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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彗星的星占学意义，它的出现兆示什么吉凶之类，巴比伦星占家几乎未留下可供深入分析探讨的文献。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15节 传播四方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畅论世界各种文明形态及其演进、盛衰的历史。书中有许多表，其中之一是“哲学”表，列举八种古代文明所产生的十五派哲学。“古代巴比伦”位居此八种文明之末，它所产生的哲学，竟是星占学——与其余十四派哲学全不相类。汤因比（A。J。Toynbee）：《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上册，324页。此为D。C。Somervell所编之节本。汤因比谈古代文明及哲学，当然有许多特殊见解，但星占学在古代巴比伦文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由此也可见一斑了。随着巴比伦人与其周边各异族文明的接触、交流与融合，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出名的文化产品——星占学，也就向四方传播开去了。
古代巴比伦文明历史悠久，其间又迭有名王强国勃兴崛起，巴比伦人与周边各族的交流当然一直在发生着（只要看出土的泥版文书、铭文之类文献上记载着的无数次战争就可以推知）。但是年代久远，世事沧桑，许多民族和他们的文明都已衰落乃至消失了，所以我们今天能了解到的，只是有幸保存下其遗迹的那一部分情况。
就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所揭示的情况来看，巴比伦星占学向外传播，与波斯帝国的崛起及征服战争有很大关系。波斯帝国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王居鲁士二世（Cyrus Ⅱ，亦有“大帝”的称号）于公元前539年攻灭迦勒底王朝，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收归帝国版图；其子继位后又于公元前525年征服埃及。不久之后，从公元前490年开始，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直到这个老大帝国于公元前330年亡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之手。这样，至迟从迦勒底王朝末期开始，约二百年间，波斯帝国通过它的征服战争，将巴比伦与埃及和希腊世界三方面相互沟通了。巴比伦星占学正是以此为契机而传播四方。
埃及在波斯帝国时代以及继亚历山大远征后开始的希腊化时代，留下了不少纸草书（papyrus）文献和墓葬，现代学者们从这些纸草书和墓室的壁画中，发现许多巴比伦星占学进入埃及的证据。比如，有些墓室顶上绘着算命天宫图（当然是它的早期形式）。还有记载星占之学的纸草书，军国星占学与生辰星占学两种类型都有，而尤以后者的巴比伦来源更为明显。比较重要的文献有《佛罗伦萨纸草书》8号、《柏林纸草书》8279号等（纸草书前面的地名是其现今的收藏处），后面一种列有计算天宫图所需的行星及月球黄道位置表。学者们特别重视的文献中有一种《维也纳世俗体交食征兆纸草书》（A Vienna Demotic Papyrus on Eclipse and LunarOmina），系用埃及象形文字中的世俗体（Demotic）写成，专讲交食及月亮的各种天象所兆示的吉凶，显然与巴比伦的征兆星占学一脉相承。
在埃及星占文献中出现的生辰星占学，除了算命天宫图这样明显的巴比伦形式外，也已染上埃及的地方色彩，比如预言中有“此日出生者必死于鳄鱼”之类（鳄鱼是古埃及人经常提到的动物，而在古埃及天图中，北天今牧夫座诸星就被画成站立着的河马和鳄鱼——都是古时尼罗河中常见之物）。有一份年代稍晚的纸草书，专讲生辰星占学，其写作日期可推定为公元81年之4月1日，里面有许多系于不同日期之下的预言项目。不同的日子有“幸运”与“不幸运”之分；一日的时间分为三部分，也各有“幸运”或“不幸运”之时。预言五花八门，举几例如下：
此日不可出门，不可与女子性交。
生于此日者，将死于纵欲过度。
生于此日者，必享高寿。
……
有人将此件也称为算命天宫图，A History of Astrology；p。25。似乎不妥，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一份算命天宫图是为某一时刻出生的特定个人而编算，不会对许多不同日期的出生者进行预言。上面这件纸草书倒更像是为编算算命天宫图而准备的手册指南之类。
这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著名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在他的《历史》中对埃及人的一段描述：希罗多德（Herodotus）：《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第144～145页。
我再来谈一下埃及人的其他发明。他们把每一个月和每一天都分配给一位神；他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生日而说出这个人他的命运如何，一生结果如何，性情癖好如何。……他们给他们自己所提出的朕兆，比所有其他民族加到一起的还要多；当一件有朕兆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便注意到它所引起的后果并把它记载下来；如果同类的事情又发生了，他们便认为会发生相类似的后果。
希罗多德上面记载的前半部分，显然就是巴比伦的生辰星占学，但他将之称为埃及的“发明”。希罗多德死于公元前430年（或公元前420年）他写作《历史》时，对巴比伦的星占学尚一无所知——他在《历史》第一卷中曾花了13节的篇幅谈论巴比伦的传说、风俗以及巴比伦城的壮丽建筑，却无一语及于巴比伦的星占学，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根据现代西方学者研究所揭示的情况来看，巴比伦星占学传入希腊确在传入埃及之后。
古罗马著名作家西塞罗（Cicero）在他的《论预言》一书中记载说，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欧多克斯（Eudoxus）不相信“迦勒底人”那套根据人的生日以预言其人一生祸福的生辰星占学。这条记载常被现代学者视为希腊人接触到巴比伦星占学的最早证据；欧多克斯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4世纪。从那以后，有的希腊著作家影影绰绰听到一些关于迦勒底星占学的传闻，现代学者们也从传世的古籍中辗转搜觅到一些零星证据。但希腊人真正正面接触到巴比伦星占学，恐怕要到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他的伟大远征之时。古希腊作家阿利安（Arrian）留下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记有这样一件事：阿利安（Arrian）：《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1985），第244～245页。此译本中，将“迦勒底”译为“卡尔达亚”，今改。
亚历山大率领部队渡过底格里斯河之后，就向巴比伦进军。半路遇上一些迦勒底占卜家。他们把亚历山大从伙友那里拉到自己一边，请求他停止向巴比伦进军。他们说，这是因为他们从别卢斯（Belus）神那里得到神谕，说亚历山大那时到巴比伦去一定会凶多吉少。可是，亚历山大却……说道：“预言家，预言家，预言最好的事，才是最好的预言家。”“不过，国王陛下，”那几位迦勒底人说，“您可别朝西看，也别带您的部队往西走。您最好带着您的部队向后转，往东走吧。”
亚历山大并未听从这几个迦勒底星占家的警告。不过，我们前面说过，亚历山大倒真是死在巴比伦城中的。当然，迦勒底星占家的警告有无先见之明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但希腊人从此有机会正面接触巴比伦星占学，却足以从上面的故事中见到端倪了。
说到星占学从巴比伦传入希腊，无论如何不能不谈到贝罗索斯（Berossus，也拼成Berosus，按亚述文的拉丁转写则作Berusu）其人。他是巴比伦别卢斯（Belus）神（即先前提到过的、亚历山大向巴比伦进军路上遇到的迦勒底星占家们所声称获得其神谕的那位神祗，该神是巴比伦的大神）神庙的一位祭司，生活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50～前270年之间（也有人认为更晚一些，达到公元前260年左右）。贝罗索斯在关于巴比伦的历史学方面可以占有小小一席，因为他写了一部名为《迦勒底》的巴比伦通史，题献给当时巴比伦的统治者塞琉古二世（Antiochus Seleucus Ⅱ）。此书共三卷，第一卷专论宇宙结构及天文星占之学，后两卷从开天辟地直叙述到亚历山大远征之时为止。后两卷现已佚失，但希腊、罗马时代的著作家们经常提到这部历史。
然而贝罗索斯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活动，是他正式将迦勒底星占学输入希腊。他晚年前往希腊的科斯岛（Cos），岛上原有一所昔年希巴恰斯曾执教过的医术学校，他则去建立起一所正式的星占学学校——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这种学校了。据说，他在这所学校里向希腊生徒系统地讲授巴比伦星占学，他使用的教材名为《别卢斯（Belus）之眼》。有些现代学者相信，从亚述王朝末年名王亚述巴尼拔在尼尼微的王家图书馆中出土的大量泥版文书中，有70份表，正是这部星占学教材的原本。而据称这部星占学文献早在两千年前阿卡德名王萨尔贡一世时代就已编撰成了——当然只是号称如此，古人往往喜欢以此显示文献经典的神圣高贵。贝罗索斯在他的《迦勒底》一书中谈历史时，也同样谈论星占学，例如他谈到行星与太阳发生“合”时，会导致地震。他还谈到行星如果聚合在巨蟹宫内，洪水就将遍布全世界，人类竟会靡有孑遗。
贝罗索斯去世之后，他在科斯岛上的星占学教学事业由安提帕特路斯（Antipatrus）和阿基拿波罗斯（Achinapolus）两人继承下去。后者教授星占医学，并且在巴比伦之外的星占学家中第一个提出，排算算命天宫图应该依据此人受孕成胎的时刻，而不是依据他降生的时刻。这种主张后来在一些波斯星占学家那里曾颇有影响，但生辰星占学的主要流派还是依据出生时刻排算天宫图。此外，从各种迹象来看，贝罗索斯虽然很可能将军国星占学与生辰星占学都一起介绍到希腊去了，但希腊人似乎对军国星占学的兴趣不大，后来在他们手里大大发展了的，是生辰星占学这一支——从此成为西方星占学的主流。
在星占学从巴比伦向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