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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七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有时候睡不着,就起来看书看到天明,天明后,再睡两三个小时。写信,写日记,洗浴,是每日必做的工作,此外则吃饭很忙,一顿总有三四处饭局,实在是一件苦事。各地小报的恶意记载,近来没有了,想来是材料已经陈腐,而真相也都大白之故。此地的第一缺点,是在交通的不便,所以寄信老发生问题;没有方法只能每日多写几封。我想若以写信的工夫,来做文章,则不必半年,就有30万字好做,光阴虚费在这些地方,真正可惜。报载闽南有变,全系谣言,大约系本省几个失意军人,在图谋不轨,故意造出来的宣传;而路透访员,受了他们的愚,所以有此结果。我本打算于本月内去厦门以及泉樟一带旅行,但因此闲琐事未了,要等下月方能出发。武夷之游,恐怕要等到六月;不过若有好的机会遇着,而同游有人,则先去闽北也说不定。洵美有信来杭否?书架做得怎么样了?到了福建之后,收罗福建文献,又集起了旧籍300多册;书架顶好要多做几个,宁使空着待摆,不可归时使它不足。福州风景好极,远胜富春江上。纪游的文字在宇宙风上陆续寄去发表了,你可曾看见?杭州诸亲友都好么?来信望告诉一二。这一封私信,你阅后以为可以发表,请拿去交给大慈,头上加一个“闽海双鱼”的题目就对。杭州的友人,大约要想知道我的消息的总也不少;借花献佛,可以省去我许多作信之劳,更可以省下我的几张五分邮票。
达夫三月廿三晚上。”
西湖落霞——访王映霞
风风雨雨前半生
王映霞不姓王。她本姓金,小名金锁,1905年生于杭州。童稚时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做孙女,易名为王旭,号映霞。王二南先生系南社社员,琴棋书画俱精,满腹经纶。王映霞自幼承欢在王二南先生膝下,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她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是时,班主任是位刚从北大毕业的文科生,他把五四新文学的清风带进校园。王映霞始知鲁迅、郭沫若,始知创造社有个郁达夫。令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不几年后的一个偶然机会,在孙百刚先生的寓所邂逅郁达夫。相识之初,王映霞兴奋中举棋不定,后终于敌不住郁达夫的苦苦追求,于1928年结秦晋之好。历12年风雨雷电,王映霞终于又与“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郁达夫离异。
王映霞在新加坡与郁达夫分手后,由香港转道至重庆。经亲朋故旧介绍,曾先后当过保育员、做过秘书及文书科当科员。旋由王正延牵线搭桥,与他的学生、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经理的钟贤道结成连理。
婚后,钟贤道让王映霞辞去工作,专事家政。他们共育一子一女:嘉陵、嘉莉。1948年起他们定居上海。
1956年,周总理发表《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王映霞曾与周总理有一面之雅,那是1938年在武昌,郁达夫和她曾请周总理、邓颖超吃过饭。王映霞给周总理写了封长信,表达了想参加工作的愿望。1957年,52岁的王映霞当上了小学教师。她与钟贤道抚育的两个儿女,已逐渐长大成人。“文革”之前,他们已经是北大、复旦的学子。
“文革”中,钟贤道、王映霞自无法幸免灾难的浩劫,抄家、隔离、批斗。王映霞在学校一边受审查,一边当油漆工,漆门窗和乒乓球台,当清洁工打扫厕所和为串联的红卫兵洗被子。“文革”后期,儿子分到农场接受“再教育”,女儿分到浙西农村教书,她也告老退休。
初见王映霞
80年代初,王映霞为报刊匡正过一些关于郁达夫往事的误记,兼写一些与鲁迅、许广平、陆小曼、丁玲、庐隐等交往的文字。
1986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在友人的帮助下,她搜罗了郁达夫书信49通,结集成册,出版了《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她又据自身的经历写了《半生自述》、《王映霞自传》,在大陆、台湾出版。另编就她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岁月留痕》等。
时值1995年,王映霞已到90高龄,住复兴中路一条弄堂里。是年夏,我第一次登门拜访她,碰上铁将军把门。邻居老大妈说王老师他们以此称呼她骨折住院了。两个月后,王映霞出院了,我应约到沪住了3天,每天一次到她府上谈书稿、聊天。在谈她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时,她要我拟书名。我思索了一会儿,信手写了三个题目《爱的罗曼》、《往事如烟》和《岁月留痕》。她用放大镜看了半天后笑了,指着第一个说:“这个似乎不大好,像旧社会‘礼拜六’派文章的题目。”我惊诧她的记忆与思维。问她用后一个怎么样。她说,他人都早已死了,烟飞灰灭,就用它吧。我请她为本书题签。第二天我去取,一看,横的竖的写了好几张,都很漂亮,展示了她的书法功底。
在我编辑她的《岁月留痕》和《王映霞自传》书稿的两年内,我与她电话、信函不断,有段时间几乎周周有信。她对我的称呼花样繁多、有趣:先生、老弟、小弟;落款是:老王、王老、映霞。她每每来信,你必须立即作复,否则她就大为不悦:“信来回要15天真急煞人”“小老弟,你是不是把老朋友忘掉了”或带命令式的:“复我”真有点老小孩的味道。最后的日子由于书稿出版了,我与王映霞也疏于音讯了。
盖棺论定的晚期
——《郁达夫海外文集》编后随笔
郁 风
郁达夫的一生再复杂,也淹没不了那条始终一贯的鲜明的主线,直到最后他给“文人”下的定义是:“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到了。还有比这更严肃的人生态度吗?
“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这句他的名言,不但在三十年代初的上海曾引起风波,以至于被“左联”开除 ,直到一九三九年在新加坡又被一场风波引为话题,实际上联系到他给“文人”下的定义,这句话只能说明他对“战士”一词的更严格要求。
一到新加坡,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为抗战在海外建立起一座文化中继站来。他前后一共负责主编过十一种报纸副刊和杂志,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一年底,最多同时编八种,最少时也有三种。所有这些都并非挂名,而是要自己动手,再加上和国内文艺界通信约稿,甚至没有助理编辑。一位在《星洲日报》当过校对的何克铿先生曾著文回忆,他看到几乎每篇原稿上都有郁达夫用红笔删改过的字句。从一九四○年八月三日到十月廿五日兼任《星洲日报》代主笔期间,已发现的不署名社论(均收入《郁达夫海外文集》)就有三十篇,平均约隔日一篇,有时还同一天在自编的副刊上另写一篇。另一段时间是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到九月廿五日,已发现社论十四篇。当时欧战紧张,太平洋风云险恶,敌我战局政治经济因素复杂,英美苏关系变化微妙。在写社论时,上夜班后在报馆看最后的新闻电稿,然后下笔到完成发稿,再看大样,总是清晨了,而白天还要编副刊和参加社会活动。有人回忆他当时精力过人,而且读书看资料过目不忘。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要十小时以上,写稿、看稿、改稿、写信、写启事按语等等,每天笔耕总要在四、五千字。除本身写作和编务还有对青年作者的培育,经他从来稿中发现的就有不少是在他帮助下成为著名作家的,如早逝的诗人冯蕉衣和如今尚在新加坡、五十年代曾编过《郁达夫南游记》的温梓川。据郁飞回忆甚至他念初中一班上的作文比赛,老师请他爸爸评阅,他也看了几十份卷子评出第一名。单从以上这些劳动量来说,在不“颓废”的作家中,能和他相比的也不多吧?自然,他还照样不能没有比别人更多的宴饮游乐。
据《郁达夫研究资料》所附简谱及姚梦桐的《补正》,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所参加的社会活动——侨领侨胞集会、文艺新闻界集会、政治宗教宴会、教育及学术演讲、画展和演出开幕……等等有据可查的极不完全统计就有一百余项。再从本书目录来看内容所涉及的方面:国际国内时局、军事政治经济、侨务外交、文化教育、工人学生作家生活、历史掌故、国际国内文艺动态、抗战与文学……等等,几乎与世界社会一切都相关。但有一本《郁达夫传》却说他是“与世疏离”的天才。类似对郁达夫的这种看法并非个别的,当然更多的评论是离不开颓废、消沉、感伤、耽于醇酒妇人等等,多数人不了解他后期在海外的作为。郁达夫就是这样直到死后数十年长期被误解的一个作家。
击中要害的政论
纵观郁达夫晚期的思想境界,简单说一切只是为了抗日,没有比战胜日本侵略者更重要的了。在出发海外的太平洋途中写下的《必胜的信念》一文中说:“我只觉得是在作一对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的助手。这犯奸犯杀的大罪人,这搅乱世界和平的大罪人,不予以正当的惩处之前,我总觉得不能平心静气地在一处安住下来的”。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已具盛名的作家,如何继续发展自己的文学成就,以及什么地位影响等等已完全不在话下了。甚至三年多写了这么多各类文字竟没想到出版一本集子。
从本书的“政论”部分可以看出他这个“惩处罪犯的助手”所宣传的贯彻始终的政治主张和中心思想,那就是:1、抗战到底直到全面胜利,反对妥协投降;2、对内团结民主,反对分裂搞摩擦,反对贪官污吏;3、既要争取英美苏国际援助,又要立足于自力更生。这和当时国内革命的进步的政治言论是完全一致的。
同时,他也犯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