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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长年礼聘一位姓俞的老先生来代办文牍，收入减少了一大半。第三项本是靠天收入，又遭到了孤儿寡妇家所特别易遭受的盗卖、侵占等欺凌。不到三年，就只剩下住屋三间，薄田六亩和纯收入锐减的一部半“庄书”了。一家全靠贤能的母亲艰辛维持，既要张罗庄书人家的人来客往和种田事物，秋后又要抛头露面亲自下乡去收取“秋丰谷”。长兄、二兄已开始上学读书，家庭开支增加了。白天她还要设法去住宅的小弄口做些针线活，赚点计件加工工钿。但尽管她劳累终日，还是入不敷出，家庭经济迅速下降，以至于到了使年幼的郁达夫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的程度。他自出生，本来就由于母乳不足，杂食不禁而常挨饿。又由于他是幼年丧父的末子，母亲就压根儿没让他断奶，更增加了饥饿的时光。据他幼年时的同学说，他一直到七岁上学，每天早晨，小同学上门去约他同行的时候，他还要让同学们等一等，到母亲身边吸几口奶才肯去私塾，后来实在被同学们耻笑不过才自动断了奶。这已是父亲死后的岁月，忙碌的母亲哪能照顾到他，三餐茶饭既不按时又常不足，连一年一度的除夕年夜饭，母亲忙于到各家各店去偿还赊欠或说情延期，往往要到夜半以后才能回家度岁，他只能饿着等待，等得发慌，累得想睡而睡不着。邻家的孩子已吃完年夜饭跑来找他，他伏在桌上只是抱怨还是不要过年的好！这些情景当然是深刻地留在他幼小纯洁的心灵上了，因此，他说他自从开始有感觉的第一个经验便是“饥饿的恐怖”。
由于生活困难，他唯一的姐姐郁凤珍，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年就只能送给了乡下的叶家去做童养媳。但他的母亲在如此贫困的境况下却始终坚持要三个儿子上学读书。不仅是一般的上学，而且都要上高等学府，其中长幼两子还上日本留学。不能不说，这位难得而有识见的母亲是有多么坚毅的韧志和非凡的艰辛啊！当长子郁华考取了赴日留学的官费生，次、幼子继续在杭州和当地上学的时候，他甚至把三间住房、六亩薄田和一部半庄书，也就是全部家业都抵押出去而借债度日。不少好心的亲戚着实为她捏把汗，劝她来日方长，犯不着如此冒险，连老祖母也喋喋不休地反对长孙出洋留学。但她都断然拒绝，并说：“我家无财产可守，不让他们外出读书立业，都蹲在富阳街上‘数石板’（当地讽刺话，意思是浪荡无聊），怎么对得起祖宗！”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书香世家”的传统吧。有人说，这也是郁企曾死时留下 的遗愿。而据郁达夫一九一七年在日本第八高等学校上学时所写的《丁巳日记》二月二十五日的记载：“予生三岁即丧父，虽幼时尝见先考图形，然终不能想象其为人。‘汝父正直，故有汝辈。他年汝辈之子、若孙，亦当以是告之。’此祖母之言也。‘汝父正直、谨饬而自晦，使汝父若在者，汝辈当不至有今日。’此生母陆氏之言也。予脑中之先考行状，如此而已矣！”其中所谓“不至有今日”，十分微妙地说明了：在这位也是“书香门第”出身的陆氏母亲眼里，与“谨饬而自晦”的父亲比起来，对接受和贯彻“书香世家”的传统，还是她还显得更坚决、更有魄力呢！
在那些最艰难的借贷度日的年月里，正是郁达夫在高等小学上学，初知人事，开始接受世界和时代的思想意识的时候，这一切，无疑对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从一系列情况来看，应该说，他出生于一个已经没落了的小城镇知识分子的家庭，就其阶级属性来说，他自己承认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我想不能说不对吧！
郁达夫在《出生篇》中几乎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来叙述他和使女兼养姐的翠花日日相处的情景。这是否可以说：父亲给他的印象几乎是张白纸，而这位认为“谨饬而自晦”不足取，内外一把手的母亲又不能常常依伴，对他的童稚心灵的“起伏变革”影响最多的却是这位翠花姑娘呢？翠花真是一位要说多好就有多好的姑娘。她被领养时还十分幼小，以至她自己也说不清她的亲身父母是谁了。他和郁达夫的长兄郁华大致是同时长大的。自十七岁时父亲亡故，母亲“身兼父职”以后，她就挑起了沉重的家务担子。不仅烧茶煮饭，浆洗缝补，就是弄口的小摊，夜晚的加工活计也少不了她的替代和相帮，而且照顾小弟弟荫生（郁达夫的小名），几乎是她一人的事。特别是母亲下乡的日子里，她对小荫生俨然就是身兼半个母亲的大姐姐。白天相伴江埠锅围，夜晚相依灯下床头。由于她处在这样一个做不完的杂务，还不免受外人的闲气的孤儿寡母家的低下地位，因而她养成一个勤快温顺，直率坦白，终日不多话的个性。她有一颗十分善良的心，只想望兄弟们读书上进，家庭好起来，对父母亲的性情也有较多了解，因而父母给她的影响，也远比幼小的郁达夫多。她接受这个家庭的传统，从她的后半生来看，更是十分显著的了。她二十多岁时，曾有好几家看中她这个两手能干，勤恳本份的好姑娘，上门来说媒，她都不愿意，却情愿嫁给一个比她大十余岁，而且已是再娶填房的山乡人李问渠。这个选择，母亲是十分满意的，因为李是教书先生，中过秀才，人品和学识都很好，山乡人民称他为“问渠先生”，她一嫁过去就成了像像样样的“秀才娘子”。以后她生了一个儿子，问渠先生十分钟爱，取名李叙逵。她勤俭持家，一如母亲的把式，帮助丈夫造起了一所三开间楼房。但新屋未竣，她却遭到了与母亲同样的命运。丈夫因劳累“致病以死”，儿子叙逵还只有四岁。丈夫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只不过四亩柴山，三亩外乡田和一屋子旧书。她亲自上山采樵，以出卖柴薪度日并且还继续完成新屋内的地坪、门窗等扫尾工程。她出卖的柴草特别低廉，因为她不能上集市去出售，那是有失书香家声的啊，因而宁出佣金找人代售的。孤儿寡妇的岁月真是比母亲当年过的更其艰难，但她还是坚持要让儿子上学读书，宁愿卖掉外乡田，坚持不肯出卖那一屋子旧书——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抄走了。她尊老爱幼，是山村里孩子们最喜爱的“好阿姆”；每年秋收之后她都要带着山乡的土产上城去探望母亲。这时母亲的家境已经好转了，也给过她不少帮助。当她的儿子叙逵病了，母亲托山乡人带给她一支大人参。山乡人少见多怪，竟逢人便吹：“谁吃了这样的大人参，滋补一生就别说了，死后坟上长出来的大麻菇也能治病！”——因而像神话般流传下来。叙逵在乡下读完初小，母亲又让小阿逵住到外婆家来上全县唯一的高等小学堂，一直住到小学毕业。郁达夫在《出生篇》的篇末所记述的那一次动人的“先笑了一阵，后来就哭了起来”的会见，已是一九三二年的十月，翠花已经五十岁了，这也是郁达夫与她最后的一次会见。一九三五年叙逵因病到杭州住医院。在那个时代，“无势无钱莫进来”的医院，对于一个清贫的山乡病人，其势利冷漠是可以想见的。当时已移家杭州的郁达夫得知叙逵住院，曾到医院去探望外甥。医院里觉得十分奇怪，这消息霎时就风传了全院。富有优越感的医师大夫和年轻时髦的看护小姐们都怀着好奇心拥到病房来观看这位名作家是个什么模样儿——原来只是个一身灰色旧罗衫，布鞋线袜，像煞裁缝师傅的普通人！但失望也好，叹息也好，从此却对这个山乡病人和陪侍的家属刮目相看了。这件事，当年陪侍病人的外甥媳妇方馥珍，回家后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过婆婆翠花和儿女们。翠花婆婆也数听不厌，每次听了都要笑得兜起布衫下摆来擦眼泪，至今还传为笑谈。叙逵后来一直在故乡的小学任教，夫妇俩侍奉翠花也很孝顺。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逼近杭州，翠花曾上城邀请母亲到他们的山乡里去避难。母亲不肯离开老家，委婉地谢绝了。谁知次年他们的山乡也遭到了日军的践踏，全家都离村逃上山去，只有她，像母亲一样不肯离开老家，幸好日军过境时未被发现。翠花病死于一九四○年，终年五十八岁。叙逵在解放后继续任职于故乡的中学，一九七四年从学校退休，于一九八○年逝世。
如果说，父母、家庭，对郁达夫以后的思想、作风以至个性的形成、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则翠花将是这个潜移默化过程中最初阶段的忠实传人。
三 青 春
据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六月开始编纂的《富阳县志》记载：富阳县城“东西长，南北隘”，只是个“周围四里二分零，面积六里五分零方里”的小县治。又据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保甲册户口的统计“坊郭区（即县城内）共烟户一千二百零六十七户，共男丁二千六百四十二丁，共女口二千零八十五口”。这部《县志》的纂修年代，正是郁达夫自传的第二篇《我的梦，我的青春！》所叙述的作者四五六岁的时候。他说，富阳县城“人家不满三千，商店不过百数”，与县志所载大体是相符的。这是个颇为封闭的小县城，当时唯一的对外交通运输工具是富春江上的帆船，可以上通兰溪，下达杭州，此外就只有肩舆担挑和跋涉了。由于闭塞，小县里的人们不明外界事物，孤陋寡闻，目光如豆都是必然的结果。但可悲的是人们似乎连探求外界新知，改变现状的志向和要求也很少提出来过。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郁达夫的日记中说：“午前接长兄书，劝予勿作苦语；又云：富春无大人物，为地方山水所缚也。”十九日的日记中又载有一首回答长兄的律诗，其中颈联云：“富春人物无多子，东海鱼盐惜此文。”（按：郁达夫名文——笔者。）他们兄弟俩对于缺乏生气，缺乏有为之士的故乡，有着共同的感觉，并谆谆以立志为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