她有“特别任务”——长征的行列。后来，刘英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说：“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就把你丢了”刘英说：“你么不早告诉我？光讲‘特别任务’！毛泽东说：“军事秘密，不便明说。”①
中央红军开始集结行动了。10月中旬，毛泽东在于都谢家祠召开赣南省委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大会，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出席大会的有200多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动了感情。他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从四面包围封锁红区，妄想‘断水捉鱼，，扼杀我红色政权，扑灭革命的火种。因此，我们红军主力就要‘顺水而出’，冲到敌人的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同志们，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大家要坚定革命的信心，要看到长远，不要只看到暂时的困难。革命是有希望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如果红区全部被敌人占领了，你们也不要伯，要时刻想着党，相信党，依靠党，要坚信红军是一定能回来的。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带头人。革命不能动摇，一定要坚持秘密工作。不能公开活动，就搞地下活动。你们一定要树立信心，艰苦奋斗，经受困难的考验，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了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毛泽东对红军突围的准备工作非常关心。晚上，他在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于都河边。这里于都河上已经架起了一座浮桥。毛泽东向工兵连长王耀南询问了搭桥情况。
王耀南则向毛泽东提出了红军战士心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毛主席，我们什么时候再回来呀？”毛泽东沉思了一会，斩钉截铁地说：“是的，红军是要回来的！”①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1934年10月18日下午5点多钟，毛泽东头戴八角红军帽，穿着上军装，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背着斗笠，来到于都河畔。阴霾的天空透出一线落日余辉，萧瑟的秋风吹打着于都河水发出呜咽的声
①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
①《关山阵阵苍》
鸣，成千上万的老表和战友拥到浮桥边，“你们千万要回来呀，”呼喊声震撼人心。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
要离开这里了，离开亲手创建的根据地、离开一批一起战斗和生活了五、六年的战友与人民，毛泽东的心揪紧了。他向送行的战友和乡亲们挥了挥手，大步迈上浮桥，从这里踏上万里长征的征途。
挽狂澜于既倒
长征，是在国民党军重兵进逼下迫不得以的行动。“左”倾领导者选择的突围方向是向中央根据地西南，沿着赣粤湘佳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中央红军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本来，可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打几个好歼灭战，扭转被动挨打局面，打开新的局面。但是，“左”倾领导者不懂得军事辨证法，他们习惯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奉行的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想的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台后，放下行装，再举反攻，消灭敌人。
但这一意图已被蒋介石洞悉。
1934年9月20我中央红军出征前，蒋介石就曾致电其北路“围剿”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通报“长汀之匪主力，企图突围西窜”。①他命令薛岳作好围堵准备。蒋介石调薛岳、周浑元两路军追击，又急令广东军阀陈济棠、湖南军阀何键、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立即调集部队，全力进行堵截。蒋介石在红军的进军路上，一共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布下四十万大军，采取围追堵截的战术，企图彻底消灭中央红军。
鉴于这种形势，在红军出发前，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取高排、渡濂江，经龙布西北直下南康、崇义、麟潭，越过湘赣边的诸广山，进入湖南。再攻资义、耒阳，越过粤汉路到有工人运动基础的水口山休整和补充兵源。但这个正确建议，没有被采纳。主力红军继续按原部署被引向蒋介石重兵把守的埋伏圈。
不仅如此，“左”倾领导者没有把转移作为一次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以打破敌人“围剿”的战略行动，而是实行了一次“大搬家”。他们组织了十分宠大的中央纵队和后方机关，人数一万多人，一千多付担子。各军团也是机构臃肿，非战斗人员众多。还携带了大批轻重，包括需要几十人抬的笨重机器，如制造机械、印刷钞票和宣传品的机器、野战医院的X光机等坛坛罐罐都统统被带上了。行军时，以三军团和八军团为右翼，一军团和九军团为左翼，五军团殿后，从两翼和后面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的作用。这不是一支准备打仗的队伍，而是镖局的保“镖”队伍。这样的军事部署，把自己的手脚完全束缚起来了。根本谈不上机动灵活地开展运动战，只能是被动挨打的掩护战。起初，为了隐蔽，避免敌机轰炸，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夜行军，二是爬大山。连同挑夫，近十万人的队伍，沿着五岭山脉的羊肠小道艰难地行进，拥挤不堪。平均每天只走三、四十里路，有时一夜才翻一个山头，一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这种速度怎么可以摆脱拥有现代武器装备之敌军的围追堵截呢？
脱离了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在“左”倾领导的瞎指挥下，面临着更危险的境地。毛泽东没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他不顾一次次建议被拒绝，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懈努力，想方设法减轻“左”倾错误路线给红军造成的损失。
①胡羽高：《共匪西窜记》
他虽然被排挤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不能参加重大问题的讨论、决策，但他时刻关心长征的每一步发展。尽管他大病初愈，身体仍很虚弱，时常不得不在担架上行军，但他每到宿营地，仍象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员，在他的办公桌上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