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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的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动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们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遐想。他是一个内心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去会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汉口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裳，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抗金，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秋白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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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9567
Title ：发生在电脑空间的决斗
Author ：下村孜
Issue ： 总第 187期
Provenance ：现代化
Date ：1996。9
Nation ：
Translator ：梅景松
这是一场传统方式的较量。一方是我——下村孜，我是圣地亚哥高级计算中心的研究人员、计算机安全系统的专家，同事们都说我具有“武士”精神。另一方是一个声名狼藉的电脑流氓，曾多次被指控从政府、公司及大学的计算机系统中窃取情报，警方已经追捕他两年多了。下面是我与这家伙较量的经过。
1994年圣诞节过后的一天，我正驱车前往大欧湖准备去滑冰。突然，车内的电话铃响了，是我的助手安德鲁·格罗斯。“能在附近找个电话亭说话吗？”他问。经验告诉我，他是怕别人通过收音机窃听。“很不方便，”我只好回答，“请告诉我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哦……”他支吾了一下，“你的文件少了好多。”我当时的感觉就像被人掏去钱包一般，或许更糟。他的意思是说，有人通过电脑联网闯进了我的个人计算机。我立刻打消了去滑冰的念头，调头往回开。
回到圣地亚哥，我查看了计算机内的文件。很多内容被人复制了。我和安德鲁花了几天的时间估计损失。我们给计算机输入程序，查找窃贼留下的蛛丝马迹，想从中找出线索。我们发现，他成功地骗过了我的计算机，堂而皇之地成为入网户成员。以前我只知道这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但从未见过谁真能将之付诸实践。我的对手可真不简单啊！
这时，我查看了一下留言，有一个伪装出来的澳洲口音的男声说：“你这该死的！我的技术是最棒的！知道我是谁吗？我和我的同伴儿会宰了你。”然后是另一个声音，但很可能是同一个人伪装的：“咳，头儿，你的功夫好棒啊！”“没错，”第一个声音说，“我是最棒的！”很明显，这是冲我来的，有人在向我挑战！我把这些留言储存了起来。
想想看，一个窃贼成功地进入了我的电脑联网。这太可怕了！他将使进入环球联网的政府部门和商业部门，大学及家庭的电脑像羔羊一样任其宰割！
被偷的数据没有一点下落，直到几个星期后，我接到一个名叫布鲁斯·柯布尔的人的电话。他是韦尔电脑网络的用户。他收到从韦尔公司发来的通知，让他移走大量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占用了存储库的太多空间。这使柯布尔大吃一惊，因为这批数据早已被封存起来。当他查找时才发现，它们已被人盗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陌生的文件——全是我的被盗的文件。
窃贼不但把我的文件藏进韦尔公司的电脑网络，还把从摩托罗拉、苹果电脑及其他电脑公司偷来的信息存了进去。
讥讽的声音不断从电脑中传来。一次，他用一种近似于哀号的声音说：“你的安全防卫措施已经一败涂地了。”还有一次的留言十分可怕，没有说话的声音，只有一种类似恐怖电影中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音乐。
为了诱使盗贼作出反应以找到他的踪迹，我把两条电话留言输进联网的数字文件中，这样做同时便于信息重复播放。我又通知了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电脑犯罪特别部的莱沃德·伯恩让我把窃贼的话记录下来。我们还在韦尔公司建立了一个跟踪监测系统，当窃贼行动时，我们可以得到警报，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跟踪记录下他的行动。最重要的是不露声色，以免打草惊蛇。
跟踪终于有了线索，我们发现罪犯打开了约翰·马克夫的E~mail文件。马克夫是纽约《时代》周刊的记者。窃贼正在找有字母“itni”的卷宗。看得出来，他很谨慎，但对我来说，他完全暴露了。马克夫在1994年为《时代》写过一篇专访，揭露了一个叫凯文·米特尼克的电脑流氓的罪行。马克夫同时与人合作出过一本叫《Cyberpunk》的书，写的也是米特尼克与其他电脑流氓。很显然，窃贼要从马克夫的E~mail中找出有关米特尼克的情况。除了米特尼克自己，谁还会对此有这么大兴趣？
接着我又收到了窃贼的留言，这是我把上一则留言存入网络后的盼望已久的回音。“嘿，我的有本事的徒弟，”这次他开始用亚洲口音，“我看到你把我的声音入网了，难道你还不知道我才是最棒的吗？你真让我失望，我的孩子。”他开始上钩了！通过与他的联系，我们就能确定出他的位置。
窃贼把我的文件藏到韦尔公司，从这点入手，我们发现他通过NET有线通讯服务公司干了不少坏事。其中之一是他获取了两万个NET信用卡拥有者的个人信息。我们与该公司共同合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监视。
整整两天，我们泡在NET公司，设计追踪窃贼的程序。只有他歇手的时候，我们才有功夫吃点东西，稍事休息，然后又马上回到计算机前，等着抓住他发出的每个信息。
一天后，我们发现窃贼通过联网与以色列的同伙联系。屏幕上打出：“我的那个是个日本孩子。”好像是在指我。过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