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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骸里，可能都混有一点的。
因此，一方面，唐代与前朝，与后代采取了绝不相同的对外政策，张开怀抱，展阔胸襟，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去拥抱整个世界；一方面，中土的华夏正声，已不能适应丰富多彩的盛唐气象，需要新的音乐元素，需要新的旋律、节奏、声韵、调式，使唐朝的声音更闳大，更壮观，这也是势之所趋。于是，大肆扩张的胡风胡气，从未像唐朝这样，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地进入中土，其潮蜂涌而至，其势锐不可当，其变化不可遏止，其影响波澜壮阔。
从《太平广记》卷二○四的《李謩》篇这一个极不起眼的小故事里，也能看出胡乐逐渐融入听觉主流时，新旧力量的碰撞，此消彼长的争斗，也是一个相持不下的过程。但是，旧日的风韵，不管你多么惋惜，终究是要淡出的，而时代的声音，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不请自来，登堂入室，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万事万物新陈代谢的必然。像李謩这样一位在教坊中，坐在首席位置上的笛手，也不得不在时风的感染下，在其特擅的笛子曲目中，注入新腔。一是潮流所至，二是饭碗所逼，这位名笛手无法抱残守缺，誓不与时代同步，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在越州镜湖，也就是绍兴的鉴湖吧，众人泛舟于碧波万顷之上，喝花雕酒，吃茴香豆，听这位长安特邀而来的吹笛国手，独奏其拿手的《凉州》一曲。顿时，“昏噎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鬼神之来，坐客皆更赞咏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在座知音，击节赞叹，偏有一位老者，不发一言。李謩认为他看不起自己，又“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但这位老人，仍旧只是微微一笑，不置一辞。李謩沉不住气了，“你这是瞧不起我呀，老先生，难道你是此中老手？”
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之人也。”又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足下知之否？”李生曰：“某顽蒙，实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试以进。独孤视之曰：“此都不堪取，执者粗通耳。”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栗，李生蹙踖不敢动，至第十三叠，
揭示谬误之处，敬服将拜。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太平广记》卷二○四引《逸史》）
这无疑是一次复古派的胜利，但故事的结局，却并非如此。
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越人知者皆访之，竟不知其所去。（同上）
胜利者的子虚乌有，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收场，颇有点调侃的味道。正如李清照《一剪梅》中“花自飘零水自流”句，古老的，垂暮的，完成了历史使命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或是一种精神，哪怕有再美好的愿望，该终结的，该衰朽的，或者该完蛋的，也总是要消失在天际的，那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
所以，王之涣诗《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位笛子名家李謩，终于改用来自西域的羌笛。同样，杜牧诗《寄扬州韩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中只有夜深人静才能听到的洞箫，也被改良的乐器“尺八”所代替。正如最近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古琴一样，中土的传统乐器，由于音量的局限，注定了逐步边缘化、雅玩化的式微末途。
因此，魏晋时的嵇康，被判了死刑，上了法场，在千百名看热闹的市民围观下，抬来桌子，铺上台布，还要架上焦尾琴，弹一曲《广陵散》，绝对是后人的夸张之笔。古琴，只宜士大夫在书斋里写不出文章时，小姐在绣房里找不到对象时，文学大师在府上发现无人捧臭脚时，抚一曲《流水》，聊以自慰。除非司马昭派电工给他接上电子音响，嵇康想在杀头前做闭幕秀，是做不成的。
于是，长安城里，自关陇直至中原；宫廷上下，自君王直至百官，无不陶醉于来自西凉、龟兹、疏勒、高昌，甚至更为遥远的域外音乐，无不耽迷于富有表现力的羌笛、胡笳、觱篥、羯鼓等胡人乐器，这样，使得唐朝的声音，出现前所未有的生气。
而在诸般乐器中，最强烈，最狂放，最亢激，最为玄宗所爱者，莫如羯鼓。
玄宗性俊迈，不好琴。会听琴，正弄未毕，叱琴者曰：“待诏出！”谓内官曰：“速令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王谠《唐语林》卷四）
羯鼓出外夷乐，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声焦杀鸣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戟杖连碎之声。又宜高楼台晚景，明月清风，凌空透远，极异众乐。（南卓《羯鼓录》）
李龟年善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十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又闻打一竖柜，因赐一拂枚羯鼓卷。（《太平广记》卷二○五）
一个皇帝，练他的羯鼓，打断的鼓槌装满了好几个柜子，其执着，其专注，其孜孜不倦，你不能不敬佩。人们也许可以指责他一千个不是，痛斥这个如此不务正业的帝王。但是，有一条，或许更为重要的，这种在羯鼓上的投入、专心，不管不顾地我行我素，他在精神上的无禁忌，他在心灵上的无拘束，他的个性自由，他的特立独行，他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他的做他想做的事情，他的找他想找的快乐，那种敢作敢为的丈夫气慨，可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能具有的。他用他的鼓槌，在羯鼓上敲击出唐朝的声音，而且果真也就在中国历史上，敲出了开元之治二十八年的辉煌。元稹诗《行宫》曰：“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就冲这一个“说”字，值得对他刮目相看。
因为很多皇帝，最后只剩下一个“骂”字。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特定的声音表情。或刚强，或柔弱，或暴烈，或萎靡，或气宇轩昂，或低三下四，或杀气腾腾，或哀鸿遍野。没有一个朝代，比得上唐朝所发出来的声音，那样华彩美妙，那样大度充实，那样丰富融和，那样令人心胸开阔。以致后来的中国人，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尊之为“盛唐”。
一千年后的今天，这些已经相距十分遥远的盛唐之音，仍然使我们感奋，使我们向往，甚至还受到一些鼓舞，这实在是值得后人琢磨的历史现象啊！
唐朝的胃口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公元618年至907年期间，住在唐朝首都长安的市民，每餐饭吃些什么，喝些什么。
古代文人，能吃善吃好吃，而写吃，往往一笔带过，惜墨如金，不肯详说细节。但是，我们从字典词书上还能看到“馎饦”、“罗”、“焦槌”、“馉脯”、“不托”、“胡饼”、“冷淘”等食物，那花式品种，还是颇为繁多的。看来唐人不存在城市早点难的问题，否
则在西方历史学家心目中，也不会将古长安与古罗马相提并论。因此，我不大相信居住在首善之区的长安百姓，一早爬起来，揉着惺忪的双眼，走出里坊，来到路边摊点，也像当今北京的上班族，只有油条、豆浆、煎饼这永远不变的老三样可以选择，一路走，一路吃，满手油脂麻花地往公共汽车上挤去，若如此，还算什么中古时期世界上最繁华最富饶的都城？！
但是，“馎饦”、“罗”之类面点，到底是什么样子？甜的咸的，蒸的烤的，油炸的水煮的？便不太清楚了。查《酉阳杂俎》、《齐民要术》、《梦溪笔谈》这类古籍，都说得十分含糊。幸好，宋赵令畤的《侯鲭录》一书里，有一则《黄鲁直品食》，使我们能够略知距唐代不远的北宋时期，如黄庭坚等文人，他们是怎么样吃喝的。
黄鲁直云：烂蒸同州羊羔，沃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抹；南京面，作槐叶冷淘，糁以襄邑熟猪肉，炊共城香稻，用吴人鲙松江之鲈。既饱，以康王谷帘泉，烹曾坑斗品。少焉，卧北窗下，使人诵东坡赤壁前、后赋，亦足少快。
在宋朱弁的《曲洧旧闻》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书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糁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廉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东坡在儋耳，独有二赋而已。
虽然朱弁所言，算起来应该是在宋代元符年间苏轼流放海南期间的亲笔手书，但其可信度，不及与苏轼有过来往的赵令畤所记。赵系皇室，非常崇拜苏轼，连自己的这个名字，也是苏轼为他改过的。而且这部笔记，主要是记叙他所知悉的苏轼言行。所以，赵认为是黄鲁直所云，当系的论，而且从行文的口气来看也比较顺畅。这两则大同小异的文字，为我们了解唐宋年间的饮食状况，提供了一点线索。
老实说，这顿饭，其值不菲。必须具有小康以上收入水平，同时具有良好胃口的消费者，才能埋得起单，才能消化得了。主食有面有米，副食有羊羔、仔鹅、鲙鱼、猪肉熟食。饭后，有好泉水烹好茶叶，必是沁人心脾的上佳品味。吃罢喝罢，解衣仰卧，真是好不自在。
不过，元符元年（1098）间的苏轼，日子过得并不开心。一辈子犯小人的他，又遭贬谪，渡琼州海峡，到海南的儋州安置。好在那时没有对知识分子实施劳动改造政策，先生还有可能写字读书。可是，毕竟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背井离乡，回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