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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动人心魂的历史剧。
他是文人，但却是能做到“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句话的文人；他也是战士，是“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25）的战士，抗战时期写下的政论杂文，就是他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中闪亮人生的写照。如果我们再向他人生轨迹的最终归宿掘进，便不难理解，郁达夫在最后一首旧体诗《题新云山人画梅》后为什么要署“乙酉春日苏门啸隐书”了。一个向以笔作为战斗武器的文人，在他最后岁月里却不能尽情抒写，该是如何的难以排遣心中的郁闷呢？
面对着见识广博，感情充沛的郁达夫，笔者难以自抑的想：站在时代旋涡中的郁达夫，身处家庭破裂的境地，面对老母胞兄的血债，何以能大度之风叙旧情展新谊？何以能不被情感所淹没而看清日阀的本质？何以能透视世界战局，把握敌我战争动向？何以能充满乐观态度满怀胜利的信念？
郁达夫的抗战政论杂文，是充满鼓动力和战斗力的，也是充满理性和智慧的。笔者最终相信了郁风所说的一句话：“他也并非空谈豪言说壮语，而是确能看到敌人的外强中干和中华民族的潜力雄厚，重分析，讲道理，举事实。”（26）这也许就是郁达夫政论杂文能闪烁出光辉来的根基所在。
注释：
（1）（26）郁风《盖棺论定的晚期》，《郁达夫海外文集》第698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1版。
（3）刘尊棋《〈郁达夫海外文集〉序》，《郁达夫海外文集》第5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4）郁达夫《关于沟通文化的信件》，《郁达夫海外文集》第530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5）（20）（21）郁达夫《估敌》，《郁达夫海外文集》第18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6）郁达夫《敌人的文化侵略》，《郁达夫海外文集》第63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7）郁达夫《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郁达夫海外文集》第48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8）郁达夫《语言与文字》，《郁达夫海外文集》第367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9）郁达夫《紧锣密鼓中之东西战场》，《郁达夫海外文集》第107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10）郁达夫《华北捷迅与敌寇的孤注》，《郁达夫海外文集》第130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11）郁达夫《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郁达夫海外文集》第93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12）郁达夫《纪念“九一八”》，《郁达夫海外文集》第60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13）〔新加坡〕方修《〈郁达夫论文集〉序》，《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58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14）郁达夫《沉沦》，《郁达夫全集》第一卷第5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15）郁达夫《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郁达夫全集》第四卷第36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16）郁峻峰《郁达夫与服部担风》，《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3期第120页。
（17）郁达夫《和从哪里讲起》，《郁达夫海外文集》第29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18）郁达夫《日本的娼妇与文士》，《郁达夫全集》第六卷第317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19）〔美〕李欧梵《〈郁达夫抗战文录〉序》，《郁达夫研究资料》（下）第55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20）郁达夫《岁朝新语》，《郁达夫海外文集》第274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23）郁达夫《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郁达夫海外文集》第85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24）郁达夫《“文人”》，《郁达夫海外文集》第409页，三联书店1990年12月第1版。
（25）郁达夫《乱离杂诗》（之十），《郁达夫诗词集》第16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第１版。
悼郁达夫
悼郁达夫 一个颓废的诗人，一个感伤的浪子，他忧忧愁愁地来了，又忧忧愁愁地走了。 他的才华堪比徐志摩，他的忧郁犹胜梁遇春。 他是不应该属于那个阴暗年代的人，却在那个时代留下他的雪泥与爪印。犹如尼采为自己早生一个世纪而感到的尴尬。 他的多愁善感有如少女，他的直率真诚又似孩童，他是长不大的天真的孩子，就注定了一生的多灾多难。
在那危机四伏岌岌可危人人都戴面具的时代。 。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郁达夫用亲身的体验来实践着裴多斐的诗句。达夫的爱来得炽热，来得猛烈，他从不掩饰自己，从不压抑自己。 他用如掾巨笔述说着坚贞不渝的情爱，他的文采可以感动任何一个女人，也包括王映霞。王映霞接受他的情感，却没有接受他的思想。 达夫的思想怪异绝伦，独树一帜，没有人理解他，没有人宽恕他，作协拒他于千里之外，王映霞也无法不例外。她是个非常时髦的现代女郎，她看重的是达夫的名声，地位与金钱。和大多数的女人一样，王映霞也不过是包着一层美丽外壳的银蛋。这样的女人什么都有，独缺灵性。当达夫的思想不能唤起爱人的共鸣，当达夫的才情不能满足爱人的虚荣，有钱无才的第三者便有了插足的机会。
自古才命两相妨，有人这样概括李商隐的一生，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郁达夫。达夫正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李商隐。他的妻离子散，客死他乡。也一如李商隐。达夫虽死，他的《沉沦》却足足影响了一代的青年人。
轻轻地他走了，
正如他轻轻地来，他挥了挥衣袖，没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了不少的文化宝藏， 和那深深的遗憾，在你我的记忆中同声叹息。
已过不迷惑之年的他终于用生命，印证了西方谚语里的一句话，我不能救任何人，我只能牺牲我自己。九泉之下的郁达夫如是说。
二十年代初郁达夫与胡适的交恶
刘纳
…
1922年8月出版的《创造季刊》1卷2期，发表了郁达夫的《夕阳楼日记》。该文主要内容是指摘一本译著的错误并批评翻译界的粗制滥译，刚刚崭露头角的作者突然以凶猛的火力向文化界权威挑战。他毫不含蓄地骂道：
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
虽然郁达夫没有点名，但人们会知道他骂的是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人物胡适——至少包括胡适。《夕阳楼日记》文后注明写作时间是“1921年5月4日夜半”，在此之前的两年间，胡适曾商请北京、南京等地高校筹集资金邀其老师来华讲学，胡适本人则亲作翻译，陪着杜威在北京、天津、济南、太原等地“跑来跑去的跑几次”。
其实，在《夕阳楼日记》发表的三年前——1919年10月，正在日本留学的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期间曾主动致书已经暴得大名的胡适，表达“钦羡”之情，并提出见面的请求。这封信很能说明郁达夫并不在乎名人的骄傲气质，而既不在乎却又要表示敬意请求见面，其间的矛盾心态也就显露无遗了。
没有材料表明胡适曾给郁达夫回过信，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不理睬一个非亲非故的无名青年。郁达夫的钦羡之意很容易便转化成对权威姿态的反感，而反感又很容易转化为锋芒毕露的挑战。1921年9月，郁达夫所拟《创造季刊》“出版预告”措词激烈：“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正是这一份简短的“预告”，在《创造季刊》出版半年前便已经确立了创造社的异端形象和骂派性格。其中所说“一二偶像”当然有胡适在内，而郁达夫“无名作家”的自我体认以及“打破社会因袭”的号召中隐藏着因“无名”而受压制遭冷遇的痛苦——也包括从胡适那里所感受到的冷遇。
“清水粪坑里的蛆虫”无疑是骂人。胡适显然被“粪蛆”的比喻激怒了，他在1922年9月20日发表了题为《骂人》的短文，但他回骂“初出学堂的学生”、“浅薄无聊”、“不自觉”等实在比“粪蛆”要文明得多。
在胡适的《骂人》短文发表四天之后，郁达夫又写了“答胡适之先生”，在这封公开信的末尾，郁达夫“打开窗子说亮话”，指出是《夕阳楼日记》里“粪蛆”那一段话引起了胡适的“愤激”：“看了这几句话，胡先生要疑我在骂他，其实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何尝敢骂胡先生……我怕胡先生谈起政治忙碌，没有工夫细想，要把这些‘无聊浅薄’的文字的意义误会了，所以特地在此声明一下。”语涉讥讽而言辞颇为微妙。
创造社的另两位大将郭沫若、成仿吾一齐上阵为郁达夫助战。1922年11月出版的《创造季刊》1卷3期同时发表了郭沫若的《反响之响》和成仿吾的《学者的态度——胡适之先生的〈骂人〉的批评》，都是火力凶狠而又条分缕析的论辩文章。成仿吾拉偏架的姿态是十分明显的（“打架”也是成仿吾语），他写道：“胡先生教人莫骂人，他自己骂人没有？郁达夫是骂人骂昏了头的，他的‘蛆虫’、‘肥胖得很’确是不对，谁也不能说他好。可是胡先生的‘浅薄无聊的创作’不也是跟着感情这头凶狗，走到斜路上去了吗？”而郁达夫本人，在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