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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占学家虽然成为罗马贵族罗致、咨询的对象，并参与密谋，出入宫禁，但他们自己的身份，毕竟只是术士之流，相对来说是很低下的，与罗马贵族不可同日而语。但色拉西洛斯却竭力设法跻身上层社会，他不但获得皇帝的宠信，也尽量讨好别的罗马贵族。他的长期努力，最后终于收到成果，他和他的妻子被皇帝授于“罗马公民权”（Roman citizenship，对于帝国境内的归化之民来说，这是难得的殊荣），而他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罗马骑士，这表明罗马贵族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已接纳他为平起平坐之人。
二、天象迷信
天象迷信可以说是星占学的理论基础，两者通常都相伴出现。在星占学盛行的罗马帝国，天象迷信的事例也可以见到许多。
不妨仍从恺撒说起。在他遇刺身亡（公元前44年）之前，就有星占家对他作过预言忠告，不过他不大信这一套。但他遇刺之日，适有大彗星出现，连续七夜清晰可见，这为星占学大作文章提供了绝妙题目。出现各种说法，有的说此大彗星兆示恺撒之不朽；稍后的罗马著作家如普鲁塔克（Plutarch，《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作者）、卡修斯（Dio Cassius，公元2世纪时的历史学家，《罗马史》的作者）等人则注意到星占学家事前的预言；而奥维德在《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对此事的描述更是充满诗人的想像力：
维纳斯女神自苍穹飞降，立于元老院的人群中，但没人能看得见她。她从恺撒躯体内解救了灵魂，不让它飞散，而将它带上天界。但在向上飞升时，女神感到她所携灵魂化为一种神灵的质素焚烧起来。她不得已只好任它逸出怀中，灵魂升至月球天之上，变为明星，在广袤的空间中拖着一束火焰式的头发。
这类伟人去世时出现奇异天象的意境和传说，颇受著作家们的厚爱，也常被用来附会到别的大人物身上。比如，据卡修斯记载，当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去世时，适有一次日全蚀发生，还有火球炽炭自天而降，以及“若干凄惨的彗星”。这类记载的可信程度是大成问题的。
暴君尼禄，一生与星占学纠缠，结了不解缘。他出生时恰逢旭日东升，这被认为是大异之兆，他的算命天宫图也就成了禁秘之物，星占家据此作出预言，包括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关于他将当上皇帝并弑母的预言。他自幼就受到星占学的教育，已知他的老师有三人：一位是来自亚历山大城的喀雷蒙（Chaeremon），一位是历史上著名的作家、斯多噶派哲学家、大名鼎鼎的塞涅卡（Seneca），还有一位就是一个星占学家。这三位“太傅”教到尼禄这样乖戾残暴的学生，算是倒霉透顶（塞涅卡后来就被尼禄处死）。
公元64年，正值尼禄在皇位上为所欲为的年头，又出现了一颗大彗星，引起风波，塔西陀记此事云：
这时在天空出现了一颗明亮的彗星。人们普遍认为这样的天象预示皇位将有变动。因此人们就开始议论谁将继位，就仿佛尼禄已经被废黜了似的。《编年史》，第471页。
可想而知，尚在皇位上的暴君看到这种情况必定怒火中烧。他所宠信的星占学家巴尔比洛斯（据认为即色拉西洛斯之子）也告诉他这是大为不吉的天象，将对皇帝不利，除非处死一些贵族，方才可望回转天心。这种说法正中尼禄下怀，于是下令逮捕和处死贵族，加给他们的罪名是企图谋害皇帝，另立新君。塞涅卡也被诬陷在内，难逃一死。尼禄对这位自己少年时的老师，只说念其旧日辛劳，赐他自尽，算是“皇恩浩大”了。
最后，还可以举一个反映对天象的迷信畏惧广泛存在于罗马民众中的事例：一场兵变出人意料地因一次月蚀而平息。此事发生于公元14年冬天，也是塔西陀所记：
这一夜形势极为险恶，预示第二天将会发生血腥的屠杀，但是偶然的事件却带来了和平。原来月色在澄明的天空中突然变暗了。士兵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便认为这正是他们当前情况的朕兆：这个光辉暗淡下来的星球正是他们自身斗争的象征，如果月亮女神能重新恢复皎洁的光辉，那末他们目前走的这条路将使他们达到圆满的境地。为了使月亮重新得到光辉，他们敲起铜器，并且把各种号角全都吹了起来……最后云层（？）把月亮完全遮住，大家就认为它永远沉没到黑暗之中去了。精神过分激动的人是很容易陷入迷信的，于是他们就哭泣起来，因为无穷的苦难在等待着他们，而他们所犯的罪过竟使得上天都不愿意再看他们了。《编年史》，第25～26页。
上面的记载中，罗马士兵们对天象的迷信、敬畏心理跃然纸上。顺便说一句，这则记载还颇有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士兵们在月蚀时为求月亮复明而敲打铜器和吹号的举动，无疑是一种禳祈巫术，而且与中国古代为月蚀所作的“禳救”仪式几乎完全一样。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31节 对于星占学的怀疑
对星占学的怀疑，早在帝国确立之前，在罗马人统治的希腊化世界里就已出现。比较明显的例子可以举卡涅阿德斯（Carneades），他是希腊的怀疑派哲学家，还是柏拉图（Plato）学园的首脑之一，于公元前156年作为雅典派出的官方使者来到罗马。他对星占学理论提出了认真的怀疑，主要的看法是：首先，要在婴儿诞生的那一时刻精确观测天象是很困难的，更不用说怀孕时刻了。不过我们看来必须承认，他这一点上其实是外行的批评——正如我们前面许多例子所反复揭示的，诞生时刻的天象常常是事后逆推的，当然也可以根据预产期而预先推算，而这些推算所需要的数理天文学知识，迦勒底人和古希腊人早已掌握得相当好了。不过卡涅阿德斯的下一项理由就显得非常有力：许多降生于同一时刻的人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气质和命运，而许多相同遭遇的人却降生于不同时刻。这项问难直到今天仍被那些星占学的初级批评者所引用，当然，在星占学家方面，从古到今，对此不乏种种辩护解释之辞。
古罗马著名的政论家、雄辩家西塞罗一直是对星占学持怀疑态度的。他曾去罗德岛，与信奉斯多噶派哲学的星占家波塞多尼奥斯（Poseidonius）交往（据说还成了此人的学生），又与我们前面说到的热衷于星占学的罗马执政官菲古卢斯友谊甚笃，但仍表示无法坚信星占学。西塞罗还在《论预言》（On divination）一文中对星占学提出八项具体的批评，其中包括“双生子”之类的老问题（双生子同一时刻降生而性格气质命运遭遇不同），以及一些新的疑问——在今天看来都不免幼稚。但此文仍被认为是早期罗马怀疑主义作品中特别冷静之作。
在罗马时代，许多对星占学的怀疑都是从哲学思考出发的。卢克莱修（Lucretius）在著名的长诗《物性论》（De rerumnatura）中宣传自由意志和灵魂有死（与肉体一同死灭），认为来自天球的影响不可能有机会发生作用。而普卢塔克（Plutarch）则认为人类有一种强烈的天性，愿意接受各种神秘的观念，他坚决认为不存在宿命（immutable fate），因而星占学也在应予坚决摒斥之列。塞涅卡将维吉尔称为“这个自诩为熟悉天体的人”，他在引用了维吉尔《牧歌》中“寒冷的土星沿其走向运行，炎热的水星在其轨道上前进”的诗句后问道：
从这类知识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是应当为土星与火星的对峙，或因在能完全看到土星的夜晚里却看不到水星而担忧呢，还是应当逐步懂得这些天体不论在什么位置都同样吉利，它们的位置是不会变更的呢？……如果是它们致使一切事件发生，那么仅仅熟悉一个不可改变的东西的过程又有什么帮助呢？如果它们能预示一切事件，那么预先知道自己无法逃脱的厄运又能怎样呢？塞涅卡（Seneca）《一个斯多噶派哲人的书简》，赵又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第185～186页。
按照斯多噶派的哲学，可以认为万事是前定的，塞涅卡上面的一系列疑问，也反映了这种观点。不过万事前定的观念，也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引伸出“预知厄运也无法逃脱”这样否定星占学的理论，但同时又可以如我们在前面谈到的那样直接引导到星占学理论中的“万事前定派”——只要认为厄运即使无法逃脱，能预知总比不知道好，星占学就仍然不会被排斥掉。
也有人从比较实际的角度批评星占学。例如法沃里努斯（Favorinus）就认为，星占学的预言通常总是宽泛不定，模棱两可，因而毫无意义，（不过并不总是如此，由我们在前面举出的一些具体例子可见，有些星占学预言是极为明确的）。他还作过旗帜鲜明的反星占学演说，据记载，他的结论是：
星占学家所预言之事，非吉则凶。若预言你吉庆有余，你将被徒劳无益的企盼弄得可怜可笑；若预言你在劫难逃，你又将被徒劳无益的恐惧弄得可怜可笑。……所以无论如何你不应该与那些自诩能预知未来的人掺和在一起。
当然，这种雄辩式的批判，听起来似乎理直气壮，但并不足以说服星占学家和星占学的信奉者们。
最后，有的人虽然在理论上对星占学持怀疑态度，但行动上未必如此。比如前面提到的恺撒，一向不信星占学，但他选金牛座星象作军团旗帜，有人认为与星占学有关。此外，至少有两种为他排算的算命天宫图，都预言他一生和平幸福，安享高寿，而他实际上却在中年遇刺身亡；这固然说明星占学之谬，但同时也说明这样的天宫图不会是事后附会的（否则其中必有凶兆以示星占学之灵验），那么也就可以推测，恺撒本人生前至少也不反对让星占学家为他算算天宫图，讲讲未来吉凶。又如奥勒利乌斯皇帝，他本人是罗马时代最重要的斯多噶派哲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