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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是，郁达夫的主人公虽然饱受东洋女子的轻视，却不真正地痛恨她们，而是将怨恨转向不争气的“祖国”。
对于弱国子民的屈辱，郁达夫真是有切肤之痛，令他最不堪忍受的，就是性的不平等。在《雪夜》里，作者以生花之笔，描写在风和日丽的初春，在东京小石川植物园、武藏野的井之头公园等宛如人间仙境的园游胜地，与日本的良家少女攀谈游玩、光阴如箭的美妙情形，随后笔锋一转，写出从“欢乐的绝顶”掉人到“绝望的深渊”的巨大刺激，发出啼血之鸣：“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
“弱国子民”的屈辱本来无所不在，比如在鲁迅的《藤野先生》里，它表现在中国人的智力受到歧视；在郭沫若的《行路难》里，表现为日本房东的势利，中国留学生“住”的困境；在《留东外史》里，表现为日本警察对中国留学生的无端刁难，而到郁达夫这儿，都集中到“性”的歧视与苦苦闷上，而很少涉及其他方面。这种一味对“性”的执著，意味着什么？
在《沉沦》里，面对青楼侍女问“你府上是什么地方”，主人公立刻脸红耳赤，全身发抖，像上了断头台一样，作者接着马上解释道：“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个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类似的“支那人”细节与愤慨，在郁达夫的作品里一再出现，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情结。《沉沦》的主人公最后在悔恨绝望中投海自杀，临行前，对祖国发出这样的怨叹：“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郁达夫的留日小说，几乎都在演绎这样一个主题：“支那人”的身份，是性苦闷之源，也是爱的最大杀手。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个结论并不错，但说得太绝对，却让人感到另一种矫情。郁达夫的留日前辈、平江不肖生大概不会同意这种逻辑，不但不同意，也许还会嘲笑他。读一读他的《留东外史》，就可知道，“弱国子民”的逻辑在嫖场上不见得适用，在情场上也未必处处通行，中国的浪子在东瀛嫖场上生龙活虎的劲头儿，黄文汉与圆子打不散、拆不开的爱情，都能证明这一点。设想一下，《南迁》里的伊人与荡妇M那种风流韵事，要是让黄文汉之流碰上，不知道会热闹到哪儿去，哪里会弄得那样窝囊！
不说平江不肖生这种思想陈旧、落后的文人，那么就来看看郁达夫的朋辈、中国新文学的旗手郭沫若吧。郭沫若虽然也在作品中发过不少“弱国子民”的冲天牢骚（见《漂流三部曲》《行路难》），却又以实际行动颠覆了这种“弱国子民”的逻辑，不但娶了日本姑娘，享受了东瀛女子温柔坚贞的爱，还留下了一部震撼人心的爱情浪漫曲——《落叶》。作品写一个叫菊子的日本姑娘背弃了父母、兄弟姐妹和国家，在周围冷漠的眼光中，坚贞不移地爱着一位中国留学生的感人故事。这部小说至少可以叫人明白一点：中日两国之间，即使在关系最恶化、最倾斜的时候，也不可能彻底泯灭人民之间的感情和两性之间的爱情；“国家”、“民族”这些庞然大物虽然厉害，也无法彻底覆盖“人性”，阻隔两性之爱。（事实上，当时留日学生与日本女子婚恋的并不个别，仅在文学界，除了郭沫若，还有周作人，陶晶孙；至于与日本女子发生恋情的事情就更平常了。）郭沫若的另一篇小说《喀尔美萝姑娘》写一位工科学子痴迷一位美丽的卖糖少女，竟至于放弃家庭、学业和祖国，其中也写到“中国人”的自卑，写到这位学子因失恋而跳海自杀，格调却与《沉沦》完全不同，学子没有把怨气撒到“祖国”身上，也不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而是敢作敢当，自己承担一切。这使这篇表现颓废主题的小说获得了一种纯粹的艺术品位。相比之下，《沉沦》不能不显得小家子气。
然而，这种怨妇式的哀叹发自郁达夫的肺腑，应当说非常真实，因为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弱者。郁达夫的性格敏感、脆弱、自卑，延伸到作品中，就是其笔下的主人公总是情欲旺盛，意志怯弱，感情恣纵，理智匮乏，在两性关系上总是处于被动地位，既离不开女人，却又无法征服女人、占有女人，永远处在“性”的苦闷与“爱”的危机中。然而，人都有不认输的天性，即使弱者也是如此，将现实中的失败转换为想象中的胜利，是弱者的常规武器，而郁达夫是一位颓废的悲观主义者，为人为文又极诚实大胆，因此他的“阿Q精神”并不是表现在假想的胜利上，而是迂回曲折地表现在“弱国子民”的情绪中，而“祖国”的不争气，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借口。
事实上，郁达夫在日本的处境和情感生活并不像他的作品描写的那样阴暗惨淡，即使是在写《沉沦》这部惨不忍睹的作品时，作者也过着比较逍遥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沉沦》的各篇的时候，我已在东京的帝大经济学部里了。那时候生活程度很低，学校的功课很宽，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也不愿意用功……”而据文学史家研究，郁达夫留日期间曾与多位东瀛女子发生过恋爱关系：“他在名古屋曾邂逅一位名叫后藤隆子的日本女子，‘相逢道左，一往情深’，两人有较密切的交往，后来又和一位叫雪儿的日本妇女相遇于东京，两人时断时续地同居一年；此外，他对名古屋大松旅馆的一侍女梅野，对京都旅舍一侍女玉儿，也都曾献出自己的热情，并以诗相赠。”（见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
同样，在《沉沦》里，作者最后将自己的主人公送进了大海，临行前还对“祖国”发出声泪俱下的呼唤；而实际生活中，郁达夫并没有自杀，而是从妓院出来后就坐车回家，途中还发过这样的感慨：“沉素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那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雪夜》）
“弱国子民”的逻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改写了作者真实的生活经验。应当说，这种改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时代风尚，而就郁达夫来说，其深层，还有不可救药的自怜与自恋的性癖在起作用，因此总是显得夸大和不自然。
更应指出的是，郁达夫对东洋女子的“苦恋”中，包含着复杂的内涵，背后有着压倒一切的“进步”史观的支撑。郁达夫对日本女子的迷恋，从本质上说与周作人对日本女子天足的欣赏同出一辙，是与“五四”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是属于文明与进步的行为。因为这个原因，郁达夫的人物即使受了东洋娘们儿的轻视，也无法真正痛恨她们，而宁愿把怨气撒向自己的祖国。比较一下《留东外史》，事情就更清楚了。在《留东外史》里，黄文汉之流一方面在肉体上离不开日本女人，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又极其蔑视她们，贬损她们，把她们看做下贱的卖淫妇，由此反映了作者陈腐落后的妇女观和潜在的“大中华”优越感。到了郁达夫的笔下，日本女子大大升格，完全没有了《留东外史》里的那种下贱与委琐，代之以生命力蓬勃的肉体与活泼温柔的心灵。毫无疑问，她们处在相比于中国妇女更“先进”的历史发展序列。
当然，郁达夫对日本女子不可能没有怨恨，这种怨恨由爱而生，因为爱得太深，所以恨的也切。难怪在回国的途中，作者还要冒着毒辣辣的太阳在门司登上岸，在妓院门口“同饥狼似地饱看了一回烂熟悉的肉体”。在《归航》里，作者以悲怆的笔调这样写道：“幸町是三弦酒肉的巢窟，是红粉胭脂的堆栈，今天正好像是大扫除的日子，那些调和性欲，忠诚于她们的天职的妓女，都裸了雪样的洁白，风样的柔嫩的身体，在那里打扫，啊啊，这日本最美的春景，我今天看后，怕也不能多看了。”
人的生命本能与情欲一旦受到“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与现实快乐的刺激，会激发多么巨大的能量，是可想而知的，当这种能量因“祖国”的不争气而受到压抑，得不到合理的释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惟有长歌当哭一途！
郁达夫17岁赴东瀛留学，在日本整整生活了十个头年，正好是日本社会空前开放与混乱的大正时期。这十年对作者精神世界的形成，作用应当说是举足轻重的。作者日后这样回忆那个时代——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虽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当时的名女优像衣川是雀，森川律子辈的娇艳的照相，化装之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等，凡是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高，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雪夜》）
如果说时代潮流对郁达夫具有巨大的、直接影响的话，那么，东瀛岛国特有的两性开放颓废伤感的风土对他更有潜移默化的滋养之功，郁达夫作品中性描写的大胆恣意，震动了当时的文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东瀛岛国两性开放的环境与源远流长的“好色”风尚（这其实也是留日作家的一个共同的创作现象，只不过郁达夫走得最远），小说中的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