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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被排斥，被打击，两面不讨好的，一直到死也没顺过的倒霉角色。
所以他的这次出走，既有令狐少爷那忍无可忍的一纸逐客令，也有庭院深处漂亮女子擦拭不尽的泪水和那具弦断柱裂的美人锦瑟，更有“十年京师，寒且饿”（李商隐《樊南甲集序》）的难耐反弹。因为作文人者，在政客眼里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不会始终高看的。出于伙计对老板所给工资待遇的不满，遂有这次不得已而跳槽的决绝。更何况当时皇帝走马灯似地你上我下，朝臣贴烧饼似地变来变去，朋党之争纠缠得难解难分，胜负未卜的混乱格局中，良禽择木而栖，我李商隐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而不头脑灵活，另觅主子，改换门庭，别开生面呢？
然而，他没有想到，他尽管很不得意，但也并非名不见经传的等闲之辈，在诗歌上，按唐李涪《刊误·释怪》载：“商隐词藻奇丽，为一时之最，所著尺牍篇咏，少年师之如不及”，是位拥有极大成就的诗界领袖。在文坛上，据唐裴廷裕《东观奏记》载：“商隐字义山，文章宏博，笺表尤善于人间”，也是位拥有极高声望的文学大师。因此，他的一举一动，影响视听，非同小可。这轻率的一步，前脚迈出去，后脚物议即至。在水火不容、冰炭难共的党争天下里，诚如陈寅恪所言：“不仅牛党目以为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
于是，他栽了，而且栽得很惨，结果，他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政治上，依五代刘昫的《旧唐书》所写，是一个被朝野公认的，“背恩，尤恶其无行”的投机分子；在人格上，宋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载，在大众眼中，是一个极不可靠的卑鄙小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成了过街老鼠。这种极低评价，极坏舆论，与他在文学上的极高成就，诗歌领域的极大声望所造成的强烈反差，使他身心受到冲击的程度，可想而知。
那时，我在大师的家乡，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是在丹河的河床中采砂石，其苦可知。修建铁路隧道，需用混凝土，而且用量极大，所以不得不成年累月站在河水里淘泥净砂，就地取材，以供搅拌，累到腰都直不起来。但我想到这位博爱县的先贤，在唐朝的日子，虽然身体所受的罪不如我重，但是，在精神上所受的罪，那可真是让他度日如年了。于是，无所谓垢辱，无所谓羞耻，无所谓低贱，更无所谓异类非人的我，比之不得不生活在唾弃他的人中间，不得不与视他为小人的人周旋的李商隐，我不禁宽慰自己，不免作阿Q式的自我安慰，反正我是完蛋了，也不在乎再完蛋一回或两回三回，抱定这个宗旨，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时间年龄纪事文宗大和三年（829）18岁入天平节度使令狐楚幕。大和七年（833）22岁应举，知举贾悚不取。大和八年（834）23岁入兖海观察使崔戎幕，不久，崔亡故，被遣散。大和九年（835）24岁二次应举，知举崔郸仍不取。 开成二年（837）26岁三次应举，因经门师令狐楚的力荐，终于登进士第。此年，令狐楚亡故。开成三年（838）27岁又应博学鸿词科，初试得中，复审除名，败出。赴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武宗会昌三年（843）32岁王茂元病故。宣宗大中元年（847）36岁再入桂管观察使郑亚幕。大中二年（848）37岁郑亚贬循州，幕散，又一次被遣归。大中三年（849）38岁又入武宁节度使卢弘止幕。大中五年（851）40岁卢弘止病逝，幕罢，回籍。此年，妻王氏死，困窘无奈，转投令狐绹。被婉拒，入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大中九年（855）44岁因柳仲郢调回长安，幕散。大中十年（856）45岁为盐铁推官。大中十二年（858）47岁罢盐铁推官，不久病逝于郑州。
丹河的水，即使夏季也是寒可彻骨，但我用不着像他那样，仰仗权贵，乞怜高门，巴结恩公，求全苟活；更用不着像他那样，谦卑恭顺，视人眼色，强作笑颜，小心行事。我的主张，既然做狗，就做死狗，做癞皮狗，做落水狗，绝不做摇尾乞怜、祈求恩典、俯首帖耳、奴颜婢膝的顺毛狗、叭儿狗。因此，听着那断断续续的悲怆怀梆，真为这位唐代的大师不得不臣服于那些王八蛋，以求一口嗟来之食而悲哀。
命也运也，想想都替他累死了。
老实说，上帝不会给人百分之百的完美，那些真正意义上的纯粹文人，不可能得到锦绣才华的同时，又得到巧言令色、圆滑世故、长袖善舞、吹拍钻营的本领。正如那些名利双收、左右逢源、春风得意、一路绿灯的作家诗人，总是写不出什么像点样子的作品一样。鱼和熊掌，是很难兼而得之的。李商隐，就是这种除了能做得一手好诗外，在现实生活中，一无能量，二无能力，到处碰壁，无不失败的人，这辈子便只有一连串的不走运了！
看他这份靠山山倒靠水水干的履历，便知诗人这短促一生，该是何等倒霉了。
东奔西跑，南投北靠，四处碰壁，落寞蹭蹬，郁闷到四十七岁的他，终于再也活不下去。情人飞了，老婆死了，朋友倒了，官职丢了，希望没了，前景完了，赌场情场，双双败北，也就只有悄没声地，独自恹恹而死。
一想到文人的命途多舛，谁也比不上四十年被人按住脑袋，不让抬起头来的李商隐了。所以，我对《锦瑟》第一句的“无端”二字，差不多可以读出一部中国文人的哀伤史。那些平白无故的灾难，变生不测的事端，祸从天降的惩治，猝不及防的凶险，毫无来由的迫害，平地风波的运动，别出心裁的整肃，大张旗鼓的镇压，无一不是突然间“无端”而来，让你招架不住，让你屁滚尿流，让你倒霉到底，让你不得翻身。因此，这首《锦瑟》，若与 “坎壈终身”的诗人际遇一并吟味的话，前瞻后顾，上下求索，触类旁通，见微知著，说不定还会得到一种感悟认知、意会神注的新体验呢！
曾经沧海难为水
曾经沧海难为水一
中国文人最值钱的，是他的才华。
中国文人最不值钱的，是他的人格。
当然，也并非悉皆如此，但很大一部分文人基本如此。这也是我们翻开厚厚的文学史，常常不禁为之掩卷、扼腕叹息的缘故。
在唐代，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的双子星座之一，创“元和体”新诗风，为中唐诗坛扛鼎人物之一的诗人元稹，恰巧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遗憾的典型。他的诗，写得非常之美妙；他的人，做得却是相当之糟糕。
这种两面性、复杂性，不光为舞文弄墨之人的通病，大概也是人类概莫能免的劣根本质。因此，卑鄙与崇高，苟且与正直，污秽与完美，邪恶与良善，同时聚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百分之百的伟大光荣，百分之百的不可救药，实际上是不会存在的。只是可能在两种对立成分的配合比上，有此多彼少，或此少彼多的区别罢了。
元稹，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在陕西凤翔长大。生于公元779年，死于公元831年，与其好友白居易相比，是个短命文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旧唐书》载：“稹性锋锐，见事风生。”《新唐书》载：“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见斥废十年，信道不坚，乃丧所守。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弥沮丧，加廉节不饰云。”这些评价，相当负面，也就足以说明诗人一生活得比较糟糕、比较尴尬的状态了。
他的诗歌，可分两体，各有成就：讽谕诗极其深刻，艳情诗极其浪漫。历经顺、宪、穆、敬诸朝的他，时属中唐，但他的创作，却仍是盛唐景象。无论在他生前，还是在他死后，都得承认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也有对他相当不以为然的。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谈到公元7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时，就把他列在不齿之徒排行榜的末尾：“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更有一位李戡，宗室子弟，对他尤为咬牙切齿：“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绝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肤，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杜牧《唐故平卢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这种恨不得杀了元稹才解恨的刽子手面孔，对我们来讲，倒也不陌生。这些年来，每当文学新潮流出现，也是断不了看到的雷电风霜压顶而来的风景。正统派、主流派，所以有一种天塌地陷，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感觉，就是他们眼中视之为“淫靡”的作品，产生了他们认为的“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后果。实际上，这些文学原教旨主义者，根本不了解“元和体”的出现，对于陈腐的，僵化的，教条的，惟上为意旨的文学，所起到的否定作用，所带来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所形成的“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的广大读者市场。这是毫无办法的历史选择，也是谁都抵挡不了的潮流。
尽管我们可以鄙薄元稹的为人，但他的诗歌，却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儿。所以他的诗歌，“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这种广泛的影响，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好运。
据《旧唐书》：“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馀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