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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这套学说出发，又可以附会出许多名堂来。比如，日月和五大行星常在一些星占图册中被绘成人形，他们手中所持的器物也往往有一定之规：
日：老年王者，手持书册与权杖。
月：裸体女性，手持号角与火把。
水星：男子，手持囊袋和两条缠在一起的蛇。
金星：裸体美女，手持镜子与花卉，有时还头饰花冠。
火星：纠纠武士，顶盔披甲，手持军旗和利剑。
木星：常作猎人状，手持箭矢和杖。
土星：男子，有时还拄着拐杖，手中的镰刀是其特征。
在这类图形中，月与金星两女像是裸体的，其余各像则裸体或穿衣无一定，手持之物也可有些变动（参见图11）。而七位星神的强效之宫，总是用这些宫的固定图形符号绘在星神脚下。
由日月五星的形象，又附会出它们所对应的“德”（这里借用了中国古代的用法——“德”可以包括美德或恶德）。例如，在中世纪著名阿拉伯星占学家阿尔布马扎（Albumasar）的《大会合论》（De Magnus Conjunctionibus）一书中，木星被绘成一位学者模样，他所管的美德是“智慧”与“哲学”；而火星照例被绘成全身披甲、手持剑和盾的武士，他所管的美德，不出所料正是“坚定”与“勇敢”。
在中世纪星占学理论中，又有所谓“幸运车轮”之说。此说图11中世纪的“幸运车轮”。的实例见图11，该图出于一部公元1490年左右的抄本。图中从位于最高处的持剑武士开始，依顺时针方向旋转，依次代表日、月和五大行星：
火星：持剑披甲武士，
木星：持树枝的男子，
土星：持镰刀的男子，
月亮：持月裸女，
水星：持蛇者，
金星：持矢裸女，
太阳：捧日戴冠者。
图中最下方那个正在转动摇柄的带翼人，当然代表天使——他秉承上帝的旨意转动着宇宙间的幸运车轮。
按照“幸运车轮”的学说，七政星神“当值”于不同的时间，星占学家的能事就在于指导人们捕捉幸运的吉时，加以利用，则无往而不顺遂如意。这种想法其实与古代希腊、埃及、中国等处的“择吉之术”一脉相通，只是表现形式各异而已。至于婴儿降生时刻（或妇女受孕时刻）与此人未来一生的祸福穷通，当然也可以与“幸运车轮”联系起来。
在中世纪星占学理论中，有两个方面颇受重视：一是星占学与医学的关系，可名之曰“星占医学”；二是星占学与气象学的关系，可名之曰“星占气象学”。这两者都渊源久远，并不自中世纪始，但在中世纪中后期得到很大发展，直到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仍长期盛行不衰——事实上它们直至今日仍未绝响。对此将在本章以后几节中再论。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38节 预言种种
我们在本书导论中就着重指出星占学两大类型的主要区别——军国星占学预言国家大事，生辰星占学预言个人祸福。后者在西方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主流；但是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前者也找到更多机会得以有所表现。此外，沟通这两者的桥梁也不是没有，因为显然，对于帝王重臣个人命运的预言，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国家大事的预言。
各种各样预言的满天飞舞，构成中世纪欧洲星占学活动的景观之一。首先自然是关于帝王个人的，比如利奥·希伯鲁斯（Leo Hebreus）作了关于两位罗马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Benedict Ⅻ）和克雷芒六世（Clement Ⅵ）的预言；而星占学家穆尔斯（John de Murs）还为后一位教皇排算了“星占年历”（astrological calendar）。这种“年历”实际上是一份预言编年表，由星占学家根据其人出生时刻的算命天宫图，推算出此人今后逐年的祸福、健康、奇遇、注意事项等等，有时可以长达数百页。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如果星占学家为某人所排算的星占年历有多少年，就意味着此人能活多少岁，不多也不少——在此人死后的年份中，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关于此人的祸福可言。例如，相传开普勒为华伦斯坦（A。E。W。von Wallenstein）所排算的星占年历到51岁为止，而华伦斯坦竟恰在他51岁这年遇刺身亡（详见本书第八章）。
中世纪末期，英、法两国之间的“百年战争”（公元1337～1453年）也为星占学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关于某次战役的胜负、某某国王的死期、某某王位继承人的命运（这场战争的直接起因就是关于法国王位继承的争执）等，各种预言层出不穷。这些预言当然失败和成功者皆有之；而即使是成功的预言，有时也是星占学家表述预言时用模棱两可的技巧，或者“事后诸葛亮”式的附会所致。
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应该忽视，在这样的一片预言声还有着某些以准确的数理天文学计算为基础的预言，这些预言确实有着天文学意义。这方面可以举埃斯钦丹（John Eschenden）为例，他是一位英格兰星占学家，著述甚丰，写过不少星占学著作。在他的著作中预言了1345年3月20日的月全蚀，还有同年发生的火星、土星、木星这三颗外行星的“合”（此时三星处于天球上同一方位，光芒迭加，极为明亮，是不常见的天象）等。这些预言当然必须以准确的数理天文学计算为基础才行。不过，这位埃斯钦丹毕竟是星占学家，他推算这些天象，最终目的是预言人间的事务。他所预言的事包括人与兽的疾病、死亡、战争、严寒、雨雪、狂风、庄稼虫害、寒暑无常、伟人的降生、教会的腐败等。这就很有一点军国星占学的味道了。
要论中世纪关于人类国家大事的预言，其中最重大的，或许当数星占学家们对于那场席卷全欧洲、几乎像世界末日来临的黑死病的预言。这要到本章关于“星占医学”那一节中再详论。
总之，直至公元14世纪末，欧洲各国的宫廷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星占学家而运作。法兰西、不列颠、德意志、波希米亚……，各地的宫廷无不如此。君主们需要星占学家的智慧（许多星占学家的确是有大智慧之人）和预言，他们让星占学家提供咨询，充当顾问，甚至直接参与机要，委以重任。与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相比，星占学家和他们的星占学，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知识体系中的地位，都没有下降，甚至还颇有上升。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39节 星占学与天文学及气象学之关系（1）
一、纯天文学研究的端倪
我们在前面说过，古代的天文学和星占学始终是一家——即使古希腊原来的天文学算是一个例外，它也随着迦勒底星占学的传入而“失身”于后者了。在中世纪，这两者分道而行，“划清界线”的时代尚未到来。但是这方面似乎已显露出某种端倪，值得稍加注意。
康切斯（Conches）地方的星占学家威廉（William），活动于公元12世纪中叶，早年广泛游历各地，后来进入宫廷作王子的太傅——他的学生就是后来的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HenryⅡ）。据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位威廉是第一个试图确定天文学与星占学两者之间区别的学者。他援引被他视为权威的某些说法，认为行星的运行有着三种状态：神话的、星占学的、天文学的。第一种状态，只能求之于希腊神话中，可存而不论。他对星占学与天文学所作的区分是：星占学家关心的是天象所兆示的未来（“将要如何”），而不在乎天象的精确程度如何；天文学家关心和研究的是天象的现状（“此刻如何”），而不在乎天象此后的变化。
这位威廉毕竟是个星占学家，他对星占学家关心对象的陈述是内行的；但是对天文学家——那时有没有这种人还大成问题——关心对象的陈述，现在看来当然是大大外行了。其实预先推算未来天象，对天文学家来说更为重要，因为这是检验、修正理论模型的惟一可行途径；如果预推结果与实际观测不符，说明模型尚需改进，反之，若两者相符，则说明模型成功。这从托勒密到哥白尼，再往后到开普勒、伽利略、乃至牛顿，无不如此。这一层思路，在威廉的时代当然无从领悟，我们也不能苛求于他。
但是，威廉还有过某些几乎可以说是略带天体物理学味道的想法，似乎更可注意。例如，他相信行星确实控制着自然界和人体的状况，理由是：天体（行星——包括太阳和月亮在内，我们在前几章已谈到过这种西方古代的习惯用法）加热了地球上的大气层，后者又转而加热了水，而这对所有生物都会产生影响。如果考虑到威廉所说的“天体”中包括太阳在内的话，那他可以说已经稍稍接触到真理的边缘了。当然，在这方面他同样还有许多荒谬无稽的说法。
威廉的上述一些想法，在那个时代虽然也未必是绝无仅有的，但至少是不多见的。此时距离现代天文学的确立尚有几个世纪，离天体物理学的时代更远。总的来说，天文学仍是和星占学走在同一条路上，不分彼此。
二、星盘与天体测量
星盘是西方古代最基本的天体测量仪器之一，同时也是星占学家手中不可或缺的器物。这种仪器在中世纪广泛流行于西方各国，阿拉伯人制造的星盘尤为著名。
可以肯定，星盘是古希腊人的发明创造。传说中的发明者有希巴恰斯、阿波罗尼奥斯等人，但缺乏足够的证据。最早留下关于星盘的记载，可能要数托勒密的《至大论》，他在其中用了整整一节篇幅，专门详细描述了星盘的构造和使用方法。Almagest；V；1。他并未明确表示这是前人的创造还是他本人的发明。但是他描述的星盘构造，已与后世所见实物非常吻合。
关于现存古代星盘实物中，哪一具年代最早，西方学者有一些不同说法。有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