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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抛妻弃子的一幕。
初识王映霞一瞥惊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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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郁达夫在友人孙百刚家中初识王映霞时，一瞥惊鸿，惊为天人，而王映霞在认识郁达夫之前也已读过郁达夫早期的代表作《沉沦》，对其才华也很仰慕，但两人相识时，不但郁达夫已然使君有妇，即使王映霞亦已有婚约，二人的交往因而困难重重。
郁达夫为了赢得王映霞的欢心，写了无数的情书给她，这些情书也和其日记一样，对其情感有直接的流露，虽面临挫折与困境，他仍然毫不间断的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给王映霞。
1927年1月28日，郁达夫为了阻止王映霞嫁为人妇，给王映霞写了一封情书，信中说：“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但你须想想当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为了说服王映霞，郁达夫还极尽劝服的能事：“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弃……”
此外，两人热恋期间，郁达夫也写给王映霞无数情诗，其中一首常为人传诵：“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王映霞终于为郁达夫的一片痴情所感动，于1928年2月与郁达夫在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据说两人的婚事还轰动杭州全城。当时柳亚子并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
郁达夫与王映霞婚后也有过一段甜蜜丰裕的日子。王映霞在自传中说：“当时，我们家庭每月的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只可惜，两人的婚姻仅仅维持了12年，王映霞终究没做成郁达夫所谓的“自由的女王”。
毁家诗纪暴露家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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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离异，导火线是郁达夫认为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过从甚密。有一次，两人经过一番争吵后，王映霞匆忙离家出走，郁达夫一怒之下，竟在《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从那时开始，两人关系愈闹愈僵。
郁达夫所登“寻人启事”内容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常事。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款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郁达夫谨启。”
“寻人启事”刊登后，郁达夫和王映霞经过许多朋友的从中调解下，一度捐弃“前嫌”，决定和解，为此，王映霞要郁达夫刊登“协议书”才肯复合。
郁达夫的性格，带有颓废文人的气质，其处世为人，也颇有歇斯底里的倾向。这一点，在他处理与王映霞的婚姻关系中表露无遗。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其《毁家诗纪》一度万人争诵，主要原因是郁达夫在这些诗作中毫不保留地暴露了自己的私隐与“家丑”，包括他对王映霞“红杏出墙”的怀恨之意，而《毁家诗纪》一面世，更加深了王映霞的离意，两人的婚姻至此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王映霞也曾住过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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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王映霞和新加坡都有过一段因缘。1938年年底，《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去主编副刊《晨星》，为了忘却过去的不快，郁达夫在王映霞同意下，两人携带着次子郁飞从中国到新加坡来，住在中鲁中保路22号的公寓式楼房内。
在旅居新加坡期间，郁达夫曾担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文化界抗日联合会等重要职责，并主编《星洲日报》、《华侨周报》副刊，写下不少政论文章和旧体诗，宣传抗日。
但旅居新加坡两年期间，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感情并没有好转，王映霞因为不堪夫妻关系愈来愈恶化，有一度，还只身远赴印尼廖内岛端本学校担任教席。然而，对于廖内岛的落后荒凉，住惯大城市的王映霞毕竟未能适应，只不过一学期的时间，王映霞又回返新加坡。过了不久，两人终于协议离婚，据说，分手前夕两人还在南天酒楼饯别。
王映霞是于1940年孤身回返中国，郁达夫则带着郁飞继续留在新加坡。一直到1941年年底，郁达夫才安排当年13岁的郁飞在红灯码头上船离开新加坡。
郁达夫的新加坡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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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情上，郁达夫似乎从未出现过空档，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后，郁达夫很快另有情人李筱英，两人在新加坡曾同居一段时日。几年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五集电视剧《郁达夫之死》第一集开始，就出现李筱英即将随英军情报部人员撤退，临别前与郁达夫依依话别的镜头，两人难分难舍，牵动了观众的心灵。李筱英与郁达夫年纪相差近二十岁，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华语及英语，中英文的造诣都很不错，不论才貌都非常出众。
郁达夫的次子郁飞并不讳言郁达夫与李筱英的这段交往。郁飞1992年接受访问时说，李筱英有一度还因为租不到房子，住到他们坐落在中鲁忠坡路的寓所去。郁飞印象中的李筱英是位才貌双全的女子，郁达夫在新加坡主编的《华侨周报》，也得到当时在英国宣传部做事的李筱英的协助，在《华侨周刊》连载的《瞬息京华》译文，则是两人合作的成果。然而，也许是缘分不够，也许是时局使然，郁达夫与李筱英最终还是各奔东西。
郁飞眼中的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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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郁达夫的8名儿女之中，郁飞可说是同父亲相处最久，也较有机会了解父亲的一位。1992年，郁飞曾与“郁达夫研究学会”一行5人到新加坡访问，在接受访问时，当年64岁的郁飞说得诚恳：“我的父亲是一位拥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郁飞在访谈中也不讳言，作为郁达夫的儿子，眼见父亲在个人生活与婚姻上的不幸和失误，心中难免有所感触，他说道：“我一直不想作文人，也许也是因为如此。”
王映霞的第二次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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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王映霞在新加坡跟郁达夫协议离婚后，只身回返中国，并于1942年在重庆与钟贤道结婚。钟贤道是江苏常州人，任职于重庆招商局，在当时拥有相当地位与实权。王映霞与钟贤道的婚礼十分隆重。章克标著的《文苑草木》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记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
王映霞再婚后，与钟贤道生了一子一女，一家定居上海。对于自己的第二次婚姻，王映霞在自传中说：“如果没有后来一个他（指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漂泊不定。”创造社网站
王映霞的感情纠葛
王映霞有“荸荠白”的雅号，是形容她的美丽。她父亲金冰逊早死，她随母亲住到外祖父，杭州名士王二南的家中。随外祖父研习诗文，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她与郁达夫之间的感情纠葛，因牵涉到一个戴笠而变得扑朔迷离。
王映霞在二十岁的那年与郁达夫结婚。郁达夫比她大了十二岁，一开始就埋下了矛盾的根子。郁达夫向王映霞写求爱信说：“一切照你吩咐做去，此心耿耿，天日可表。对你只有感谢和愉悦，若有变更，神人共击。”但订婚以后，郁达夫却没有处理好原配夫人孙荃和子女的事情，那时王映霞也不计较这些，跟定了郁达夫这个中年浪漫文人。
婚后王映霞发挥了妻子的柔情，除了竭尽所能与郁达夫共同建立一个爱的窝巢之外，并有目的地每天准备了鸡汁、甲鱼，黄芪炖老鸭，想尽了办法要把丈夫的肺痨病体加以补养。郁达夫也以“日记九种”的形式把他对王映霞的爱登在报刊上，使人们都知道他有一位贤淑、聪明、美丽的好妻子。这时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夫妻俩更加恩爱有加，过了五年甜蜜的生活。一九三三年，举家由上海迁到杭州，建一座“风雨茅庐”居住下来。
郁达夫的这一次搬家是为了躲避戴笠对王映霞的追求。对这位军统头子，郁达夫是惹不起的，在上海的时候就尽量限制王映霞，叫她少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到杭州后，郁达夫深居简出，每天就读读书、散散步。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不久就远赴福州供职去了。杭州是王映霞的故乡，王映霞迅速地成了杭州社交场合的红星。女人都是水做的，女人都有极强的虚荣心，尤其是漂亮女人。有得几个人为她奉场，她就会忘乎所以，神经错乱。王映霞渐渐觉得她与郁达夫过去所过的八年，为他生下四个孩子是一种过错。她被他们束缚着，并没有享受到幸福的人生。由于第三个儿子已经夭折，她把剩下的三个儿子一齐交给母亲王守如来照管，再请两个姨娘帮忙。自己摇身一变打扮得花枝招展，一天到晚交际应酬，再不就是在风雨茅庐招待客人，茶余饭后，不避男女，开口无忌，说些谑而不虐的笑话，风雨茅庐成了男士们最爱光临的地方。
风雨茅庐的风风雨雨，招蜂引蝶的艳闻已经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远在福州的郁达夫毫无所觉。一直等到王映霞已经投入了别人的怀抱，郁达夫才有所知觉，连番催促王映霞到福州与他同住，王映霞虽然遵嘱南来，但只住了三个月便以水土不服为由返回杭州。这时日本全面侵华开始，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大举进攻上海，杭州危在旦夕。王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