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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岁的青春,处在世纪末以来的性解放潮流泛滥的日本,被异性所吸引,“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的 事,就更是不可抗拒的了。富长觉梦先生在《回忆郁达夫·(39)阿隆》一节中,谈到这样一件事:“在名古屋八高读书的时候,他的下宿处有一个少女,名叫隆子。他为她写了诗,可见他心下是钟情于这少女的。当然,懦怯的,特别是在什么事上都有强烈的自卑感的他,是不会有什么表示的。表面上态度冷淡,心底里却燃烧着火。最后就这样搬出了下宿,离开名古屋去了东京。”稻叶昭二先生并在这段话后加了注,说明隆子姓后藤,引了作者赠隆儿的三首诗。这件事发生在《雪夜篇》以后的年月,《雪夜篇》亦未具体提到,本来不属本文所“说”的范围。但既承日本学者缜密研究以至于此,估计,富长先生依据作者《赠隆儿》诗及诗后附记而谈的,稻叶先生则是依据拙编《郁达夫诗词抄》的有关《编者按》而说隆子姓后藤的。诗既抽象,而十分抱歉,该《编者按》又语焉不详,颇劳推测,因此,这里就顺便补说一下,与《雪夜篇》多少也有点瓜葛。后藤隆子不是作者下宿处的少女。她家开设着小杂货铺,作者每次自当时的八高去名古屋市上都要经过,逐渐熟悉。一九一七年六月十日,星期日,作者经过时曾在她家“购纸印数事。隆子嘱代买《寮歌集》四册,(作者)为之奔走半日”。当夜又去她家“告以已为定妥《寮歌集》”。这个讯号使作者第二天就“念隆子不置”,写了《赠隆儿》诗两首,并寄给了服部担风先生。这就是后来刊出在六月二十三日《新爱知新闻》上的两首。此后十余日内,过从甚密。作者诚然是懦怯的,但是不是“不会有什么表示”或者“表面上态度冷淡”呢?他有他自己传情的方式:他不仅送去了《寮歌集》,还送去花邮片,片上写录了Coleridge的诗——爱情篇的首节:
All thoughts,all passions,all delightsWhatever stirs this mortal frame
All are but ministers of love,
and feed his sacred flame。
以后又送去笔一支,西洋人物邮片二张,乾花一纸。并带去一柄扇子,一本英文集Golden treasure,要求她将其中的一节情诗亲笔书写于扇面回赠他。这天,他去得很早,看见他“发垂垂及颊际,衣睡服,晨妆尚未毕也”。经要求,隆子腼腆地低下头答应了。灵犀这一通,立刻把他的孤寂平静的学生生活扰乱了,“归家后如醉如痴,觉一日心忐忑不能定”。自悔不问一问她已经几岁了,又“私怨隆儿何以不以家系、学籍事问予”,又自宽自慰,“总为女儿含羞,不易动问故耳!”甚至“坐立不安,总觉有一物横亘胸中,吞之不得,吐又不能,似火中蚁,似圈中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为Venus所缚矣”!几天后,隆子果然为他写好了扇面,写的是另外两行日文诗:
ほのはゐ
朝日り君も松まご出ご人
ガぶし月ょオれむオすゐた
早在六月上旬,作者已决定回国省亲一次,向校方办好了请假手续,打算二十五日启程。二十二日晚他向隆子去告别。隆子问:“地久节还能留在名古屋吗?”二十五日就是地久节,这晚公园里将有烟火和音乐,意思是届时能同去玩玩吗?作者表示可延迟行期至二十九日动身。但到了二十四日忽然起了一百八十度变化,“午后至隆儿处取英诗集,与诀别,以后不复欲与见矣!”原来他在二十日就曾思前想后,不胜自卑:“予已不幸,予断不能使爱予之人,亦变而为不幸。此后予不欲往隆儿处矣!”几次欲别而不能,最后此念终于占了上风。隆子是否感觉出此意,这场诀别戏是怎么唱的?是明说还是暗示?就莫知其详了。二十五日晚他当然不再去公园,而是伏枕吟成了《别隆儿》诗,即以后发表在《新爱知新闻》上的那首,其末二句:“只愁难解名花怨,替写新诗到海棠”,并非虚指,是概括了这番经过的。于是他的归省,又提前在二十七日成行。那柄题有娟秀的日文——意为“望朝曦而思君矣,莫对残日而怀余”——多么美好的古歌的扇子同时带回国来,在“文革”以前,还一直保存在富阳老家里。事过情迁,作者返回日本以后,重读这段日记,不能无感,即在六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上书眉批云:“自十日起,至二十四日止,此十四日中予乃梦中人也。”此后,与隆子再无特殊往来,当然也无须因此而“搬出下宿”,继续在名古屋八高上学。一直到一九一九年,作者已即将在八高毕业,还与隆子见过最后一面:三月二十一日夜“归遇隆儿、梅儿(按:系大松旅社的一个女侍者——笔者)于途,为之自失者久之。”
此外,稻叶昭二先生令人感佩地向当年房东Kaku女士调查所记的另一个女人的事,是发生在《雪夜篇》以后更远的日子里的,本文是“说”不进去了,且容另文再说。
作者自一九一三年秋末东渡后,大概确是倾全力于补习,目前所能收集到的作品,除抵日之初写过二、三首小诗外,一九一四年整年不见有新作。一九一五年春,在一高预科时始见恢复写诗,并在上海《神州日报》发表,使得同班同学的郭沫若也认为他作旧体诗词“已经做到了可以标为‘行家’或者‘方家’的地步”了。 进入名古屋八高以后,写得尤多,初在八高《校友会杂志》上发表;一九一六年五月拜识服部担风先生以后,多数就在这《新爱知新闻》上发表。这两年内的诗作,笔者在收集、编订《郁达夫诗词抄》时大部分尚无法读到。感谢日本学者稻叶昭二先生精细收集,并于一九八一年接到拙编后郑重录示,才大致了解到这两年内的作品情况。
作者一生的旧诗,从数量看,在日本十年中所写占了一半以上;以气质言,由于生活遭遇之迥异,与回国后所写的另一半似颇见轩轾。但追求清新、超逸,讲究性灵、神韵的风格却是一贯的。此种风格的形成有个过程,而在抵日后的两年内就已开始了。这与他的读诗素养,艺术偏爱有密切关联。他曾为未婚妻孙荃选诗助读,号称“神韵集”,选的大多是唐诗。其中李德裕的《长安秋夜》:“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作者批注云:“态度浓浓,想见宰相举止。后半首清寂怖人,予最爱此等写法。”他劝孙荃多读晚唐诗,并说了一番道理:“晚唐诗人以李义山、温飞卿、杜樊川为佳。试取李商隐《无题》诸作而读之,神韵悠扬,有欲仙去之概。世人以其过于纤巧而斥之,误矣!诗必纤巧而后可,何过之有?!”
(1919年8月6日信)“杜樊川诗,虽多杨柳烟花,金钗红粉之句,然描神写意,各得其致,闺阁中之好伴侣也。温庭筠不遇终身,敏才逸思,徒消费于红薇斗帐之中。其诗哀而艳,其词雅而香,所谓百读不使人厌者,其唯八叉集(按:即温庭筠诗集——笔者)乎!”(《云里一鳞》)在清代诗人中,这时期,作者已经从当年的爱好吴梅村,承认《吴诗集览》对自己的“影响最大”,进而到了承认自己是刻意模仿吴诗的信徒:“弟诗虽尚无门径,然窃慕吴梅村诗格,有人赞‘乱离年少无多泪,行李家贫只旧书’(按:系作者作于1915年的《寄友·颈联》——笔者)为似吴梅村者,弟亦以此等句为得意作也”(见1916年冬致长兄、嫂书)。对于独尚神韵的清诗人王渔洋更推崇备至,他教给孙荃:“王渔洋灞桥寄内诗云:‘长乐坡前雨似尘,少陵原上泪沾巾;灞桥两岸千条柳,松尽东西渡水人。’此绝句中格调之最上乘也,可法之。唐人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按:系杜甫诗《阙题四首》之三——笔者)诗非不佳,读之觉神丧气阻,无一往之深情,不可学也”(《云里一鳞》)。此外,他还看上了酷似吴梅村的陈碧城(文述)。到名古屋后,他除大量购读西洋文学书外,也买过《陈碧城绝句选》来读(见1917年12月11日、12日《日记》),还为孙荃选录陈的绝句多首:“陈碧城诗清新轻快,堪为女子师,是以录之”。其中《空庭独立偶书所见》:“秋阴如梦紫苔肥,雨后新凉试夹衣,坠叶无声帘不卷,斜风满院白蛾飞。”后二句他字字圈点,以示欣赏。所有这些都是他直言不讳的私房话,当日是怎么也意想不到身后的一天会因追溯其渊源而公布的,自然就用不着像中年后发表关于宋诗评价那样加些调味的“外交辞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