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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可是胡先生的‘浅薄无聊的创作’不也是跟着感情这头凶狗，走到斜路上去了吗？”而郁达夫本人，在1922年11月写了后来被郭沫若称之为“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的《采石矶》，以清中叶诗人黄仲则寄托自己的郁愤，而以考据权威戴东原影射胡适。小说中的黄仲则谈起戴东原，愤愤地说：“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我的心地，却比他们的大言欺世，排斥异己，光明得多哩！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污苟贱的迎合世人。”这正是郁达夫对自己和胡适的基本评价。
论战和骂人还在继续着。1923年4月1日，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编辑余谈》，继续大摆权威架子，以不屑的口吻鄙落郁达夫、郭沫若等：“《努力》第二十期里我的一条《骂人》，竟引起一班不通英文的人来和我讨论译书。我没有闲功夫答辩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于是，郭沫若针锋相对地驳斥道：’假使你真没闲功夫，那便少说些护短话！我劝你不要把你的名气来压人，不要把你北大教授的牌子又来压人，不要把你留学学生的资格来压人，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把人压不倒的。要想把人压倒，只好请‘真理’先生出来，只好请‘正义’先生出来。”郭沫若终于把他和郁达夫积蓄了多时的不平、不满和不服气形之于激愤意气的言辞。
至1923年4月，论战双方的对立情绪都正在火头上，而这年5月胡适到上海时则转变了态度，他致信郁达夫、郭沫若，表白说：“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绝无丝毫‘忌刻’之念”，他言辞颇为诚恳：“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他说：“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可能胡适并不愿意世人知晓他“退避为妙”的姿态，因而在信末附笔：“此信能不发表最好。”郁达夫和郭沫若在两天之后分别写了回信。郁达夫回信的语气颇为矜持，他说：“至于‘节外生枝’，你我恐怕都有此毛病，我们既都是初出学堂门的学生，自然大家更要努力，自然大家更要多读一点英文。”两个“都”字和“你我”、“我们”、“大家”等用语表明郁达夫仍然没有把胡适的权威身份放在眼里，也没有放过胡适应当承担的责任。在这封信里，郁达夫也诚恳地表示：“我的骂人作‘粪蛆’，亦是我一时的义气，说话说得太过火了。你若肯用诚意来规劝我，我尽可对世人谢罪的。”据郭沫若回忆，郁达夫当时这样说到胡适：“我的《采石矶》把他比成了戴东原，他一定在暗暗得意。”
通信过后，胡适亲自到郁达夫、郭沫若窄憋的住所看望了他们。在郭沫若的回忆里，他当时对胡适的印象是：“我看他真有点像梁山泊的宋公明，不打不成相识，骂人的官司就像是从来没有的一样。”胡适当时有怎样的感想虽不得而知，但同年10月陪胡适去同一住所访郭沫若（此时郁达夫已北上）的徐志摩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所见到的情景：“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辞出之后，“适之亦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郁达夫在时的“稍整洁”和“较融洽”当然不能说明其生活状况、居住条件与徐志摩此次所描述的有多大差异。胡适向徐志摩迭发感慨：“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创造社“三鼎足”生活之困窘和工作负担之繁重以及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都足以使见闻者唏嘘，胡适甚至因此而理解并谅解了郭沫若、郁达夫等的“狂叛”，其中大概也包括郁达夫的“骂人”。
而郁达夫仍然无法改变对自己遭遇者、受压迫者身份的体认，由于他把这种运命视作了天才区别于平庸者的重要标志，这一本为无奈的处境便被提升为一种理想和一面旗帜。郁达夫在1923年6月23日出版的《创造周报》第7号上发表著名论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郭沫若后来在《创造十年》中说：“最初在中国的文艺界提出了‘阶级斗争’这个名词的怕就是达夫。”又说，“不过达夫的那篇《文艺上的阶级斗争》，结果只是说了些斗争，并不曾说到阶级，离题自然是很远的。”郭沫若说这些话是在30年代，他已经能以较严格的理论定义理解“阶级”，因而会认为当年的郁达夫“离题自然是很远的。”其实，无论是郁达夫、还是郭沫若和成仿吾，从创造社一成立——甚至在创造社成立之前的酝酿期——便怀有十分强烈的阶级意识。当他们宣布“我们愤怒地诉说自己生活是很不好”的处境并表白自己“不曾拜倒在资本家与权贵门首”（成仿吾语）的操守，他们有理由将自己的阶级成分定在“无产”——按照对这个词语字面意义的浅显理解，几个既无资金，又无后台、背景的青年，当然该属无产阶级。
正是在1923年，创造社事业进入了鼎盛期。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三人疲于奔命地支撑着季刊、周刊和日刊，而泰东图书局对他们超强度的经济剥削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困窘，在这种窘境中，郁达夫和他的朋友们不断加深着、强化着对自己被剥削者、被压迫者身份的体认，也就不断滋生着对于“有钱有幸福”者的距离感与对立的情绪。针对剥削和压迫他们出版商和“垄断文坛”者，郁达夫等人将论争或曰“打架”纳入了“阶段斗争”的范畴。《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决非心血来潮之作，它凝集着作者一、二年间的切实感受。
至于郁达夫与胡适，用郭沫若的话说，“他们后来虽然也成为‘朋友’，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也不象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
论郁达夫
◇郭沫若◇
我这篇小文不应该叫作“论”，只因杂志的预告已经定名为“论”，不好更改，但我是只想叙述我关于达夫的尽可能的追忆的。
我和郁达夫相交远在1914年。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学同班。
那时候的中国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协定，五校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凡是考上了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都成为官费生。日本的高等学校等于我们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学的预备门。高等学校在当时有八座，东京的是第一座，在这儿有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一年预备班，一年修满之后便分发到八个高等学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毕业，再进大学。我和达夫同学而且同班的，便是在东京一高的预备班的那一个时期。
日本高等学校的课程在当时分为三个部门，文哲经政等科为第一部，理工科为第二部，医学为第三部。预备班也是这样分部教授的，但因人数关系，一三两部是合班教授。达夫开始是一部，后来又转到我们三部来。分发之后，他是被配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冈山的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学校肄业中，又回到一部去了。后来他是从东京帝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部毕业，我是由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
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在高等学校和大学的期间，因为不同校，关于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十分清楚。我们的友谊重加亲密了起来的是在1918年以后。
1918年的下半年我已被分发到九州帝国大学，住在九州岛的福冈市。适逢第六高等学校的同学成仿吾，陪着他的一位同乡陈老先生到福冈治疗眼疾，我们同住过一个时期。我们在那时有了一个计划，打算邀集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来出一种同人杂志。当时被算在同人里面的便有东京帝大的郁达夫、东京高师的田汉、熊本五高的张资平、京都三高的郑伯奇等。这就是后来的创造社的胎动时期。创造社的实际形成还是在两年之后的。
那是1920年的春天，成仿吾在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研究了三年，该毕业了，他懒得参加毕业考试，在四月一号要提前回国。我自己也因为听觉的缺陷，搞医学搞得不耐烦，也决心和仿吾同路。目的自然是想把我们的创造梦实现出来。那时候达夫曾经很感伤地写过信来给我送行，他规戒我回到上海去要不为流俗所污，而且不要忘记我抛别在海外的妻子。这信给我的铭感很深，许多人都以为达夫有点“颓唐”，其实是皮相的见解。记得是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这话最能够表达了达夫的实际。
在创造社的初期达夫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
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非常脆弱。他的神经是太纤细了。在初期创造社他是受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他很感觉着孤独，有时甚至伤心。记得是1921年的夏天，我们在上海同住。有一天晚上我们同到四马路的泰懦霭娴摹洞丛旒究反纯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