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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占医学最主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天上黄道十二宫与人体各部位的对应。表现这种对应的图画，在西方古代星占文献中十分常见。这种被称为“人体黄道带”的图，是医生诊所中常备之物，医生们据此推知不同治疗手段在不同时刻的宜忌。
在西方古代传统的疗法中，放血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名堂。千年相传，每病必用——无论什么病，给病人放掉一点血，被认为会有助于病情的好转。而由今天的医学常识可知，在很多情况下这样做对病症毫无作用，甚至还会雪上加霜。幸好由于星占学与放血的密切关系，才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放血疗法的危害，因为放血必须依据黄道十二宫的天象来决定可行与否。图16就是一张用星占学作解释的放血用人体图，人体从头至脚盘踞着各种神像，表明黄道十二宫与人体的一一对应。而当太阳运行在图16指导放血用的“人体黄道带”。12方柜中注明了相应各宫的宜忌。如下各宫时，不能放血：
金牛宫
双子宫
狮子宫
室女宫
摩羯宫
对人体的不同部分施行不同的治疗及手术时，也要参照图16中所对应的天象或时刻（时刻就是通过天象的变迁反映出来的），加以选择后方能定夺。
前面提到过的所谓“危险期”理论，也与“人体黄道带”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对医生的指导原则。例如，在杰弗里（Geoffrey）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如下类型的告诫：
月亮运行至金牛宫，则颈上之伤必危险！
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毫无道理。但是我们也不应否认古人在借助迷信、魔法、巫术等方式苦苦摸索时，也会有“歪打正着”之处。比如放血，假如本属有害，但因迷信太阳在某某宫时不能放，结果未放，倒反而有利于病人了；警告颈上之伤危险，也是有益无害。
日、月和五大行星，也可以与人体各种器官对应，这同样为医生们提供指导原则。例如在帕拉塞尔苏斯的《评论书》中，可以看到如下的具体论述：
医学在于星辰的意志之中，它被星辰所引导和指点：
属于大脑的东西被月亮引向大脑；
属于脾脏的东西被土星引向脾脏；
属于心脏的东西被太阳引向心脏；
同理：
水星将属于肾脏的东西引向肾脏；
木星将属于肝脏的东西引向肝脏；
火星将属于胆汁的东西引向胆汁。
不仅这些器官的情况是如此，所有无法在此提及的器官也尽皆如此。
黄道十二宫、日、月和五大行星，除了与人体器官等对应外，它们也在星占草药学中与各种植物相对应。有十二种与黄道各宫相对应的草类，还有三十六种分配给炼金术和星占学的植物。一些药物则与日、月、五大行星相联系，特定药物被认为必须在特定的日子和时辰采集，方才有效，例如：
星期日：榛树、油橄榄树；
星期一：芸香、三叶草、芍药、苣荬菜；
星期二：马鞭草；
星期三：长春花；
星期四：马鞭草、长春花、芍药、金链花、委陵菜；
星期五：苣荬菜、曼德拉草、马鞭草；
星期六：草花、车前草。
以上种种与星占医学有关的理论，都曾在中世纪及以后一段时期流行于欧洲。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43节 星占学与14世纪的黑死病
在欧洲历史上，黑死病（Black Death，有时亦用plague一词）令人闻之色变，惊恐万状。这是一种传染极快的鼠疫，关于其症状之可怖，中世纪末期的文献留下了许多记载，这里仅举圣方济各修会会士皮亚扎（M。Piazza）所记，描述1347年此病肆虐于威尼斯城的情景为例：
因为这种恶疾是借助呼吸道传染的，故当人们交谈时，即从一人传染至另一人。所有患者皆感觉剧痛难忍，有的人浑身颤抖；结果臂部及股部皆会呈现豆核状脓疱，它们感染并贯穿至体内，至使患者猛烈吐血。此种可怖症状医治无效，持续三日后即告死亡。不仅与患者交谈可招致死神，就是从患者那里买到、接触到、拿到任何东西，都能受传染而死。A。Castiglioni：A History of Medicine；New York （1947），p。355。
据研究，黑死病最初大约在1333年发生于亚洲内地，然后迅速向西传播，十余年间席卷全欧，西亚、印度、英伦三岛等处也未能幸免；直至1353年之后，势头才逐渐衰减下去。
如此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当然是星占学家和星占医学家“责无旁贷”的研究题目。他们的研究、讨论对于那场黑死病本身当然不会有任何作用，但在今天看来则不失其文化史史料的价值。星占学家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对黑死病的先兆进行讨论，并对疫情作出星占学的解释。谈论先兆时，当然免不了许多“事后诸葛亮”式的说法，但也有被承认为事先就预言了黑死病的——这其实并不奇怪，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时疫”、“疾病”之类，原是星占学家经常预言的项目。
莫（Meaux）地方的杰弗里，就是被认为预言了黑死病大流行的星占学家之一。据说他依据的朕兆是1315年和1337年先后出现的彗星，以及1325年出现的木星与土星之合（conjunction）。杰弗里是亲身经历过黑死病灾难的人，浩劫余生，事后他自然免不了又要大做文章，对黑死病之劫作星占学解释。他曾在牛津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写下了一些讨论黑死病的论著。据他说，是由于黄道十二宫中宝瓶宫界内亮星较少，所以死于黑死病的下层民众较多而贵族较少（其实多半是因为贵族的生活卫生条件较好，不易受感染之故）；他又认为，1337年出现的彗星（黑死病的先兆之一），是火星与土星在双子宫中所生——这种认为彗星可以由行星“生”出来的观念，倒与古代中国一些星占学家的看法不谋而合。
然而在当时，更多的人似乎相信1345年发生的一次奇异天象才是黑死病的征兆——其时黑死病已开始席卷欧洲，故与其说是先兆不如说是象征。这年3月24日发生了三颗外行星的合，即火星、木星、土星运行到同一方位，三大行星的光芒叠加，看起来异常明亮耀眼，这确实是不大常见的天象。当时的星占学家，如埃斯钦丹、肖利亚克（Guy de Chauliac）等人，都在他们的著作中注意到了这一天象。
也有一些学者在丧生于黑死病病魔之前，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情景，写下了有关的著作。星占医学家福利尼奥就是这样的例子之一。当黑死病袭击意大利佩鲁贾城（Perugia）时，他奉佩鲁贾大学之命撰写有关黑死病的论文。他认为这场浩劫与前不久发生的日月交食和土星与火星之合有关。1348年他自己也死于黑死病。这些星占学家和星占医学家的著作，对于当时人们抵抗病魔虽然很少有直接帮助，但他们根据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留下的记载和描述，对于医学界来说却是异常珍贵的历史资料——这种可怕的大传染病毕竟不是经常可见的（幸而如此！）。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44节 知识界代表人物之星占学观
说到中世纪欧洲知识界的代表人物，无论如何总离不开教会人士。对于教会人士特别是两位“圣徒”圣奥古斯丁和圣阿奎那对待星占学的矛盾意见，我们在本书第五章中已经谈到过一些。但为了叙述起来完整和方便起见，在这里也将再补充一些有关内容。
前面说过，教会人士对于星占学的态度，一直有两派，而教廷对此也不作什么明确的裁决，使得神学家们对于星占学究竟是排斥还是接受，长期处于两可之境。这一状况，大约到了13世纪末、14世纪初，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主要是罗马教廷决定采用大阿尔伯特和圣阿奎那师徒所构建的神学体系作为教会钦定的官方哲学而带来的结果。以1323年宣布阿奎那为“圣徒”为标志，星占学正式在教会的官方神学体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为此有的西方学者认为，13世纪是星占学史的大转折，因为教会此后不再排斥星占学，这种说法虽然不无根据，但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不要忘记，坚决排斥星占学的奥古斯丁（Augustine）至今仍是教会的“圣徒”，他的学说也从未受到教会官方的否定。其实这种现象丝毫不奇怪，古往今来，那些诉诸权威、迷信手段以令群众信从的权力集团，他们的理论在历史面前，总是这样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的。
“圣徒”之师、被教会宣布为“有福者”的大阿尔伯特（公元1193～1280年），几乎没有写过什么专门谈星占学的著作，他对星占学的态度，主要见于他的神学论著中。他和许多人一样，相信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运行会影响地球上的人间事务，这一观点在他的著作中，以间接的或直接的方式反复出现。他也承认人有自由意志，但他断定，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星占学家，可以根据降生时刻日、月、五大行星在黄道上的位置，预言这个婴孩的一生——不过是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他还断言，一旦一个星占学家预言了某人的生平祸福，事实往往真会如预言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不仅日、月和五星对此人的影响有其特殊之点（已由星占预言揭示），而且还会使此人克服某些由其双亲所赋予但得不到星辰支持的气质。
当时一些星占学家发现，对星占学的威胁不是来自教会，而是来自那些将星占学说成是与基督教神学相冲突的论点——如果这种论点广泛传播，教会就可能改变对星占学的接纳态度。有一本名为《天文瞭望》（Speculum astronomiae）的书，约出版于1277年，被归于大阿尔伯特名下，就是特别致力于驳斥上述论点，而力证星占学与神学相容相洽的。书中列举了很多作者所不赞同的观点，再加以答�