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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在清贫的，很不开通的，极端缺乏男女社交见识的旧家子弟就不能不被这些惹人的浓艳所吸引。她们平日待在闺中打发时光的消遣，多半是抹骨牌或者上戏院看戏。骨牌，也叫牙牌，或者叫排九牌，共三十二张，可以作为赌博输赢的工具，也可以作为个人游戏如卜算命运休咎之类。《春愁篇》中说的在倩儿家赌输赢玩的就是这种牌。当时的富阳还没有正式的戏院，但一年四季，只除了秋收农忙的几个月外却都有营业性演出，所谓“卖戏”。那就是城隍庙改装的剧场，——虽然不很象样，但却是全城唯一的男女社交的公共场所。凡新换的剧团和新换的剧目，这几位开通人家的姑娘几乎无场不到。当然，未必是他们爱好戏剧而是一种不同形式的招摇过市。但青少年时代的郁达夫却是真正的爱好看戏，他不仅在高等小学堂上小学时，经常上城隍庙看夜戏，去日本以后，偶然回家也保持着这种爱好。一九一七年夏他第一次回国，自七月七日抵家之日起，据日记，除因事出访亲友者外，住在家里的几天，八日、九日、十日、十九日等都有上城隍庙看戏的记载。第八首《自述诗》注语中的“遇某氏于剧场”，即他初次遇见赵家少女就是在这种上城隍庙去看戏的场合。这次初见，别无记述，也许只是一次他自己感到了挑动心弦的新发现。别无“微笑一下，点一点头”等等的交流，但却是“恼乱童心”的开始。以后才逐渐有了《春愁篇》中所说的见面时“打招呼”，害得他“头昏耳热”的发展。因此，他开始留心和认识赵家少女早在“年纪只比我大一岁”的同学“邀我上他家里玩去”以前。这份早已被“恼乱”了的童心，虽然经过很长时间的“同芭蕉叶似的重重包裹”，但最后还是讲到了“不时上赵家”去跑跑，以至于“捏住了她的手臂”，“在月光里相对的那一刻春宵”。如果说赵家少女本来“或许无心，只同对于其他的同年辈的男孩子”一样，见面时打个招呼，但到了最后这“一刻春宵”，不会无所感触吧。她是怎样想的呢？这位舒缓娴静的姑娘，没有，也不会透露多少的正负符号，也许只不过像一壶清水中滴入了一星点蜜糖，与平日的纯净有着些微不同的滋味罢了。这一晚，应该是作者十五岁冬，正确地说，应该是他十六岁（1911年）的旧历正月十三的晚上。自十三岁秋后在剧场初见，至此才确实是“整整地恼乱了”两年的童心！
这默默相对的“一刻春宵”，是作者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的自我陶醉。就当时两家贫富之悬殊，志趣之差异，哪怕是平淡似水的关系也不可能再继续维持的，留给作者的只能是不平淡的“同水一样的春愁”。不久，赵家少女就由她的叔父做主，与一个富商子弟，据说还是作者的同学订婚（当地叫做“传红”）了。这已是武昌起义以后的民国初年，正当作者去杭州、嘉兴等地上了几个中学都感到不满而失意回家自学的时候。《自述诗》第九首，大概指的就是这些事：
一失足成千古恨，昔人诗句意何深！
广平自赋梅花后，“碧海青天夜夜心”。
国内誊清稿本诗无注，而且日本抄件中诗后注有：“罗敷陌上，相见已迟，与某某遇后，不交一言”。查这首诗的草稿，第二句曾作“前人诗句道来真”，最后一句本作“懊恼清狂直到今”。综合这些句里行间的差异和删改之迹来推测，他又遇见了订婚后的赵家少女。他深自懊丧失去了良机，还很有点气呼呼的恼恨——这才真是墙外行人的“多情却被无情恼”，实在叫赵家少女又可气又可笑的了。他自比唐代宋璟作《梅花赋》那样写下了多少情思篇呵！一代名相的宋璟，史称耿介持正，居然也写过那么香艳多情的《梅花赋》。史家左新、旧《唐书》的宋璟传记里甚至都不敢提及此事，难怪晚唐诗人皮日休见了要大为惊叹了：“我还以为宋广平是个铁肠石心的人，然而读他的清便富艳的《梅花赋》，竟很不像他的为人！”这与少年作者当时的情景，如《春愁篇》中所说，“一颗无邪的心”，“有点过份的矜持，以为成日地和女孩子们混在一道，是读书人的大耻，是没出息的行为”可说是个十分传神的自比。但在这篇末尾他说只“感到了一点极淡极淡”的春愁，其实却是“懊恼清狂”了很长一段时间，正像李商隐以月里嫦娥深悔为喻来寄托绵绵无尽的相思！
关于倩儿她们两位姑娘以及坐在左边，年纪比作者大一岁的那位同学始终找不到确知人。当地经过抗日战争八年的沦陷，凡高等小学堂旧址以西的人家、街道，尽化灰烬，烧杀之惨，令人发指。按《春愁篇》所提供的线索，倩儿和那位同学等的家正在邻近学堂以西的一带，则恐怕永远无法了解到了。但《自述诗》第十首，似乎就是说到了她俩后来的情况：
二女明妆不可求，红儿体态也风流。
杏花又逐东风嫁，添我情怀万斛愁。
注：十四岁夏遇某氏姐妹及某氏。
日本抄件本诗注语为：“是岁秋，又遇某氏姐妹及某氏。英、皇嫁后，樊素亦与春归矣！”此注语称“又遇”，而且比之于娥皇、女英与樊素，所指较国内稿已更为明朗，即指《春愁篇》所说：“当时我们同年辈的女性，装饰入时，态度豁达，为人家所称道的，有三个”。亦即倩儿等“住址接近，出来总在一道，平时在家，也老在一处”的两位和赵家少女。诗的第一句中的“不可求”似乎就是《春愁篇》中他曾说过的：“明知我自己决不是她们（即倩儿等两位）的对手”之谓。而查此诗草稿，第一句本作“二女明妆非我匹”就更其明显，则“二女”，无疑系指倩儿等二位。草稿此诗的第三、四句本为“杏花难待东风早，千叠情怀万叠愁。”整首诗以及注语是说他又遇见了倩儿等二位姑娘，她们已经出嫁了；同时也遇见了赵家少女，她，迟早也要出嫁了。怎么相识燕归来呢！虽然他与倩儿等两位姑娘的认识、交往，产生“不可求”之感，是在十四岁左右，《春愁篇》所记，亦同，但这最后一次的“又遇”，应该是作者十六岁秋后或者十七岁夏发生的事。此时心底的创伤已像投石于人生的河流，激水之余，剩下了圈圈微波，逐渐向四周扩散。接着《自述诗》有第十一首，对这一段初恋韵事，作了感情上的结束：
几度沧江逐逝波，风云奇气半消磨。
扬州梦醒无聊甚，剩向旗亭学醉歌。
注：冬题诗春江第一楼壁，有“惜花心事终何用，一寸柔情一寸灰”句。
日本传抄第四句中的“剩”作“拼”，注语为：“是岁冬题诗春江第一楼壁，诗不存集中，……（下同）”正是这两句“不存集中”，而在此注语中被单独保存下来的诗句说明，经过这番恼乱，在他的一颗无邪的童心里开始映入现实人生，尽管一切天真美好的憧憬，只落得“柔情似灰”，但却使他抚着痛疮疤自以为懂得了“终何用”。这对他的“内心变革”以至此后的思想、追求和个性留下长远的影响。据说，六年以后，一九一七年夏他归国省亲时，在故乡街头又看见过婚后怀孕，回娘家小住的赵家少女。到这时，他才极淡极淡地，只是远远地瞟了一下她的背影。十六年后，在他的《日记九种》里反复又出现过“终何用”的困扰。他一生究竟懂了没有，或者懂了多少，至今还是一些严峻的论家探索的课题。
初恋的回忆，确实像很多人说的，是瑰丽的，诗一样的。这一篇《水样的春愁》实在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用不着像读别的传记、小说那样，担心不按顺序连贯地来读会茫无头绪，如果光捡这一篇，也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娓娓动听的随笔小品来读。
六 远 程
人生的首此离家远行，恰如初恋一样，往往留下了永远新鲜得难以磨灭的印象。作者在自传的第五篇《远一程，再远一程》中忆述的离家首途情景是十分清晰，又是十分动人的。当地一些与作者同时代的老人，很喜欢读这一篇，特别是起首那几段。他们说，文章道出了他们都曾有过的感受，正是他们脑子里记忆犹新而说不上来的话。但他们对作者高小毕业和赴杭的年份、年龄却颇有争议。事出有因，这也是历来国内外研究家有所争议的问题。作者究竟是几岁，哪一年，首次离家赴杭的？这一篇中没有明说。据前一篇《水样的春愁》的末尾暗示：“正当我十四岁的那一年春天，（1909，宣统元年已酉），是旧历正月十三的晚上”，领取了县高等小学堂的毕业文凭，喝了毕业酒，当晚又去看了赵家少女，并告诉她明天就要上杭州考中学了。即是已酉年正月十四，亦即一九○九年二月四日赴杭。而据《自述诗》第十二首注语：“十五岁冬去小学……”。他毕业于富阳县高等小学是在十五岁的冬天。《自述诗》第十三首说：
儿时曾作杭州梦，初到杭州似梦中。
笑把金樽邀落日，绿杨城郭正春风。
注：十六岁春欲入杭州中学，赴杭州。
日本抄件中，注语还增加了”初到之日，即醉倒于江干酒肆，同人传为笑柄“的一语。则他上杭州考中学是在十六岁，亦即一九一一年的春天。
《自述诗》第十四首说：
欲把杭州作卞京，湖山清处遍题名。
谁知西子楼台窄，三宿匆匆出凤城。
注：闻杭府中学无宿舍，遂去之嘉兴。
日本抄件，注语中的“闻”作“因”。他到杭州后，随即转赴嘉兴。这与自传的这一篇《远程篇》所说情节相同，所不同的，是转赴嘉兴的原因：自传说是由于在杭州玩了几天，多花了钱，所带川资已不足缴付杭州中学的半年学膳费，因而转赴“学膳费比较便宜的嘉兴去进府中的”；《自述诗》说是由于杭州中学无宿舍。这两种原因，可能都是存在的。总之，他转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