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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苏雪林）
长天渺渺一征鸿
——从抗战政论杂文看郁达夫及其人格精神
苏立军
郁达夫的一生虽然是复杂的，但其人生的轨迹、思想历程贯穿在其五十年的年轮中，却是鲜明的。他是用一支永不生锈的笔来组合起其生命元素的，自他懂事起仿佛就和书和笔和写作联系在了一起，而构成了他生命的全部。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郁达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即使在经历了其殉难之后至今的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人们对于郁达夫的认识，已从偏执的、狭隘的窨窖中走出来，开始全面剖析郁达夫作为一个人的全部经历和思想及作为独特的郁达夫所带给人们的种种有益启示时，依然不能非常融洽地把文学家和爱国者这种双重身份融合在郁达夫身上。查阅有关资料，在国内出版的郁达夫著作中，小说散文诗词成为出版热点，而政论、杂文等著作大概只有郁风编的《郁达夫海外文集》了。而有关专门研究其政论、杂文的论文或论著也几乎没有，可查找的也只有新加坡的方修为《郁达夫抗战论文集》所作的序以及刘尊棋为《郁达夫海外文集》所作的序和郁风在《郁达夫海外文集》一书编后所写的《盖棺论定的晚年》中有所论及。
其实，我们以现代人的目光回头再来检索郁达夫的一言一行，不难发现，郁达夫在从抗战爆发直到其生命终结的八年间是一个相当突出的时期，如果在无意中割断了这一段历史，也便会在无意中割裂了郁达夫的人格精神的完整性。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这短短三年间所作的时评、政论、杂文为我们提供了有力地论证郁达夫人格精神力量的依据，其出色的精神演绎，让每一个有意于了解郁达夫的人感受到，郁达夫不仅是一个正直的文人，而且还是一个出色的战士。
一、高屋建瓴，审时度势的战略家
笔者有时会呆想，郁达夫何不能冠以“战略家”的称号呢？夏衍就曾说：如果郁达夫从政，肯定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颓唐中隐现辉煌——郁达夫》的作者王观泉先生说得更透彻：“郁达夫，已经不是准确意义上的文学家，他是新闻记者、政论家、军事评论家、组织工作者、外交家和沟通中国抗战与世界联系的报纸编辑……这些全部汇合在郁达夫一个人身上，使他的智慧和才干在关系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生死存亡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充分的发挥……”（1）而笔者又从他的政论杂文中看到了他的战略眼光。
郁风说：“他不但注视国内战场的每一变化，而且熟知欧洲军事地理和政治历史，凭他所掌握的资料和正义的洞察力，抓住每一对我有利因素，……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常能作出正确的判断。”（2）刘尊棋也说：“对于敌情的分析，他独具慧眼地揭露日本在每一个转折点中的弱点，击中敌人要害！”（3）
笔者以为，如果说鲁迅是拿着匕首投枪在前线冲锋陷阵的勇士，那么抗战时期的郁达夫则是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审时度势的战略家。尤其是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这三年间，郁达夫在新加坡前后一共负责主编过十一种报纸副刊和杂志，最多时同时编八种，最少时也有三种，而且都是亲自动手。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此次南来的目的是：“当国内烽烟遍地，敌人的残杀我妇孺，轰炸我不设防城市的‘犯大厉是姆’不停止之前，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4）
正因如此，郁达夫在极度繁重的工作重压之下依然保持充沛的精力，编报纸，写政论，撰社论，以饱满的激情关注国内国际时局的变化，给抗战军民以方向，以鼓舞。
第一，郁达夫以敏锐的触觉透视敌国情形，揭露敌国的虚弱本质，鼓足干劲激发中华同胞树立抗战勇气。
针对敌国的政治与军事所玩弄的伎俩，郁达夫分析道：
“敌国内已无可调之兵，国外亦无存聚之货，国际间信用毫无，而军事上又陷入了扑空之辙，穷极无聊，只能再变一变了。这将近第七十二变的全貌，就如下述：
（一）只教攻击我们的领袖下野，目的就算达到。所用的是分化，离间，造谣，威胁等手段（二）破坏我们的法币，使我们的民众对中央失去信仰，造成普遍的恐慌。
（三）扬言中央政府，已变为地方政府，无抗敌的意志与实力，使友邦感到失望。
（四）粗制滥造些傀儡组织，造成联邦政府的伪名，由平津伪政府，南京伪维持会，蒙疆，汉口，广州等伪组织中，抽调几个走狗出来，组成一大傀儡班来代替中央，另组一对支中央机关，为太上政府，来作提线的把戏。
（五）绝断我们军火的来路，用挑拨、威胁、延宕等手段，使我们得不到国际的援助。”（5）
这里的分析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看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后狰狞面目。此文写于一九三九年元旦，郁达夫以他政治、经济、军事等知识及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使读者看清了敌国外强中干的本质。像这样的政论还有很多，如《日本的议会政治》、《美倭之间》、《敌军阀的讳言真象》、《敌寇政治进攻的两大动向》等等，大概有十多篇。
不仅对敌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作出了精辟的分析，而且郁达夫还对敌人的文化侵略有深刻的认识。郁达夫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极其野蛮而残酷的，它既有用飞机大炮的屠杀进攻，又有政治进攻，经济进攻，谣言进攻，毒物进攻，娼妓进攻等，而其中的文化进攻则是敌人用以灭我种亡我国的毒辣手段。他说：“他们先要使我们记忆国族，所以就授以日文，改变小学教科书；再要证明中日亲善的实际，所以就从由我们这里劫掠去的金钱中拿出一小部分来，示义卖恩，颁赐小惠。或设奖学金，或选派优秀学生至敌国留学；或对于一二稍有声望，甘为奸人走狗的堕落文人与所谓学者，予以小小的荣誉。这么一来，沦陷区的读书种子，就尽入敌人的彀中。再过几十年后，便可将中文完全废止，使炎黄子孙，完全甘心情愿自称作日本的臣民了。”（6）
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认识的敏锐与深刻，因而就有了明晰的方向：
“再看看我国自抗战以来的政治罢，大家都晓得的，中国自民元以来，绝不能做到的全国统一事业，却铁样的做到了，澄清吏治，统一政令，发展交通，各党合作，此外的种种政治设施，要五十年才做得成的长足进步，统在这两年之内完成了。以后的团结，只会得日坚一日，建设发展，也只会得日快一日。”（7）
“现在，全国正在拼死命，为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争血路的这时候，我们所最须努力的，就是使言语统一起来，使文字和言语一致起来的两点。这两点倘能完全做到，则中国的统一，决不会破坏，中国的民族与国家，也就永远不会亡了。”（8）
显然，这种中肯而精深的分析，这种正气凛然的引导，这种鼓舞人心的阐述，对中华同胞燃起抗日的激情，投身抗日洪流，是具有深远影响的。
第二，郁达夫以新加坡为阵地，团结南洋华侨，组织抗敌求亡运动，迅速而准确地接收分析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把握国际局势，透视敌我发展动向，指明了战争的性质。
自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战爆发，郁达夫一直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如《错综的欧局》、《欧战扩大与中国》、《今后的世界战局》、《英美合作的反应》、《轴心国两面作战与马来亚》、《以德苏战局为中心》等十多篇文章均涉及了当时的战争形势，而且郁达夫非常善于联系中国国内战局来思考，来分析。一九四零年八月十日，他在《星洲日报》上发表社论，文章从意大利、德国、英国的实际军事力量和在西战场上形势的分析，认为“欧战仍旧还没有到决战的最后阶段，”也“还未脱外张内驰的境况。”在东方战场，“日寇的占侵越南之行动，似乎更加露骨”。而日本海军总怀念进据围洲岛，大批军舰、航空母舰集中东京湾，接连不断地从台湾开来运输舰，加之“重兵之调往桂越边境者为数已达三万”等等迹象证实，敌寇“存心侵占安南，则已是铁之事实。”文章认为，这不过是敌阀的“虚声恫吓”，其结果“恐将不能下台。”（9）
这种推理是符合实际的，正表明郁达夫对当时的时局的准确把握。
郁达夫不仅洞悉时局，更能以乐观之心态看待敌我发展的动向。一九四零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