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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大部分诗人对作者以后的诗歌创作都有过影响，而影响最早的是吴梅村。虽然《远程篇》中所说的在嘉兴“一味的作诗”，原稿至今未发现，似乎没有保存下来，或许在以后发表的诗中有一些是嘉兴的篇什也说不定。但无论如何，目前所能读到的作者早期诗歌，在风格上，受吴梅村的影响是明显的。这与作者早期的其他作品，在思想上，多少受过还有二部读得非常快活的书——《庚子拳匪始末记》、《普天忠愤集》的影响是一样的，不过吴诗的影响似乎更容易看出来。按作者的说法，在这段时间里，这三部书，确实对他有过较大的“内心变革”。
七 孤 独 和 圈 外
孤独，从人类的社会构成以来，大致可以说不是先天的吧，但孤独却又是普遍存在的。而作者的自传，孤独简直是连贯九篇的纵线。他自出生、孩提、入学，由小学而中学，以至东渡留学，虽然在各个阶段，他找过同学，恋过异性，说明他也有着摆脱孤独的本能愿望；虽然作者还带着快慰的口吻，说孤独也带给他大量读书等等的乐趣，显然这不过是缄默者的苦笑，不甘心的自嘲；虽然自传各篇叙述了各个阶段的不同原因，但百途归一，孤独始终是伴随着他的阴影。如果允许摄象机样拉远镜头，在更广阔的视角里纵观，自传所撰述的年代是这样，甚至不妨说他的最后年代还是带着孤独的阴影离开人间的。如果得以分析化学样分离原子结构，则各个阶段、各种年代的不同原因之中，是否也可以提炼出一个共同的东西来？自传的第六篇《孤独者》和第七篇《大风圈外》，作者向读者展示的，似乎正是痛定思痛的东西。
这是个专制王朝总崩溃前四海汹汹、人人窒息的时代。作者这两篇概括的虽然是一九一一年前后的那场革命的年代，其实，一九一一年之后，以至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他所处的，何尝又不是那场“革命尚未成功”的时代！
在嘉兴读了半年以后的当年夏末初秋，他转入杭府中学。他与徐志摩同学应该就是这个时候。但作者在徐志摩遭空难后所写的《志摩在回忆里》说：“大约是在宣统二年（1910）的春季，我离开故乡的小市，去转入当时的杭府中学读书——上一期似乎是在嘉兴府中读的，终因路远之故而转入了杭府——那时侯府中的监督，记得是邵伯絅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图书馆对面。”回忆的事件相符，而时间颇有出入。这篇文章写作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而三年后写作自传的第六篇《孤独者》却说：转入杭府中学，“就在那一年（1909年）的冬天，留学日本的长兄回到了北京，以小京官的名义被派上了法部去行走。……”时间相差一年。查作者的长兄郁华（曼陀）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专门部法律科是在一九一○年七月，归国后参加清政府的“游学毕业生考试”。据清政府宣统二年（亦即1910年）八月十六日的《政治官报》公布，他考试合格，被擢用为七品小京官，而自传的回忆，在时间上都错早了。
据前以证实的较为正确的《自述诗》第十六首注语记载“八月改入杭府中学”，应该是一九一一年。《志摩在回忆里》所回忆的时间，也错了。陈从周先生编的《徐志摩年谱》（1981年，上海书店版），一九一○年条下载：春，志摩“入杭州府中学求学……同学中有董任坚、郁达夫……等”。同学中有郁达夫一语，系根据《志摩在回忆里》的记述，因而，也搞错了一年。一九一一年，即宣统三年。正是这一年的十月，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因此《自述诗》第十七首接着说：
鼙鼓荆襄动地来，横流到处劫飞灰。
秣陵围解君臣散，予亦苍茫过马嵬。
注：八月革命军起，杭州亦乱。余奉祖母、母亲避难家居。
第四句第三、四、五字原稿留有修改痕迹，本作“匆匆出”，又用红笔圈去，修改为“苍茫过”。日本抄件仍为“匆匆出”，注语则为：“八月武汉革命军起，杭州亦乱。学校散后……（下同）”。可知这首诗的注语的“八月”，系指旧历。这年旧历闰六月，武昌起义，新军第八镇打响第一枪的十月十日，还是旧历的八月十九日。一声枪响，全国响应。但杭州随大流，宣布独立，成立浙江军政府是在十一月四日。这其中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杭州真是既慌且乱。杭州府中亦在慌乱中散学，作者只能回故乡“避难”。此诗的末句改“匆匆”为“苍茫”，确是更为传神地状写出“大风圈外”的作者当日心态。因此，作者在杭州府中的学习的时间，他自己在《志摩在回忆里》虽称之为半年，实际上只不过两个月左右。
但这是很不平常的两个月。全国上下，那种山雨欲来的窒息死闷空气，使每个人都承受着凝重的低气压。而作者正在这种时候，以“一个不善交际，衣饰朴素，说话也不大会说的乡下蠢才”，来到了全省的最大都会，进入了“大半是锦衣肉食的乡宦人家的子弟”的杭州府中。政治气压立刻具体化了。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人是千方百计，“不顾血本”地，当然是有苦说不出地努力趋附，以求“归”化；有人则以不变应万变，当然也是十分痛苦地，内心却是骄傲地“固守着我自己的壁垒”。作者早在《学堂篇》中就已完成了一身傲骨的变革过程，此时走的当然是后一条路，他只能继续在孤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孤独促使他“钻向书本”，拼命地把零用钱省下来买旧书。这段在杭读书期间，包括府中以后进出各教会学校之暇，徜徉书铺，比嘉兴回来路过杭州所买的书更多了，看来其中大部分还是诗词韵文一类的旧小说，如《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的，作者“接触的最初的两部小说”，《西湖佳话》和《花月痕》，就是在这时买的。甚至“有一次因气不过，就忍痛出了块把来钱，买了一部黄纸印成的（清黄仲则）《两当轩集》”（见《关于黄仲则》）。因此，视野和接触面是大大地扩展了，不仅广及宋、元、明、清诗，也读宋词、元曲，各种传奇，杂剧，如《桃花扇》、《燕子笺》，乃至通俗话本。他说：“真正指示我以作诗词的门径的，是留青新集里的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这时间他大概也买过和读过不少诗话，不仅从诗话摄取不少作诗的滋养，而且读多了，还读出一门比较诗话的学问来。一九一七年他在《云里一鳞》中就给未婚妻孙荃谈过精彩的心得：“诗话剖词断句，有益于初学者不鲜。然亦有受其害者，如《随园诗话》之类，有益于初学者，有害于进步，可读一过，不可奉为终身宝筏也。诗话之妙者，有《全唐诗话》、《沧浪诗话》、《带经堂诗话》（王阮庭著）、《瓯北诗话》等。”
从此也使他尝到了买旧书能够买到“最经济最有用的书籍”的无限快慰。日与古人为伍，他当作了在孤独中的“唯一娱乐”。此后，孤独与买书，犹如一对孪生兄弟，依伴始终，以至买旧书成了他的终身嗜好。在他留世的日记里，最常见，也是最多的就是买书的记载。他一生买了将近五万册的旧书。他不是为藏而买的藏书家，是为读而买的。这样大量的书，他短促的三、四十年间怎么读得了呢？尽管他的读书速度很快，古人说的一目十行毕竟是夸说之词。他在中学时买来的书，有可能较细阅读，并且越读越快。但去日本以后，买书既多，据说就形成了个读书习惯：除部分特别爱好的精读者外，一般是阅首尾以知取舍通内涵而足矣，需要时重检，也极易翻查。大概书买多了，以有限的生命，涉无涯的书海，他总有他的良方。然而这种读书方法，不是像他这样记忆力极强的人是难能奏效的。因此，他读书的秘密是涉猎虽富而重在选取。他曾劝婚前的孙荃夫人读唐诗，但又劝她无庸贪多。他说：“唐诗所选种类颇多，最知名者为王尧衢注之《古唐诗合解》、蘅唐退士之《唐诗三百首》、某氏（忘其名）《续唐诗三百首》”（按：指金坛于庆元编的《唐诗三百首续选》——笔者）、某氏（忘其姓氏）之《三体诗选》（按：指周弼、高士奇选注的《三体唐诗》——笔者）、李于鳞之《唐诗选》等。首列二书，家各藏之；后列各书，富阳不多见也。能熟读前二书，一生已足受用，不必抛手里之孤禽，求林中之两鸟也。”又劝她读经史：“经史不可不读，不必多读，百子亦然。”（均见《云里一鳞》）可能就是他选取的经验之谈。
顺便说这批旧书在他身后的去向。据了解，他在日本后期所买，初运北京，后与在上海、杭州所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