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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后；右派学生有意一个接一个发言。有位军事教官出来制止；马上挨打。礼堂两廊的士的党斗士挥舞棍棒；杀入会场；大打出手；新学生社领导人王克欧身负重伤；生命垂危。（29）
类似的打斗一次接一次。有的学生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政治活动；每天在政治团体里工作；在广东大学只是挂个名。（30）党派斗争难免要降低学校的教学水平。
学术工作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而广东大学简直没有一天不出事。4月下旬；文科一百多学生提出；在政府查办广东大学；文科学长陈钟凡等教授辞职之后；广东大学文科的教学水平极为低下；简直不成样子。他们说文科有一批“不良教师”；要求学校将他们通通解聘。广东大学2月份开学；郭沫若3月下旬才到广州；课程早就确定了。郭沫若认为；广东大学号称高等学府；而大量文科课程只有中等教育水平；而且许多课程的内容根本不合适；教师授课的情况也糟糕透顶：“本学期之课程；其凌乱杂沓；实有令人难言之痛。中等学堂之科目；滥竽大学；商业学校之簿记；充斥文科。以致选课者每多人数三名；而讲授者则复笑话百出。”在署理校长褚民谊的支持下；郭沫若决定；学生可以在本月内重新选择自己学习的所有课程；不再读自己不喜欢的功课。广东大学文科一下子炸了窝；六十多个教师中有二十六人罢课抗议；要求撤换郭沫若。根据当时报纸发表的评论；这时是4月底；本学期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全面改动课程不合适；这件事关系到文科全体教师；但既不经文科教授会议讨论；也不经大学校务会议研究；主要由郭沫若一人决断；另外；郭沫若起草的布告语气非常骄横。（31）郭沫若这时才33岁；是个从事创作的文人；而不是从事研究的学者；在大学里本来就不容易服人；加上他过去没有在高等学校教过书；更没有担任行政领导的经验；受当时广州激进的形势影响；办事太过牛气。
邹鲁离开学校之后；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区分部变得非常左倾。它很快就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支持郭学长；宣布这次“择师运动”就是要收拾右派教员；是“打倒反动派之运动”。结果以黄希声为首的15名教师在4月底辞职而去。（32）现在许多研究者都说辞职的是不学无术的“饭桶教师”。其实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的确；广东大学大部分教师的学术水平不高。1927年1月；鲁迅在这里担任教务主任；写信叫许寿裳来教书；信中说：“至于所教功课；……此校的程度是并不高深的；似乎无须怎样大预备。”（33）但有的教师并不是因为“饭桶”才拂袖而去的。例如现在被骂得最狠的黄希声；到8月份；仍然由左派掌权的广东大学就决定请他回校工作。当时庚子赔款董事会决定提供经费让一些大学聘请著名学者任教；广东大学有三个名额；聘一个物理学教授、一个动物学教授和一个教育学教授。这个教育学教授就是黄希声；可见黄氏在学术界并非等闲之辈。四十多年之后；当年的学生回忆对同学帮助最大的名师；也热烈赞扬黄希声教学水平很高；工作非常认真。（34）
郁达夫身为文科教授兼系主任；自然被卷入风波之中。这次“择师运动”既暴露了广东大学教育水平的低下；也暴露了党派斗争对教育工作的干扰。后面这一点是所有正直的教师都非常讨厌的。最让人恶心的是在广东大学的各种明争暗斗中；听到的不是实实在在的道理；而是吓人的革命高调。郁达夫后来回忆说：他“和两三位朋友；束装南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在那里本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谁知鬼蜮弄旌旗；在那里所见到的；又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35）
对于郁达夫；广州的一切都跟预想完全不同。本来广东大学许诺给他“厚重的薪金”；但他一到广州就发现不对劲。（36）广东大学、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和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是广东最重要的公立学校。过去政府指定省河筵席捐和九拱海关厘台费为它们的经费。这些学校组织了“管理广州中上四校经费委员会”；自己支配那些收入。邹鲁是委员会主席；对那些钱抓得很紧。当时各地学校都穷困不堪；广东大学等四所学校却有相当充裕和稳定的经费；这是全国少见的。（37）
广东大学校长是邹鲁；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是邹鲁的族弟邹卓然；省立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是跟邹鲁一伙的萧冠英；都是左派看不顺眼的人。为了控制学校教育；特别是为了收拾邹鲁；1925年8月；汪精卫等乘国民政府整理财政之机；准备取消四所学校的经费独立；卡住它们的经济命脉。邹鲁引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保障教育经费独立的宣言；提出一个妥协方案：原来指定给四校的捐税归政府所有；由政府登记监督；但由学校征收和支配。这样既符合财政统一的原则；也可以防止四校陷入像各地学校（包括广州的其它学校）那样的财政困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这个方案。（38）但汪精卫等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采取行动；在8月中旬夺走了四校的财源。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广东大学改名；政治委员会却不准。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邹鲁的方案；政治委员会又加以否定。我们一再看到；而且还会继续看到这样的情况。中央执行委员会跟中央政治委员会是什么关系？这在实际上是很混乱的。这些权限不清的决策机构给当权者玩弄权术提供了方便。四所学校的经费不独立；财政很快就陷入了危机。政府给广东大学的拨款不足；学校不得不拖欠教职员的工资。11月下旬；广东大学的师生集会提出抗议。（39）
1926年寒假结束之后；情况更加糟糕。广东大学不但不能按时按量发出工资；还要在工资里硬性搭配三成国库券。郁达夫到广州还不够一个星期；就看到广东大学等四所学校的教职员联合召开大会；要求停止搭配国库券。但政府毫不动摇；明确否定了他们的请求。（40）
学校没钱；人们很容易会认为是政府太穷。但事实往往是当官的把钱花到了不该花的地方。这一点郁达夫看得很清楚。当时广东大学一个教授的工资；即使按时给足了；每个月也只是两三百元。（41）而政府里当官的；郁达夫在他那篇著名的《广州事情》里说；部长和厅长每月工资五六百元；“并且总是身兼十几个要职”；这些兼职每月能赚一两千元的交通费和办公费；“每天晚上宴客的一席几百元的开支；日夜奔驰的几乘汽车的开支；汽车边上站着四五个拿着手枪的护兵的开支；都只能由公家给付。”“其中有两三位；因为他们的地位；和金钱太接近的缘故；所以外边人言啧啧”。（42）“人言啧啧”四个字；说明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并不是什么秘密；问题是承不承认事实。介绍郭沫若到广东大学工作的瞿秋白在这一年有一个关于广州情况的报告；其中也谈到贪官污吏问题和百姓对国民政府的态度。他说：“蒋（介石）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43）在今天的许多研究著作里；似乎国民党是在1927年4月12日凌晨突然变坏的。这恐怕不符合事实。
郁达夫的《广州事情》接着谈论政府里秘书和科长一级的官员：“假如革命政府和省政府等；对于人民的剥削；有什么不能拿到青天白日的底下来说的地方；那么这些黑暗的罪恶；都应该归在这一阶级身上；因为暗中的敲刮；表面的粉饰；都是这一秘书科长阶级做成的。”郁达夫指出：“若征税机关；地方县政府；小团体等的黑暗；恐怕比前清末叶；进步不了许多。”（44）广东的社会没有什么进步；这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1927年初；鲁迅到广东教书；在一次讲演中说：“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的影响；……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共产党员周恩来1926年在广东工作时发表的文章也说：广东“行政上尚到处见贪官污吏的足迹。……至于办捐税的官吏更是贪污居多。”（45）
国民党只想巩固在广东的统治和夺取全国政权；却无心进行社会改革；所以当时广东是个很奇怪的地方。一方面到处都可以看到鲜红的标语；到处都可以听到革命的口号；另一方面人人都不得不接触黑暗落后的现实。苏联顾问达林回忆1926年他在广州看到的情况说：城里到处是妓院、大烟馆和赌场。高级饭店里面都是嫖、赌和抽鸦片的小房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第一大来源是厘金；第二大来源是赌场。鸦片从广州市蔓延到周围的乡村。1926年2、3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北京向苏共中央代表团汇报广东的形势。他说；国民党在广东没有进行实际的社会改革；很快就会失去农民和工人的支持；所以惟一的出路就是北伐。（46）但是；以国民党当时那么糟糕的班底；打出广东；北伐胜利；又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即使蒋介石没有制造中山舰事件；就以国民党统治广东的情况来判断；北伐成功；汪精卫统治全国；形势又能美妙到哪里去？
这时广东名声在外；而实际情况却让每个正直的人都十分失望。鲁迅这样总结他在广州的经历：“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47）郁达夫到广东大学才一两个月；看到校园内外污七八糟的局面；当初的希望和兴致就全给毁了。他变得心灰意懒；既不提笔写作；也极少参加社会活动；“一礼拜只上三点钟堂；其余工夫；都消磨在床上横躺着养病。”事实上他并没有什么大病；只是觉得没劲；横躺在床上主要不是“养病”；而是“消磨”。郁达夫有跟鲁迅一样的幻灭感；他写道：他怀着满腔热情到广州；“一种幻想；如同儿童吹的肥皂球儿；不待半年；就被现实的恶风吹破了。”（48）
四、一个人在途中
郁达夫在广州灰心丧气地耗着；突然接到妻子从北京寄来的信；说他们五岁的孩子龙儿病了。6月初；郁达夫离开广州北上；在上海停留了两晚；为自己的全集写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