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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推理是符合实际的，正表明郁达夫对当时的时局的准确把握。
郁达夫不仅洞悉时局，更能以乐观之心态看待敌我发展的动向。一九四零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我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有一百多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身在海外的郁达夫即在“百团大战”之初就发表社论《华北捷报与敌寇的孤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由此大捷，而来下判断，则第一，我西南国际交通路线，滇越与滇缅两处，虽被封锁，对于我之持久抗战，仍无丝毫影响，又可得一证明。第二，敌寇的最后孤注，将竭其全力面向我再作一次总进攻之举，决无胜利可言，已可断言。”并乐观的认为：“此次华北之捷讯，尚系我初试反攻之局部的成功，决定敌寇总崩溃命运之会战，恐怕将在敌寇冒险进攻我西北，或袭击我川滇之前后。”（10）
尽管这种预言有失偏颇，但对敌我发展情势的分析依然有其效用，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析在本质上是对在当时久处殖民地的环境中部分人认定的“失败论”的有力回答。
所以，郁达夫是以必胜的信念参加到保卫祖国的行列里来的。他对抗日同胞指出：“抗战最大的目的，当然是在求我民族的自由解放，与国家的独立完整。”（11）“我们这一次的抵抗侵略战争使国际间前进的诸人士，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华民族；是反侵略的急先锋，是为主张世界的和平正义，不惜牺牲一切，来抨击法西斯蒂强盗的先觉者。”（12）这种信念使他明确了战争的性质，也使更多的同胞看清了战争的正义性，也更加明确了战争的发展方向。
在解读这一篇篇凭借他革命的乐观主义才情，青年时代所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和对敌我战局，国际情势的丰富资料而写出的鼓舞人心和具有说服力的政论杂文，笔者深深为郁达夫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战略天赋所叹服。
二、泱泱大国的风度与人格精神的凝聚
新加坡的方修先生说：
“看了这一批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政论，再看郁氏逃难苏岛途中所写的一些苍凉豪迈的旧诗，如‘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等才会觉得他的一反前期的‘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那种颓废伤感的风格并不是突变的、不自然的，而是完全有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可寻的。”（13）
确实，抗战时期写下的时评、政论、杂文，在郁达夫人格精神发展中举足轻重，是其思想轨迹中重要的组合元素，显示了其人格精神质的飞跃的重要阶段。
纵向溯源，爱国种子早在杭州求学时代即已种下，而在日本留学时期，弱国子民的深切感受，又是爱国种子萌发的催化剂。在那个时期，郁达夫在小说中喊出了“祖国啊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14）而且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意识到：“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15）同时，也是在这个时期，郁达夫又与日本文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遭受着弱国子民的歧视，忍受着不该承受的耻辱，但郁达夫却以其超群卓越的才华赢得了日本友人的尊重。时年21岁的郁达夫与日本诗坛宿星，50岁的服部担风先生的莫逆之交即是一个明证。（16）爱国与跨国界的友谊，深入到郁达夫的思想精髓之中，便在抗战中闪烁出人格的光辉来。
在此，笔者便试图对抗战时期的郁达夫对爱国与友谊的关系是如何把握的，作些初浅的探讨。
首先，作为一个有着十年留日历史并和日本文人建立了深厚友谊的中国作家，即使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依然没有忘记这种友谊的珍贵。但此时的郁达夫对敌友的标准是非常明晰的，他对日本人民和日本军阀有着严格的分界线。
当日本侵略者面临中国人民的强大抵抗，进既不能，退又不可之时，就勾结汉奸，玩弄和议的把戏，郁达夫一针见血的指出：
“日本要想向中国求和的话，……只有日本的民众，大家起来，推翻了侵略热狂的军阀，肃清了军阀的走狗和余党，……那中国自然可以有磋商的余地。”（17）
当日本友人佐藤春夫无耻地投靠了日本军阀，以小说《亚细亚之子》来影射郁达夫与郭沫若，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时，郁达夫愤怒地说：“现在的这一种阿附军阀的态度，和他平时的所说所行，又是怎样的一种对比！”“日本的文士，却真的比中国的娼妇还不如！”同时，他又说：“我们对于那些军阀的走狗文人，只能以一笑一哭来相向，如对于摇尾或狂言的老犬一样。对于那些真正有世界眼光，有文人气节的作家，应该以全腔的热血来致敬，不分国界，不问人种也。”（18）爱憎与敌友之辩非常清晰明了。
更能显示这一点的是在《敌我之间》的一文中。一九四零年五月，正在两国进行着激烈战争的时候，郁达夫收到日本文艺批评家新居格氏写给他的公开状，历叙了过去的友情，流露出了对战争的厌烦与对和平的渴望情绪，表达了希望两国的不幸早日过去以便可以亲密地交谈艺术的意愿，郁达夫面对复杂的形势，思之再三，作出了大胆而正确地抉择：将来信和复信以《敌我之间》为题一并在《晨星》副刊上发表。他在回信中充溢着大度与机智。郁达夫说：“国家与国家之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的存在着，”并告诉新居格氏，“中国广大民众因这次战争的洗礼而大大进步了，”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并且坚定地指出：“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的不同。和平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显然在告诉新居格氏，日本军阀一日不除，中国民众就不停止战斗。那么要到什么时候才来“以赤诚的心，真挚的情，来谈艺术”呢？应该是在“一切阻碍和平，挑动干戈的魔物，总已经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狱里去了”的时候。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郁达夫并不囿于狭义的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来倡导爱国，而是以一种泱泱大度，为民请命的“大国之风”来看待时势，分辨敌友的。（19）
同时，面对这场侵略战争，郁达夫始终保持他的高度爱国热情，坚信抗战必胜；对民族败类进行毫不妥协的鞭挞，体现出郁达夫人格精神的凝聚和升华。
郁达夫曾于一九二一年在东京千人集会上舌战尾崎行雄，磊落的态度，得体的措词，充足的理由，驳得“日宪之神”中途退席，显示出强烈的爱国情怀，时至抗战爆发，老母胞兄殉难的极大不幸使他发出了：“无母何依，此仇必报！”“好凭血债索辽东！”的怒吼，并升华为一种爱国激情，融化于他的言行之中。他说：“我现在跑来跑去，并不觉得是战时的行役。我只觉得是在作一个对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的助手。”（20）还说：“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21）这种对战胜日本军阀主义的信念，在《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九一八”九周年》等十多篇文章中都有表达。
并且，他对卑躬屈膝，背叛祖国，投降卖敌的汉奸行径给予了无情的鞭挞。他说：
“各种伪组织的中心人物，试看有一个象人样的没有？不是失意三流军阀，便是地痞恶棍，人格破产，贪污恶劣到骨髓的鼠子。这些人渣，简直是连衣冠也穿不上的禽兽。”（22）
郁达夫先生愤怒地揭露了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一九四零年，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又对臭名昭著的汪精卫和陈公博等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这一事件愤怒地加以讨伐：
“痛恨之中，尤觉得切齿的，是虽称这些烈士的同胞之中，竟有一个生长在烈士们埋骨之乡的汪逆，也正在乘这一时机，上伪京去组成了出卖改变子孙方向的伪府。”“南京的傀儡戏，无论在国际友邦那里，或在我国同胞之中，是完全不值得一提的虫鼠狗彘的行为。”（23）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郁达夫面对好友们的变节，他的坚定意志和人格精神所发挥出来的魅力。当时，创造社同仁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最早对郁达夫的小说和散文作出肯定的周作人也作了汉奸，郁达夫认为：“文化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接着进一步指出：“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老母在故乡殉国；胞兄在孤岛殉职，他们岁都不是文人，……但我却很想以真正的文人来看他们，称他们是我的表率，是我精神上的指导者。”（24）语气中表达出一种坚强与正直，保持着文人应有的爱国气节。在大是大非面前，郁达夫的人格得到了升华。
透过这些政论杂文的字里行间，笔者认为，与抒情时代的郁达夫相比，已以全新面貌出现，他站在民族的风云变幻之潮头，以泱泱之风度，审视着各种各样的时势人事，以充满睿智的目光，分辨敌友；以无限珍爱的情怀，表达信念，凝聚成一股强大的人格力量，升华出爱国的民族精魂。
分析至此，笔者感觉到了一种艰难。艰难的是笔者只能仰视久已远去的郁达夫。他仿佛站在天际挥舞着那双看来并不强健的双手，并以那支普通的笔写出了熠熠生辉的文字来。是的，那笔很普通，但抗战时期的那支笔，却进化成了一副望远镜或者一台显微镜，郁达夫站在时代的演讲台上，面对千千万万的受难同胞，也面对着穷凶极恶的敌人，却从容不迫，纵横捭阖，演绎着一幕幕动人心魂的历史剧。
他是文人，但却是能做到“失节事大，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